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亞總理扎伊丹9月17日到訪倫敦，就利比亞安全問題向英國首相卡梅倫尋求支持未果。兩天后，包括卡扎菲次子賽義夫在內的利比亞前政府38名官員陸續(xù)受審，但這絲毫無助于該國的維穩(wěn)進程。9月11日，美國駐班加西領事館遭襲一周年，利比亞外交部班加西分部發(fā)生爆炸事件，約10人受傷。次日晚，毗鄰阿爾及利亞的利比亞邊境小鎮(zhèn)迪拉杰爆發(fā)武裝沖突，造成4名邊防軍士兵和7名部落武裝人員死亡。

在內戰(zhàn)結束兩年以后，利比亞的安全環(huán)境沒有好轉跡象，反有局部激化和惡化的趨勢。利比亞總理扎伊丹認為，暴力事件頻仍同內戰(zhàn)結束后大量武器落到地方武裝力量手中有關。為加強國家軍隊建設，利政府已經向國會提交了從土耳其購買2萬支G3突擊步槍的申請，還從俄羅斯接收了10輛BMP-3型戰(zhàn)斗裝甲車，并在尋求購買武裝直升機。然而，解決利比亞安全困境的根本不在于武力彈壓，而在于如何建立一個協(xié)調制度，妥善解決游擊隊問題。

復雜的安全形勢

2011年9月~10月，以聯(lián)合國通過的決議和利比亞宣布全國解放為標志，利比亞的沖突后重建正式啟動。至今，利比亞的政治重建相對順利，基本上按照過渡委承諾和國際社會要求按部就班地實現，經濟重建有波折但總算能化險為夷—一度被罷工工人和民兵占據的港口和油田已經開始恢復生產了，但是安全重建進展緩慢。

利比亞當前的安全困境，表現在地方、國家和區(qū)域三個層面：首先，地方（尤其是革命的中心城市和熱點地區(qū)）治安事件層出不窮，不同派別的游擊隊和民兵組織之間時常擦槍走火。在后卡扎菲時代，主要威脅來自內戰(zhàn)中崛起的“革命組織”。許多“革命組織”搶劫財物，設立關卡，私自逮捕和扣留犯罪嫌疑人，制造爆炸事件，占領機場和油田，走私武器，襲擊軍警，甚至公然圍攻政府機構（今年4月和7月，外交部和內政部先后被“圍”），要挾政府。著名的國際危機集團對利比亞安全形勢的月度評估表明，自2011年12月以來，安全形勢幾乎都是惡化或者沒有根本好轉。

在國家層面，針對外國人（尤其是領館和使館）的各種恐怖襲擊日益猖獗，政府無力保護在利外國人的安全，外國政府和機構紛紛加強其安全防范，并陸續(xù)將其人員撤出該國。2012年6月到8月，米蘇拉塔和班加西曾先后5次發(fā)生針對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暴力行為，而從2012年6月到2013年9月，多國領館和使館及其外交和領事人員也先后遭到不同程度的武裝襲擊。這些襲擊雖然規(guī)模并不是很大，但反映利比亞安全治理的缺失，損害了利比亞的國家形象。不少外國公司（如BP）也開始從利比亞撤出工人，以防不測。

就中東地區(qū)層面而言，利比亞的動亂局勢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外溢效應。2011年以來，由于利比亞當局無力保證其邊境的安全，因此，該國與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和尼日爾等國的交界地區(qū)從來沒有完全平靜過。利比亞南部與尼日爾接壤，該地區(qū)被稱作多孔的邊界，其非法越界和走私據說已有2000年的歷史，現在更為猖獗。利比亞戰(zhàn)爭爆發(fā)后，大量卡扎菲招募的圖阿雷格軍人重返馬里，加劇了馬里北部的叛亂，最后迫使法國和其他國家出兵干預。2013年1月，阿爾及利亞發(fā)生了伊斯蘭極端組織綁架多名西方人質的事件，這也和利比亞國內的局勢脫不開干系。多種跡象表明，基地組織的蔓延和滲透已成為包括利比亞在內的中東動蕩外溢效應的重要表現。從某種意義講，該地區(qū)已經成為全球恐怖主義威脅新的策源地之一。

安全困境的根源

與該地區(qū)其他國家相比，利比亞的安全重建和民主過渡要復雜得多，當前的安全困境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早在卡扎菲時代，利比亞的安全部門就呈現出碎片化、非集中化的特點，這些缺陷使得革命后安全部隊的建立不得不從零開始。卡扎菲以軍事政變起家，在他剛剛上臺的時候，也十分重視軍隊建設。但是當1975年革命指揮委員會兩名成員發(fā)動的政變企圖被挫敗后，卡扎菲終止了建立一個強大的職業(yè)化軍隊的設想，開始了軍隊的個性化和碎片化的進程，以便保護自身的安全。由于安全部門的官員是根據部族和出身而不是根據能力獲得升遷，因此，武裝部隊整體上士氣低下、沒有凝聚力。更為嚴重的是，許多部隊的裝備嚴重過時，缺乏維護，還有一些部隊僅僅是名義存在。

其次，利比亞執(zhí)政當局的失誤和遲鈍制約了安全環(huán)境的改善。一般說來，沖突發(fā)生后有一個安全黃金時期，該黃金時期持續(xù)數周或數月，新的執(zhí)政當局可以獲得民眾廣泛的支持，反對勢力也需要時間重新集結。這一時期必須盡快確立最低限度的臨時法律。但是利比亞過渡當局沒有足夠重視這一問題，使得直到今天依然沒有一支像樣的軍隊。過渡委重視政治重建，希望以此來推動全國和解的進程，并在這一和解進程中消化利比亞的革命武裝。于是乎，就利比亞政治重建，存在一個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而就安全重建，相關思路和措施都比較模糊。利政府日前表示，為保證邊界安全和加速部隊建設，正商請外國安保公司承擔保衛(wèi)邊界的任務。但這即便落實，也不過是杯水車薪罷了。

最后，魚龍混雜、各自為戰(zhàn)的游擊隊已經日益成為利比亞國家和社會穩(wěn)定的毒瘤。在處理這些游擊隊特別是其手中槍支的問題上，利政府進退兩難。客觀地講，這些游擊隊具有兩面性，尤其是來自米蘇拉塔、津坦和班加西等地方的游擊隊，在反對卡扎菲的內戰(zhàn)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如今仍然扮演著重要的維穩(wěn)角色。另一方面，內戰(zhàn)結束后，許多游擊隊和武裝組織無法約束其成員及其行為，且一些武裝組織已經向正規(guī)部隊轉變，開始采取類似政府運作和管理的形式。隨著利比亞政治重建的加快，不少武裝組織也開始介入利政治的兩極化，其負面性日益顯現，最后的解決日益緊迫。在此問題上，利比亞執(zhí)政當局面臨著“第22條軍規(guī)”的困境：它無法解散所有的武裝組織直到建立強有力的全國軍隊，而除非其解散所有的武裝組織它才可能建立強有力的全國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