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歷史書里做新聞，正如在檔案里做田野，長處在于眼光，短處亦然。當所據“史料”多為早年的教科書時，不僅“閱讀能力”，其“敘述結構”也面臨著考驗。作者知道，“僅僅以權力爭奪而觀歷史，過于菲薄”（19頁）。本書的解決之道，一是走向細節(jié)，構建一個豐富性的過程；一是走向結構，形成框架性的歷史認識。然而細節(jié)本非教科書所側重，則結構便在無意之中成了敘述的源頭活水。 幾十年前，史學還洋溢著科學成就影響下的樂觀和悲觀。受其影響，本書也一則曰“人口與土地之關系，又為傳統(tǒng)王朝更替之基本規(guī)律”（7頁）；再則曰“土地與人口之關系，實為中國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王朝輪回’的歷史自然之演進”（33頁）。在此認識基礎上，書中有不少關于十八世紀中國人口在不長的時間里大量增長的描述，且皆有精準的數據支持。特別是那時人口猛增耕地還減少，給人印象特別深刻，仿佛中國人突然改成了一日一餐（作者引用的數字說，十九世紀人均耕地僅一畝八分，而租地耕種者可能留下的糧食每畝僅1.05石，則人均糧食不足2石）。 　　

中國人生活的儉樸是舉世聞名的，但可以少吃多生，還不怎么生?。ǚ駝t人口也增長不了多少），總覺得與一般的“人類”太不一樣。蔣廷黻曾說，中國的文人往往“多特識而少常識”。在現代學科的體制下，學者有意無意之間，又常以所學專業(yè)的“特識”來否定“常識”。與上述相類的不少“數字化思考”，便最容易征服那些崇拜“科學”的“盡信書”者；他們死記硬背了特定的書本“特識”，不僅忘卻了“常識”，也不知還有其他書本的“特識”。 　　

若從科學觀史，本書所借鑒的科學史論，或更多是“社會科學”，而忽視了“自然科學”——在明代后期，即清代人口大增之前，已有番薯（紅薯）、番麥（玉米）和洋芋（馬鈴薯）的引進。任何哺乳動物都很難在減少攝入的情形下擴大再生產，遑論成倍數的再生產；不論什么人種，若不增添這許多吃的，還能成倍數增長，稍具常識者皆難接受（或許某些“社會科學家”可以接受，正常的“自然科學家”便只能“跌破眼鏡”，并對其“社會科學”同人的想象力佩服不已）。 　　

新聞素來是偏向標新立異的，今日的新聞尤其具有穿越特色。在新聞方法中浸潤久了，再加上現在人人都生怕不“科學”，或許易受這類“數字化思考”的影響。我猜作者引用這些論述，或不過是對既存科學史論略表敬意，以示新聞方法的科學性而已。好在本書不以此為重，這樣的背景性疏忽，尚不至于影響全書的論斷。因為作者似乎并不認為清末的鼎革有多“傳統(tǒng)”，他特別強調了“對于清一朝，更關鍵的因素是環(huán)境變遷”——列強的“外部擠壓”給中國造成的結構失衡，這個作者眼中的“變量”，幾乎改變了一切。 　　

在我看來，帝國主義的入侵，的確是近代中國最大的變化。本書對此有很清楚的把握，注意到“自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朝廷大臣選擇，無論慈禧還是光緒，都需小心探測洋人之意”（13頁）?？吹綑鄤蒉D移的征兆，是非常敏銳的觀察。不過，后面接著說庚子后“慈禧終于臣伏列強了，她決定的清廷未來之方針：‘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若論清亡，此刻已亡。之后，清廷只不過是賠償列強的‘代理人’而已”（14頁）。雖有所本，還是說得口滑了些。 　

“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確是清廷上諭的原話。胡繩的《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便將其翻譯成“一定要把‘中華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來，巴結這些武裝占領了首都的‘與國’”。但這多少有些斷章取義。王開璽先生六年前就撰文指出，此上諭針對著庚子賠款的中外談判，從上下文看，意思是要談判大臣“以最小的代價，以盡可能少的‘中華之物力’，來‘結與國之歡心’”。 　　

這一解讀大體不差。其實也不必是什么“新解”，當年的讀書人應皆明白，否則早已“舉國嘩然”了。盡管王先生也說：“本文的‘新解’并不從根本上影響史學界關于清政府在義和團運動后，已經成為‘洋人的朝廷’，成為帝國主義統(tǒng)治中國人民的走狗與工具的傳統(tǒng)評價。”似乎他仍贊同上述“傳統(tǒng)評價”，其實當然不是，否則何需寫此文章？大概王先生的“新解”尚未被寫進教科書，導致這一“傳統(tǒng)評價”為本書所采納?？芍跁纠镒鲂侣?，不易。 　　

進入“辛亥革命現場”后，本書著重論述了“三種傾覆清廷的政治力量”，即：一、“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二、“士紳集團的立憲派”；三、“袁世凱與軍人集團”（5頁）。這大體是延續(xù)李劍農的見解，不過李劍農對袁世凱一派的界定，始稱“實力派”，更多則稱“軍閥官僚派”；而本書作者似更“尚武”，遂刪去了“官僚”，僅剩下軍人組團。這多少有些后見之明的意味，清季之人便少有這樣的看法。而且，假如當年確有所謂“立憲派”，在那時很多人眼里，立憲的主要推手袁世凱就應是最重要的成員，而不是另一個“軍人集團”的代表。 　　

