本文從考察古希臘與中國先秦漢初的“學派”觀念入手，比較異同，分析其通約性結(jié)論，指出學術(shù)師承淵源和學術(shù)宗旨，是我們考察“學派”的兩個重要視角，而且學術(shù)師承淵源更重要。進而分析“思孟學派”這個名稱，指出從“學派”義例來看，孟子并不認同子思，子思學派與孟子學派是并列的;“思孟學派”這個名稱只適宜于著重考究子思的思想，以及孟子因襲其說的部分。

【摘 要】：本文從考察古希臘與中國先秦漢初的“學派”觀念入手，比較異同，分析其通約性結(jié)論，指出學術(shù)師承淵源和學術(shù)宗旨，是我們考察“學派”的兩個重要視角，而且學術(shù)師承淵源更重要。進而分析“思孟學派”這個名稱，指出從“學派”義例來看，孟子并不認同子思，子思學派與孟子學派是并列的;“思孟學派”這個名稱只適宜于著重考究子思的思想，以及孟子因襲其說的部分。

【關(guān)鍵詞】：學派、名哲言行錄、子思、孟子、思孟學派

在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先秦以及后世的各種學派，是一個研究重點。“學派”之名，后世才出現(xiàn)，如宋黃仲元撰《四如講稿》卷一說：“于時有湖學，有浙學，有江西學派”。這表明，“湖學”、“浙學”，是和“江西學派”相近的學派名稱，可以發(fā)現(xiàn)“X學”這種稱謂學派的名稱，來源更早。“學派”之名，后世沿用，一直到近現(xiàn)代。因此，在研究先秦漢初諸子時，人們就將“學派”這個名稱使用上了，像商鞅學派、稷下學派，思孟學派等等。

當然，對于先秦諸子還有使用“六家”、“九流十家”來描述的傳統(tǒng)。余嘉錫先生指出：“向歆班固條別諸子，分為九流十家。而其間一人之書，又自為一家……學有家法，稱述師說者，即附之一家之中……其學雖出于前人，而更張義例別有發(fā)明者，即自名為一家之學。”[1]大致說來，先秦子書多為學派著作的集合[2]，“子”是“家”的代表(“家”又或稱“氏”)，舉一“子”可以賅括一“家”，“九流十家”之“流”和“家”應(yīng)該看作“百家”上面一層的綱目名稱[3]。所以，今人所使用的各種“學派”名稱，能不能適用于先秦漢初時期，還需要研究。像“思孟學派”之有無，就引起過較大爭論，被寫入思想史、哲學史著作之中，作為專題討論。

類似的爭論，往往難以得到最后的結(jié)論。因為今人所稱呼古代學派的名稱，有的并沒有古代的依據(jù)，但是尚合乎義例，如上述“商鞅學派”，若依《商君書》來看，就合乎余嘉錫先生的歸納;而“思孟學派”，雖可以說有宋以后理學家的“孔、曾、思、孟”之道統(tǒng)作為一定的依據(jù)，但是卻缺乏明確的定義。所以爭論雙方雖稱呼同一“學派”，但可能卻是各執(zhí)一詞，所說各異，這當然不能夠得到結(jié)論。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名稱，都先有明確的定義，許多也只不過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稱呼。比如“商鞅學派”，先前本沒有這個名稱，目前好像也沒有專門的定義(雖然仔細推究起來，如果按照余嘉錫先生的歸納，這個名稱的外延似乎比較明確)。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或許可以考察一下東西方的情況，看能不能找到相近似的例子，或者歸納出可以通約的學派的特性。限于學力，下面主要考察古希臘和后來西方哲學史上的情況。

一

在古希臘，有不少哲學流派，人物所屬學派之劃分，也一直是一個比較復(fù)雜的問題。他們有一些與古代中國相類似的情況，比如畢達哥拉斯學派有與中國古代學派相近似的學派著作皆推本先師的習慣;柏拉圖的作品也多托為蘇格拉底與人之對話，雖然亞里士多德和色諾芬的敘述、后人的研究，已經(jīng)可以大體考見蘇格拉底與柏拉圖之間的區(qū)別，但是一些被認為是偽作的柏拉圖對話，也可能是柏拉圖的弟子后學托名柏拉圖而作，可以視作柏拉圖學派的作品——這一點，西方學者似乎較少措意。

