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十年間，中蘇之間發(fā)生了一場“大論戰(zhàn)”，其中在1963年至1964年論戰(zhàn)高潮期間，我們黨相繼發(fā)表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史稱“九評”。今天要正確認識和評價已過去半個世紀的這一大事件，最要緊的是先要把思想方法搞對頭。在這方面鄧小平為我們樹立了典范。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鄧小平采用一種樸素地叫作“回頭看”的方法，即以實踐的檢驗為依據，站在今天的時代高度，運用今天發(fā)展了的觀點去重新認識和評價當年的事情，這實際上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鄧小平以這種方法，深刻總結了這場論戰(zhàn)的經驗教訓，為我們黨處理相關問題提供了明確的指導思想。

蘇聯1991年“8 19事件”后，蘇共在幾天時間內就徹底崩潰了。國內不少人出于義憤，要求公開刊文批判戈爾巴喬夫，認為“九評”是正確的，強烈要求肯定“九評”。當時黨中央要求中聯部盡快就此拿出意見和看法。筆者時任中聯部研究室副主任，分管國際共運和理論研究工作，直接參與了相關報告的起草工作。中聯部當時就是以鄧小平新時期的這些思想和原則為指導，以《關于如何看待“九評”和國際共運大論戰(zhàn)問題》為主題，直接向中央領導報送了報告。這份報告的基本思想是，認為我們反對“老子黨”是對的，但不能肯定“九評”，決不能再搞意識形態(tài)爭論。隨后中央迅速采納了中聯部的意見。當年中聯部提出這些看法和意見的主要根據和考慮是什么呢？現據相關同志的回憶和個人的理解做些闡明。

反對“老子黨”，“我們是反對得對了”

鄧小平在如何對待這場“大論戰(zhàn)”問題上的基本思想和觀點是非常明確的。這就是：“大論戰(zhàn)”實際上包括了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一個是黨和國家關系上反對“老子黨”和“指揮棒”的問題；一個是意識形態(tài)上的爭論問題，即“九評”所爭論的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修正主義等這類問題。鄧小平認為，在前一問題上我們是對的；在后一問題，即意識形態(tài)爭論的問題上，“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今后不能再搞了。

必須充分肯定反對蘇共大黨、大國沙文主義是正確的、非常必要的，對國際共運獨立自主發(fā)展是有積極意義的。蘇共推行“老子黨”“指揮棒”，仍想控制中國，后又將意識形態(tài)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層面，還出言不遜，傷害了中國的民族感情。1989年 5月 16日鄧小平在與戈爾巴喬夫舉行“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會談中強調，中蘇關系惡化“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但他同時又指出，“這不是指意識形態(tài)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很顯然，鄧小平是將“黨和國家關系”問題，與“意識形態(tài)爭論”的問題嚴格區(qū)別開來的。

在反對赫魯曉夫大國沙文主義的斗爭中，人們透過當年毛澤東氣吞山河的激烈言詞，看到的是他在外來欺負面前，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主義氣概，這是值得肯定和自豪的。但這決不意味著要對意識形態(tài)爭論本身持肯定態(tài)度。

意識形態(tài)爭論，“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

雖然上世紀60年代國內外形勢和主客觀的歷史條件，決定了中蘇間的意識形態(tài)爭論問題是難以避免的，但今天回過頭來看，應當說壓根就不該搞，對誰都沒有好處。這是新時期鄧小平所一再強調的。這體現在：

就意識形態(tài)爭論的性質而言，鄧小平認為“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發(fā)生了什么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既然對世界的變化沒有搞清楚，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也沒有搞清楚，就很難說那場論戰(zhàn)的性質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了。所以鄧小平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強調說：“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fā)展馬克思列寧主義。”

鄧小平徹底否定了“論戰(zhàn)”這種方式，提出了今后“不搞爭論”的重要原則。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同中央負責工作人員談話時指出，“一個黨評論外國兄弟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他強調：“各國黨的國內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最了解那個國家情況的，畢竟還是本國的同志。”“即使錯了，也要由他們自己總結經驗，重新探索嘛！”這就從實踐和理論的高度，徹底否定了以“論戰(zhàn)”形式解決黨際間分歧的正當性、可行性和必要性。

鄧小平深刻地指出我們黨在大論戰(zhàn)中的“真正錯誤”在于“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論斷和評價國際共運的是非，因此有些東西不符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原則。”1983年11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和夫人，談到“九評”時說：“大論戰(zhàn)我們發(fā)表了九篇文章，這些工作我都參加了。從現在的觀點看，好多觀點是不對的。我們的錯誤不是在個別觀點，個別觀點上誰對誰錯很難講。應該說，我們的許多觀點現在看還是正確的。我們的真正錯誤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論斷和評價國際共運的是非，因此有些東西不符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原則。主要是這個問題。”鄧小平這一談話非常透徹和徹底，意思是說我們的錯誤不在個別觀點、個別問題，而是思想方法錯了，因而是帶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這是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