其實，我一向對“立憲派”的用法有些保留，因為太多的人被涵蓋在這一標簽之下了。本書也注意到“立憲派”其實“分國內與海外兩支”，已經比很多當下的歷史學者高明。但當年的立憲本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革政進程，要說國內“立憲派”的支柱，那就是從慈禧太后到攝政王的領導核心。至少慈禧太后深恨著國外“立憲派”的康、梁，其余傾向立憲的朝野臣民，對此心里也都明鏡兒似的，他們恐不愿與逋逃之人化為同派（假如愿意，清廷的寬容就真為世間少有了）。 　　

那時的人際關系相當曲折，曾為改革大員草擬奏折的梁啟超，就是一位被很多后人列為“立憲派”，又被很多當時的“立憲派”所排擠的人。 附帶說，本書一則曰“代表傳統(tǒng)文人集團的‘立憲派’”，再則曰“由傳統(tǒng)中國士紳構成的‘立憲派’”（2頁）。這樣的表述，在那些被倚重的教科書中似不存在，或許作者只是信手拈來，借以修飾。但有些新聞學不重視的字眼，歷史學卻很看重。當年的“文人”和“士人”，實不能同日而語。如果起昔人于地下，那些被我們列入此派的人知道這原是一個“傳統(tǒng)文人集團”，相信多數人會退出。又假如“立憲派”是由“傳統(tǒng)士紳構成”，當年不怎么傳統(tǒng)的、現代的或趨新的“士紳”，又劃在哪一派？而被不少人視為“頑固派”或“保守派”的那些士人，是不夠“傳統(tǒng)”，還是“前傳統(tǒng)”？試學學本書的表述風格：一個或許不經意的修飾，幾十年的研究付之東流。 　　

當然，或許后面這些人不被納入，是因為其不在本書的論述范圍之中。作者的定位很清楚，既然論述革命，則“清廷”這一革命的對象就不必是重點——它已“在現代國家形成的過程中，不適而被拋棄”；即使對上述三力量而言，“清廷存亡與否，也都是為著應對現代化挑戰(zhàn)的附屬條件”（19頁）。簡言之，有了格局眼光的后見之明，被傾覆的“清廷”，只是“現場”的配角。 然而，“清廷”的界定可寬可窄，那許多宗室親貴與百官，與這三派的關聯如何？他們即使是配角，或也是故事中必不可少的。不過這確實不怪本書作者，當年的教科書，多以“革命派”為論述主線，就是“立憲派”和“軍人集團”，也都僅是配角；本書將其升格為主角，已是一大突破了。 　　

大體上，本書并非寫給專業(yè)學人看的。作者的領悟力非凡，其所看之書和看書的傾向，則有些不可恭維。以其所據之書，而能有很多不凡的見解，確已難能可貴。最主要的是，作者寫書的基本態(tài)度，乃是“放下斗爭心態(tài)，嘗試著去與歷史和解”（19頁）。比起那些想要“拷問”歷史或至少“拷問”史料的人，真有霄壤之別。竊以為這是治史最重要的基本態(tài)度，所有習史學者都應參考，甚至學習。 　　

學問從來都是相通的；甚至學與非學之間，也是相通的。我們實不必太看重什么新聞學與史學的區(qū)分。且兩者確有一共性，即都要講故事，還不能離真實太遠。今日新聞的故事講得如何，且待他人評說。史學本是最需要講故事也最適合于講故事的，但我們的很多歷史著作，確實沒有多少“可讀性”，不能讓老百姓喜歡，同時離真實也未必就有多近，還大有提高的空間。 　　

另一方面，正所謂習慣成自然。一件事做久了，也有一些慣性的思維模式，不知不覺之間，便會顯露出來。“辛亥革命何以發(fā)生”，對于作者，便只是“一個小小的疑問”。全書二十余萬字，除去名為“那些人，這些書”的讀書筆記，以及名為“革命的民國邏輯”實則陳述中共黨史的最后一章，與辛亥革命相關的大概也就十五萬字。作者對于這一小小疑問“竟衍生出如此篇幅”，以及“弄清楚一段歷史，實為一個漫長的過程”（指其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皆頗為感慨（270頁）。

這些大概都是新聞學的標準。對于史家來說，“辛亥革命何以發(fā)生”這個問題實在夠大，可能幾代人都難以回答。要認識辛亥革命并講述其故事，幾個月的時間，十幾萬字的篇幅，絕對屬于超凡絕俗之流，已入言簡意賅之境。套用新聞學老前輩杜亞泉的話說，辛亥鼎革，實乃“五千年以來之大變”。史家言此，常有五千年的重負在身，觸處皆感桎梏；而新聞學的好處，則沒有那么沉重的壓力，故思想較能解放，思路也更活絡。 　　

那些連歷史劇也要挑剔的史學從業(yè)者，或會對本書的嚴謹程度不甚滿意。然而講故事也有說事與說理之別，正如作畫有寫真與寫意之分。前者只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后者便可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同樣讀那些歷史教科書，本書作者展現的想象力，可謂豐富。讀書當讀其佳處。對于本書靈動之筆觸，意會足矣。如作者所言，“弄清楚一段歷史，實為一個漫長的過程”。對辛亥革命的認識之路，還修遠著呢。史家能自振作，寫出足以讓人借鑒的作品，才是學術建設的正道。 　　（《國家的中國開始：一場革命》，李鴻谷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一二年版，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