在古希臘，有別立宗旨而仍舊歸在一個學派之內(nèi)者。如所謂“米利都學派”，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對于“始基”的看法根本不同。在古代中國，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當時儒、墨早已分化，但是儒、墨之稱卻很通行，就是因為其分化之后的派別之間雖然互相批判儼若水火，但在別人看來，學術(shù)宗旨終究相去不遠。不過，雖則三墨之學可能仍存于《墨子》之中，但是別立宗旨者多自成一家，如《關(guān)尹子》、《韓非子》之于《老子》、《荀子》。

后來第歐根尼·拉爾修的《名哲言行錄》對于希臘哲學流派作了一個總結(jié)，介紹了一些學派及其代表，并在《序》中專門討論了學派問題。他的言論，對于我們的研究有一些借鑒作用。比如他說：

有些學派的名稱來自城市，如埃利斯派(Elians)和麥加拉派(Megarians)、埃雷特里亞派(Eretrians)和昔勒尼派(Cyrenaics);有些來自所在地方，如學園派(Academics)和斯多亞派(Stoics);有些來自偶然的境況，如逍遙派(Peripatetics);有些來自為人嘲弄的綽號，如犬儒派(Cynics);有些來自性情，如幸福論者(Eudaemonists)或幸福學派(Happiness School);有些來自他們所抱持的一種自大信念，如真理的愛好者(Truth-lovers)、駁斥主義(Refutationism)、類比推論者(Reasoners from Analogy);有些來自他們的老師，如蘇格拉底派(Socratics)、伊壁鳩魯派(Epicureans)等等;有些因他們考察自然而得到物理學家(Physicists)的名稱，另一些則因他們討論道德而被稱為道德學家(Moralists);而那些專門從事言辭把戲的人就是時髦的辨證論者(Dialecticians)。[4]

上述名稱雖主要圍繞著蘇格拉底，但是基本上可以表明，古希臘學派的來源，有根據(jù)城市、所在地、偶然景況、綽號、性情、信念、老師、研究對象等不同。而在古代中國，筆者淺學所見，據(jù)城市者有“洛學”，“永嘉之學”等，據(jù)所在地有“東林黨”，據(jù)信念有“輕物重生之士”[5]，據(jù)老師有“墨者”，據(jù)研究對象有“名家”。這說明，古代中國和希臘的學派，有著相近的情況。

但是，上舉“輕物重生之士”、“墨者”、“名家”這幾個名稱，見于先秦漢初，而“洛學”，“永嘉之學”、“東林黨”之名，則在宋以后?！肚f子·天下》篇雖有“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的“鄒魯之士”，用來指儒生，但是這個名稱是地域之名，不是城市。而且，他們雖是儒生，但是師承卻可能不同，未必皆可稱為孔子之徒。因為上引《天下》篇前一句是“其明而在數(shù)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而《呂氏春秋·當染》載平王使臣史角往魯講郊廟之禮，被魯惠公留在魯，“其后在于魯，墨子學焉”，而《淮南子·要略》說“墨子學儒者之業(yè)，受孔子之術(shù)”，墨子或曾請教于史角后人?？梢娻u魯之士，未必有統(tǒng)一的師承授受淵源。

