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俄傳統(tǒng)政治文化與轉型深化

中國和俄羅斯雖然選擇了不同的轉型模式，但是兩國在轉型進程中、特別是在當今的轉型深化階段，越來越多地開始暴露一些相同的問題，諸如過分集權、官僚作風、社會腐敗、民眾政治參與意識低下、公民社會建設步履維艱等———這更多的是體現(xiàn)了中俄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相同之處，國家崇拜、集體主義等共性在兩國當代政治文化中繼續(xù)發(fā)揮著影響作用。而在歷史的新階段，要將轉型推向深化，除了要堅定不移地繼續(xù)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還必須要直面這些政治文化矛盾，正視并合理利用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的一些固有因素，將構建社會核心價值體系、提升國家“軟實力”作為兩國首要的戰(zhàn)略任務。

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將“軟實力”概括為文化影響力。 實際上“軟實力”應該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國家信仰的力量; 二是人民的愛國熱情;

三是國民的道德水平，主要包括遵守法律、待人誠信、積極向上的精神等。中國和俄羅斯分別屬于宗法倫理型和宗教倫理型文化，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是靠宗法還是宗教來維系，成為兩種政治文化最大的差異。在這一點上俄羅斯社會同西方社會有著極大的相似性。西方社會將人理解為二重的，即分成靈魂和肉體兩個方面。出于這種二重的理解，社會組織也分成教會和國家兩部分，這種社會是理想與現(xiàn)實分開的二元社會：

理想的社會靠宗教，現(xiàn)實的社會靠法律，二者之間有很大的張力。中國是理想與現(xiàn)實合一的一元社會，依靠社會道德體系來構建社會理想。理想和現(xiàn)實由于缺少張力，經常發(fā)生沖突，構建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任務就顯得尤為重要和艱巨。俄羅斯歷史上東正教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轉型后更有一個社會回歸宗教的過程。改革之初，俄羅斯將西方作為參照，雖然改變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但是仍保留有現(xiàn)實世界之外的宗教世界，因為東正教“不是學說，不是外部組織，不是外部行為方式，而是精神生活，是精神體驗和精神道路”。在轉型過程中，雖然也有追求金錢、利益的現(xiàn)實需求，但是在俄羅斯民族精神的內里，信仰的力量始終沒有消退，始終有個宗教的世界在起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俄羅斯文化的二元性不僅是東方與西方的對立，更是世俗逐利和信仰追求的并舉。

在轉型前，中俄( 蘇)都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價值體系作為統(tǒng)一的意識形態(tài)，這保證了社會的團結和國家的完整、統(tǒng)一。但轉型啟動后，這種價值體系受到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和西方文化的沖擊。俄羅斯已經公開放棄了共產主義價值體系的指導作用，人們在價值觀上的分歧是一個基本的社會現(xiàn)象。最新民調顯示，只有38%的俄羅斯人贊成恢復蘇聯(lián)時期的體制和思想。另一方面，東正教對俄羅斯社會的影響多年不減。2011年8月，俄羅斯列瓦達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對全國45個地區(qū)的1624名18歲以上公民進行了民意調查，公布結果的同時還與此前的同類調查做了比較。結果顯示，東正教依然是俄羅斯人的第一大信仰，從1991年開始，1994年、2001年、2004年和2007年的調查表明，分別有31%、38%、50%、57%、56%的俄羅斯人表示自己是東正教徒，2010年和2011年的比例更是高達70%和69%。相應地，表示自己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卻在逐年下降，與上面提到的年份對應，比例分別為61%、58%、37%、32%、33%，而2010年和2011年是21%和22%。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也證明了上述結論。由此可見，東正教在當今俄羅斯社會占據(jù)著日益重要的地位，根本原因是俄羅斯政治文化傳統(tǒng)的基因，也與俄官方的倡導有關。

普京 2000年擔任總統(tǒng)后，多次表示反對“在俄羅斯恢復任何形式的國家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但他也承認，如果沒有統(tǒng)一的信仰，建設國家的任務“在一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似的社會里是不可能進行的。在一個基本階層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思想傾向的社會里也是不可能的”。普京明確提出，宗教“應該用人類價值觀的精神培養(yǎng)正在成長起來的一代人”;

“只有全國家的價值觀、道德和倫理的概念才有可能在今天把所有生活在俄羅斯的民族團結起來”。普京將愛國主義、強國意識、國家觀念、社會團結作為新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不但借助中俄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國家崇拜和集體主義的共性因素，利用“可控民主”和“主權民主”理念來彌合西方制度和民族傳統(tǒng)間的矛盾，還通過扶植東正教會、加強學校宗教教育、重視宗教社會活動等措施，極大地強化了東正教信仰在恢復民族傳統(tǒng)文化和重建民族國家認同中的作用，新的社會核心價值體系被構建起來。普京不止一次提到國家建設與民族傳統(tǒng)道德價值觀的關系，肯定這種道德準則與宗教的關系：