黨的對外工作早已否定了論戰(zhàn)的“反修”性質

我們黨曾經同世界上89個共產黨有黨際交往關系，“大論戰(zhàn)”中將大多數黨視為“修正主義的黨”而與之斷絕交往，到“文革”結束時剩下不足10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對外工作通過撥亂反正，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的要求，開始糾正“文化大革命”包括“大論戰(zhàn)”時期的“左”的錯誤。1977年我黨決定邀請南斯拉夫鐵托訪華，恢復兩黨關系，稱鐵托為“同志”。隨后華國鋒回訪，考察團組去南考察。接著將國外大批稱之為“修正主義的”黨改叫“老黨”并逐漸恢復黨際關系。20世紀80年代改變“一條線”戰(zhàn)略，我們認為東歐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并恢復黨的關系，直至1989年5月中蘇兩大黨也通過高層會談實現了關系正?；?，并互稱“同志”。這一切表明，我們黨對外的實際工作，早已拋棄了大論戰(zhàn)的錯誤做法和“九評”中的錯誤結論，不再把當年那場論戰(zhàn)視為“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了。

新歷史條件下不能肯定“九評”，但它并非一無是處

鄧小平早就指出，“從1957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我們對國際共運的政策是“左”的，大論戰(zhàn)總的指導思想也是“左”的，“從現在的觀點看，好多觀點是不對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就總體而言我們不能肯定“九評”。

肯定“九評”會動搖我黨否定“文革”的正確結論，不利于黨內思想統(tǒng)一和安定團結。我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談到“文化大革命”發(fā)生的原因時指出，在中蘇論戰(zhàn)等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霧日益深入到黨內。由于在論戰(zhàn)中對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做出了一些“左”的錯誤判斷，再用這些判斷來觀察和分析我們黨內和國內的形勢，從而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錯誤理論，由批國外的赫魯曉夫發(fā)展到“揪中國的赫魯曉夫”，從而給黨和國家?guī)韲乐氐臑碾y。在“文革”中許多當作資本主義或修正主義來批判的東西，其中有的直接來自“九評”的一些結論，有的是從這些結論推衍出來的。因此肯定“九評”，就會動搖我黨否定“文革”的正確結論，不利于黨內思想統(tǒng)一和安定團結。

肯定“九評”不利于堅持改革開放，與黨的基本路線相背離。“九評”對蘇聯和南斯拉夫當時為搞活經濟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進行了全面的批判，甚至把企業(yè)要注重利潤，向國外學習管理經驗，向國外貸款和取得援助，經理“控制”企業(yè)，企業(yè)間可以競爭，允許私人工業(yè)、商業(yè)、服務業(yè)等存在，等等，統(tǒng)統(tǒng)斥之為“復辟資本主義”。“九評”實際上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任何改革開放。如果肯定“九評”的上述觀點并進行爭論，就會不利于現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有可能引起思想混亂。這與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總路線是相背離的。

肯定“九評”與當前國際形勢相悖，不符合我國現行的對外政策。“九評”是在當時國內外特定的環(huán)境中寫成的，已不符合當前我們所處的國內外形勢，許多思想和觀點是與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和政策相左的。“九評”所強調的是戰(zhàn)爭不可避免，似乎世界大戰(zhàn)很快就會打起來，這是不符合當今時代主題和目前國際形勢的。“九評”強調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等，也是不符合我們現行的對外政策的。若肯定“九評”，同我國家關系要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黨際關系要遵循“四項原則”都是不相符合的。

當然，所謂不能肯定“九評”是就整體而言的，并不是說“九評”一無是處。“九評”批判蘇聯大黨大國沙文主義，強調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要堅持獨立自主、完全平等，反對“老子黨”和“指揮棒”，仍然是對的，至今具有積極意義。“九評” 批判赫魯曉夫完全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斗爭，批判他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強調要防止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等觀點，仍然是站得住腳的。但問題在于，當時論戰(zhàn)總的指導思想是“左”的，是站在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立場去批判“修正主義”的，所以即使是正確的觀點也不能同我們今天的認識相提并論。

對外不搞爭論，但對內必須“劃清思想界線”

戈爾巴喬夫推行錯誤的改革路線，給蘇聯東歐帶來了災難，而且給我國堅持社會主義造成了嚴重沖擊。我們如果聽任不管，會直接影響和威脅中國。我們如果要管，卻又管不了，因為如何改革這是蘇聯的內政問題。報告根據鄧小平思想采取內外有別的做法，終于妥善地解決了這一難題。

對外要遵守黨際關系“四項原則”，不干涉蘇共的內部事務，不能再像“九評”時期那樣開展對戈爾巴喬夫的批判，再搞意識形態(tài)爭論。早在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曾明確指出，“不管蘇聯怎么變化，我們都要同它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容地發(fā)展關系，包括政治關系，不搞意識形態(tài)的爭論”。

但是對外不搞公開論戰(zhàn)，決不等于我們贊成或支持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路線和做法，更不等于中國的改革要仿效蘇聯，而是恰好相反，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不動搖，必須同戈爾巴喬夫的思想路線劃清界線。鄧小平強調，“只要中國社會主義紅旗不倒，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將始終站得住”。他強調：對內要教育黨員和人民劃清科學社會主義與“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界線，要認真劃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界線，警惕和抵制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與此同時又不要因此而干擾和動搖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要繼續(xù)堅持改革開放，盡快使中國發(fā)展起來。

對外不再像當年發(fā)表“九評”文章那樣公開批判戈爾巴喬夫，避免了上世紀60年代的“大論戰(zhàn)”的重演。對內與戈爾巴喬夫錯誤路線劃清界線，避免了蘇聯東歐的悲劇在中國重演。這樣就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雖然在蘇聯東歐發(fā)生了“大挫折”，但在中國卻開創(chuàng)了“新局面”。國際媒體普遍評論說，鄧小平“挽救了要失事的社會主義大船”。

中聯部的這份報告在蘇聯“8?19事件”后不足一個月的9月17日就上報給中央了，不久就獲得了中央領導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