而古希臘以城市名命名的埃利斯派、麥加拉派、埃雷特里亞派、昔勒尼派，基本上都有師承淵源，各學派有比較接近的思想傾向，且它們曾被歸入“小蘇格拉底派”。不過，古希臘哲學中，也曾有過“伊奧尼亞學派”和“意大利學派”這樣以較大的區(qū)域命名的稱呼，后者曾見之于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第歐根尼·拉爾修也是把泰勒斯和畢達哥拉斯分別作為這兩派的首領(lǐng)，來為古希臘哲學家排系譜[6]。但是因為赫拉克利特所住愛菲所城邦也屬于伊奧尼亞地區(qū)，而愛利亞學派也在意大利，所以，后人多放棄了“伊奧尼亞學派”和“意大利學派”這樣的稱呼(而亞里士多德則是先舉“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原理，后稱“意大利學派所稱‘無限’”[7]，比較明確。這對于我們進行思想史、哲學史研究是有啟發(fā)意義的——除非意義明確，否則我們最好放棄使用“楚學”、“齊學”、“魯學”這樣的稱呼)。像第歐根尼·拉爾修所提到的希波伯圖就已經(jīng)是這樣了：

希波伯圖在其著作《論哲學流派》(On Philosophical Sects)中宣稱，共有九個派別或?qū)W派，其排列如下：(1)麥加拉派;(2)埃雷特里亞派;(3)昔勒尼派;(4)伊壁鳩魯派;(5)安尼凱里派;(6)塞奧多洛派;(7)芝諾派或斯多亞派;(8)老學園派;(9)逍遙派。他略去了犬儒派、埃利斯派和辨證派;至于皮浪派，因為他們的結(jié)論是如此不確定，以致幾乎沒有任何典據(jù)家承認他們是一個派別;有些人則在某些方面承認他們的主張，但在另一些方面則否。然而，看來他們?nèi)耘f是一個派別，因為我們使用這樣的評判標準：在面對事物現(xiàn)象時，那些在態(tài)度上遵循或看上去遵循某種原則的人就成其為一個派別;根據(jù)這個理由，我們稱懷疑派為一個派別應(yīng)當能夠得到辯護。但是，如果我們希望用“派別”這個詞來理解一種支持連貫一致的肯定教義的偏見的話，他們就不能被稱作一個派別，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肯定的教義。[8]

希波伯圖沒有給因性情、信念、研究對象而得名的學派留下位置，第歐根尼·拉爾修在后來具體敘述中，基本遵循了這個原則。這一點，對于我們研究古代思想史、哲學史也是有啟發(fā)的。我們曾指出：我們現(xiàn)代人是在運用“墨家”、“陰陽家”這樣格式化的思維原型在思考問題，在利用他們艱難地與兩千多年前的人“對話”;而事實上是，這些疏闊的“話語”，也把我們套牢了，仿佛離開了它們，我們又無法“說話”……相對而言，“百家”的“家”用的是本義，“六家”的“家”則是引申義……將“六家”、“九流十家”作為我們討論先秦秦漢思想史時基礎(chǔ)“話語”、思想原型的狀況，有必要做出改變了[9]。參照古希臘的情況，我們更應(yīng)該從“百家”學派這個角度來考察先秦漢初的哲學思想。

上引文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希波伯圖使用了“派別或?qū)W派”，而第歐根尼·拉爾修試圖為“派別”下定義：“在面對事物現(xiàn)象時，那些在態(tài)度上遵循或看上去遵循某種原則的人就成其為一個派別。”“派別或?qū)W派”，所用英語是“Sect”和“School”。這兩個詞，英譯者在導論中說：“在我們談及哲學‘派別(school或schools)’的地方，希臘人更愿意講哲學家的‘師承(succession或successions)’”[10]。因為中國的“學派”和“派別”這個詞的區(qū)別越來越小，西方的“Sect”和“School”也有類似情況，所以中譯者既用“派別”翻譯“Sect”，又用它翻譯“School”。因此，上述第歐根尼·拉爾修對于“派別”的定義，也可以說適用于“學派”。這個定義顯然是從思想傾向這個角度出發(fā)的，似乎沒有照顧師承淵源。但是考慮到希波伯圖所述派別已經(jīng)包括了一定的師承因素在內(nèi)(當然，關(guān)于一些師承關(guān)系的古代記述，尤其是第歐根尼·拉爾修的記載，后人也有懷疑者)，英譯者也強調(diào)希臘人更愿意講哲學家的“師承”，所以我們可以說第歐根尼·拉爾修對于“學派”的定義，應(yīng)該已經(jīng)隱含了師承淵源這樣一個前提。我們曾指出：戰(zhàn)國時的諸子，很明顯地更重視有學術(shù)師承淵源的學派這一意義上的“家”……延續(xù)的師承淵源，是和獨特的思想觀念相一致的……學術(shù)師承淵源比思想宗旨更為重要，因為師承一定，那么學術(shù)宗旨也就能大體接近，雖有變化而不遠[11]。因此，從古代中國和古希臘來看，學術(shù)師承淵源和學術(shù)宗旨，是我們考察“學派”的兩個重要視角。而且，學術(shù)師承淵源更重要。