“我們在解決管理問題，制定管理任務的時候，我們首先依靠的是健康的思維。當然這種健康的思維應該建立在道德準則上。我認為，在當今世界，道德準則不能，也不可能與宗教價值觀相分離。”“俄羅斯文化基礎是基督教價值觀。”“我深信，整個人類社會、乃至具體個人失之就無法生存的道德觀一定是宗教性質的。”“俄羅斯的政治體制應該不僅符合民族的政治文化，而且要與民族的政治文化一起發(fā)展。只有這樣，政治體制才能既是靈活的，又是穩(wěn)定的。”普京通過宗教、現(xiàn)實的愛國主義、傳統(tǒng)的大國意識這一“三位一體”的思想結構構建起了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并獲得了成功。

反觀中國。章太炎曾提到，“中國自古薄于宗教思想”，此因“中國人多以全力著眼政治，所以對宗教很冷淡”。嚴格說來，在中國自古被廣為傳授的儒學不是宗教，儒學宣揚“在世”，不是“出世”。儒學的思想方法是“實用理性”，強調如何體現(xiàn)上天的意旨，或者說體現(xiàn)天道。如前所述，中國人的信仰是實用的，即使是對敬畏的上天，也是目的實現(xiàn)了，就說“蒼天有眼”;

目的沒有達到，就說“老天瞎了眼”，不存在不受條件制約的信仰支柱。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通過“道德”盡責?；谏鲜龇治觯梢缘贸鼋Y論，在中國不可能通過宗教的發(fā)展而只能在現(xiàn)實生活中構建信仰體系。實際情況也是如此，盡管改革開放后宗教在中國有了很大的發(fā)展，但嚴格按照宗教儀式確認的信教總人數(shù)始終不超過總人口的5% 。更值得關注的是，當代中國民間宗教信眾基本上是鄉(xiāng)村農民群眾，年齡大多在 40 歲至 69歲間，這部分人群所信奉的教義思想，雖與傳統(tǒng)的民間宗教有一定的承繼關系，但他們在從事各種宗教活動時，均與時俱進地增添了許多當代社會生活的新內容。如天地門教的信眾在祭祀神靈時，除了供奉“天地三界十方萬靈之真宰”、“天地君親師”等傳統(tǒng)的神牌外，還供奉有“中國共產黨萬萬歲”、“革命烈士”的牌位。可以說，當代中國民間宗教信眾所表現(xiàn)的這種政治立場，具有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相適應、相和諧的可能性，但是卻不像西方宗教那樣具有真正形而上的精神指向。

如果說，在轉型初期，中國理性、務實的漸進模式要比俄羅斯感性、功利的激進模式更為成功，那么，進入 21世紀以來，俄羅斯在總統(tǒng)普京的領導下，更為有效地通過構建社會價值體系重建了社會和國家認同。在轉型深化階段，在解決因相同的政治文化基因造成的問題和提升國家“軟實力”方面，中國可以借鑒普京的經驗，結合自身社會內部特點，也采用“三位一體”的合力來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只不過這種合力與俄羅斯的結構有本質的差別：

首先，一定要從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文化中吸納合理成分，這是構建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思想來源。中國政治文化有著明顯的延續(xù)性，其中很多成分是可以被今天所利用的重要的文化資源。國家崇拜固然有其皇權主義的負面因素，但也有愛國主義的正面內容;集體主義更是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社會統(tǒng)一的道德情懷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缺少的元素。千百年來形成的習慣勢力既是最可怕的，也是最可貴的，關鍵是要將其納入到正確的思想體系中去。在此基礎之上，通過家庭、基層、單位等中間環(huán)節(jié)的建設，實現(xiàn)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轉換。

其次，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這是構建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核心所在，其中自然包括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的發(fā)展道路不是偶然發(fā)生的，而是有著堅實的社會文化基礎。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的“兼愛”、“懷德”、“大同”、“保民”等理念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有兼容的成分;近代以來在私人占有制基礎上中國人口和資源極度緊張的社會矛盾，加上 20世紀初資本主義弊端的充分暴露———這是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三個重要社會文化原因。進入21世紀，起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和發(fā)端于希臘的歐洲債務危機，又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追求享受”、“競爭過度”、“金錢政治”等固有弊端。通過改革推進社會主義的發(fā)展，顯示出了光明的前途。

最后，發(fā)揮先進分子的模范帶頭作用，是構建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關鍵。中國道德至上的重要內容是“德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實現(xiàn)德政的重要途徑，是重視官員的德行。統(tǒng)治者要依靠道德榜樣來治理國家，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歷來強調道德自律。君子之道，是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厚德載物”，“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重義輕利”，構成了評價“君子”的重要標準。加上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家訓、族訓，又強化了道德上的自律。在老傳統(tǒng)之上，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又建立了“新傳統(tǒng)”，其核心就是為人民服務。所以，必須充分發(fā)揮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國家公務員、公眾人物的道德標桿作用，這是推動社會道德進步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