其后的古希臘——西方哲學，承接“辨證派”、“懷疑主義”，在中世紀、近現(xiàn)代西方哲學中，更多的則是“唯名論”、“唯實論”、“實證主義”、“實用主義”、“實在主義”這樣表示信念的名稱，從其說者被稱為“XX論(主義)者”，表明哲學的發(fā)展越來越概念化。這和我們考察中國思想發(fā)展的結(jié)論相近：“百家”早于“六家”，“六家”僅是談?wù)搶W術(shù)思想中，有關(guān)于治國的六個重要的思想取向……某一思想家或流派可能會同時出現(xiàn)若干個思想傾向[12]。

二

近現(xiàn)代西方哲學史上，既有“馬堡學派”、“弗萊堡學派”、“維也納學派”、“牛津?qū)W派”、“法蘭克福學派”等以城市或所在地命名的學派;也有“馬赫主義”這樣來自創(chuàng)始人、老師的學派名稱。在中國，宋以后有“洛學”，“永嘉之學”、“東林黨”這樣以城市或所在地命名的學派，也有“王學”這樣來自創(chuàng)始人的名稱，還有“理學”、“心學”這樣以概念命名的名稱。

這樣的一些名稱，稍微考究其內(nèi)涵和外延，我們是比較容易明確其意義的。但是在近現(xiàn)代的思想史、哲學史研究上出現(xiàn)的一些新名稱，我們卻很有厘清的必要。下面著重討論一下“思孟學派”這個名稱。我們的原則是，既照顧到中西方對于“學派”含義的通約部分，又考慮到中國的特殊性。

考“思孟學派”之名，當來自于“思孟”。其關(guān)鍵，就在于《荀子·非十二子》中的一段話：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tǒng)，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后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這里將思孟和五行聯(lián)系了起來。我們知道，宋儒表彰孔曾思孟的道統(tǒng)(也有作“孔顏思孟”者)，雖將思孟并題，乃至有說“孔曾思孟之學”(或作“顏曾思孟之學”)者，但是多重道統(tǒng)之義，也因此而批評荀子。

后來也出現(xiàn)了“思孟之學”這樣的名稱，如明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三十一評論蘇軾的《子思論》，說：“雖非知思孟之學者，而其文自圓。”蘇軾論辨思孟之異同，說：“子思論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于圣人之道，孟子取必于天下之人，故夫后世之異議，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后知子思之善為論也。”講論子思和孟子的不同，由此來看，茅坤所說“思孟之學”，可能未必指思孟學派。

明馮從吾《少墟集》卷十四《論荀卿非十二子》說：“卿妄以道自任，眀知思孟之學，故為排之，以自繼仲尼之統(tǒng)。不知有此一念之勝心，而已不可與入道矣，何足為思孟損益哉。”這里針對《非十二子》立論，所以這個“思孟之學”頗有“思孟學派”之義。

后來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書》中《儒家八派的批判》這一篇里，跟隨章太炎先生之說，討論了思孟五行的問題。侯外廬等先生則在《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中，正式提出了“思孟學派”這個名稱。1973年底發(fā)現(xiàn)了長沙馬王堆帛書《五行》后，1974年刊出的帛書概述，指出“作者是子思、孟軻學派的門徒”[13]，正式確立了思孟學派及其文獻。龐樸先生隨之回顧了章太炎、梁啟超、顧頡剛等人對于思孟五行的不同態(tài)度，根據(jù)《五行》與《孟子》的關(guān)系來討論問題，他提到：“以公認可以作為思孟學派資料看的《孟子》七篇作根據(jù)，看看佚書同《孟子》有無思想上的源流關(guān)系，佚書的五行說是否來自《孟子》”[14]。但是后來出版的帛書《五行》釋文，則只談孟軻學派[15]。其后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發(fā)展史》，則不同意先秦有思孟學派。他們雖然承認“從孟子對曾子和子思的推崇看，孟子和曾子子思有師承關(guān)系，是可能的。”但是認為“孟子的思想體系是在繼承孔子思想的基礎(chǔ)上加以創(chuàng)新的，這種繼承關(guān)系在《孟子》中是有確鑿證據(jù)的。從《孟子》中卻看不出孟子和子思有思想繼承的關(guān)系。因此，說先秦有思孟學派的主張，就缺少證據(jù)了。”[16]

此后的相關(guān)討論還有不少，尤其是1998年《郭店楚墓竹簡》出版之后，竹簡《五行》有經(jīng)無說，引發(fā)了更多的討論。筆者對相關(guān)結(jié)論有過綜述，并根據(jù)鄭玄注中所保存的文獻材料，說明仁義禮智圣五行說的思想淵源來自孔子。荀子以之為子思首創(chuàng)，應(yīng)該是正確的。所謂“孟軻和之”，主要見于《孟子》中的仁義禮智“四端”說。仁義禮智圣五行說所依據(jù)的理論基礎(chǔ)是后來式微的尚土的五行說，因此在后世遭受到了理論危機[17]。不過日本學者池田知久先生認為《五行》的年代很晚，在對全文進行譯解的基礎(chǔ)上，有詳細的討論，批評龐樸先生的證據(jù)，認為《五行》晚至漢代。此說影響較大。但是筆者認為池田先生的論證前提存在一定的問題[18]。后來陳來先生提出《五行》經(jīng)文為子思作，說文為孟子作之說[19]，但似乎未能有堅強的證據(jù)。

可是，即便《五行》的問題明確了，是否存在“思孟學派”，卻依然是一個問題。有學者嘗試拉長子思的生年，但仍然無法使思孟上下相接。郭沂先生則提出《孔叢子》等文獻中的孟子車非孟子[20]——這樣一來，所謂的思孟學派，就成了子思孟子車學派了。因此這個觀點雖然新穎，但已不是此處要討論的問題了。

宋代王應(yīng)麟曾釜底抽薪，認為荀子沒有批判過思孟：

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說以毀圣賢。當以《韓詩》為正。[21]

但是陳靜先生指出：王應(yīng)麟的考辨文字有一個不太準確的暗示，好像荀子所非的十二子里去掉子思、孟子，就是《韓詩外傳》的十子。其實不是這樣?！俄n詩外傳》所非的十子，除了沒有子思、孟子，還沒有它囂、陳仲、史鰌，而多了范雎、田文，莊子。也就是說，《非十二子》所非的對象有五個沒有出現(xiàn)在《韓詩外傳》中，而多出了另外三個《非十二子》里沒有的人物。這樣減五增三，構(gòu)成了《韓詩外傳》的十子，并不是《非十二子》里去掉子思、孟子而成十子[22]。不過陳先生從文體、稱呼兩個角度上，認為《荀子》批判思孟存在一定問題，懷疑是后人附益，認為：就思孟學派的名稱而言，這是一個現(xiàn)代名號，這個名號表達了一個淵源有自的理解傳統(tǒng)。如果認為思孟學派直指先秦某一時段的思想事實，而忽略這一名稱蘊涵的歷史建構(gòu)過程，是不準確的[23]。

筆者同意陳先生從理解傳統(tǒng)上考慮“思孟學派”的成立。但是正如陳先生所指出的，揚雄所見的《荀子》書中，當已經(jīng)有了批評思孟之文，所以荀子或者其后學批評思孟，是很有可能的。而且筆者認為，現(xiàn)代名號如果合乎一定的義例，施之于古，也有一定的可行性。

那么，“思孟學派”這個名稱到底合不合義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