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特別是80年代以來，形形色色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西歐崛起，成為一股勢力強大的政治力量。從90年代起，新民粹主義從西歐向劇變后的中東歐地區(qū)擴散，使得新民粹主義成為一個泛歐洲的現(xiàn)象。[1]這個過程，恰好與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相疊合，也與歐洲一體化進程相并行，為考察歐洲社會發(fā)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比國外學界稍晚，中國學者對歐洲新民粹主義的關注和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從內容上來看，由于新民粹主義首先在西歐興起且中國學界長期對西歐政黨政治和政治思潮研究有著一定的偏好，學者們普遍忽略了新民粹主義在西歐與中東歐（主要指入盟國家）的演進歷程及其相似性與差異性，因而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2]筆者曾對轉型中的中東歐新民粹主義進行過探討[3]，但也沒有將其與西歐新民粹主義進行對比。因此，本文擬對新民粹主義在歐洲的興起及其發(fā)展作一簡要總結，對西歐與中東歐新民粹主義的相似性與差異性進行對比，并且對歐洲新民粹主義的未來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歐洲新民粹主義的演進與內涵
一般認為，自19世紀后期始，民粹主義（Populism）主要經(jīng)歷了三次浪潮：（1）19世紀末在俄國、美國以及東歐出現(xiàn)的第一代民粹主義；（2）20世紀60—70年代全球興起的第二代民粹主義，尤以拉美的民粹主義復興為甚；（3）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來在歐洲和北美復興的第三代民粹主義。[4]第三代民粹主義，也即“新民粹主義”（Neo-Populism），當前仍然在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活躍。
那么，民粹主義與新民粹主義存在怎樣的關聯(lián)，又有怎樣的區(qū)別呢？民粹主義本身是一個語境依賴很強的概念[5]，至今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6]民粹主義復雜多變，在不同國家和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和內容。僅僅從政治層面看，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社會政治思潮、社會運動、政策策略或政治心態(tài)，具體則體現(xiàn)為政黨活動。雖然民粹主義的內涵過于寬泛，其自身定位也模糊不清，沒有自己的核心價值，但其基本取向是一致的，即以民意的真實代表自居。換言之，民粹主義是政治生態(tài)的民意反應，標榜民眾（people）與他者（other）的對立。[7]只不過，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民粹主義所指示的“民眾”與“他者”有所不同。在19世紀末的美國，“民眾”是南部和西部農(nóng)民及其利益代表者人民黨，“他者”是金融寡頭、銀行資本家、鐵路當局以及對民眾訴求充耳不聞的民主黨與共和黨；在19世紀中后期的俄國，“民眾”是代表普通農(nóng)民的知識分子，“他者”是沙俄政權；在20世紀中后期的拉美[8]，“民眾”是魅力型領袖及其所代表的利益受損與缺乏保護的中下階層，“他者”是貧困與不平等及其制造者。
民粹主義作為現(xiàn)代化進程中一個具有歷史復發(fā)性的現(xiàn)象，尤其出現(xiàn)于社會轉型時期，它也因此成為理解全球化進程中國家政治生活的一個重要視角。甚至有學者指出：“只有像‘民粹主義’這樣模糊和內涵不清楚的概念才能讓人認識到世界很多地方發(fā)生的急劇政治轉變。‘民粹主義’比現(xiàn)在流行的任何其他概念都更好地抓住了自由民主在當今遭遇的挑戰(zhàn)的本質。”[9]
20世紀中后期，一些極端右翼政黨和組織在歐洲政治舞臺頻頻出現(xiàn)并有不俗表現(xiàn)，宣告了民粹主義的復興。雖然新民粹主義并不僅限于歐洲，在美洲等地區(qū)也存在并活躍，但新民粹主義在歐洲的表現(xiàn)最為突出，也最有影響。甚至有學者指出，新民粹主義這一概念最初就是用來描述歐洲民粹主義在20世紀后期的某種“重新回歸”。[10]
那么，歐洲新民粹主義究竟是怎樣一種政治現(xiàn)象呢？英國政治學者保羅·塔格特（Paul Taggart）認為，從內容上看，它非常復雜，是反對移民、種族民族主義、歐洲懷疑主義（Euroscepticism）、反伊斯蘭和福利主義（welfare chauvinism）的混合物。[11] 從表現(xiàn)形態(tài)上看，它至少有以下三種：“一是像2000年燃料抗議運動或反全球化運動之類的社會動員；二是歐盟的各種政治力量所表現(xiàn)出的歐洲懷疑主義；三是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12]進一步來講，歐洲新民粹主義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新民粹主義在顯示極端的同時保持了對民主的肯定，它們不是反對民主而是反對自由主義；第二，新民粹主義不再主張作為人民的精英來帶領人民取得政治成果，而是主張反對精英政治；第三，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的質疑與憂慮成為新民粹主義興起的催化劑，也是其重要內容之一；第四，新民粹主義成為一個泛歐洲的現(xiàn)象，它首先出現(xiàn)在西歐，但不限于西歐并廣泛存在于中東歐國家；第五，新民粹主義是具有相似性和同時性的現(xiàn)象聚合，是一個地區(qū)不同國家社會生態(tài)的表征，它“不是一個單獨的政黨或者運動，而是在同一時期不同國家出現(xiàn)的具有一些相同主題特征的一系列不同的政黨形態(tài)”[13]；第六，近年來，部分新民粹主義政黨越來越具有跨國聯(lián)系、強烈的仇外情緒以及超越于選舉之外的街頭運動等傾向。[14]
因此，我們不能套用民粹主義的傳統(tǒng)解釋來分析歐洲新民粹主義，或者簡單地將其視為一種現(xiàn)象的“復活”或“回歸”——成為“新法西斯主義（neo-fascism）”或“后法西斯主義（post-fascism）”，否則將阻礙人們對歐洲新民粹主義的全面認識。事實上，近些年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稍具規(guī)模和影響力的極右政黨已不再公開推崇法西斯主義，也不再公開鼓吹種族主義，而是打著為民眾謀福利的旗號“轉型”為右翼民粹主義政黨。[15]況且，成為一個泛歐洲現(xiàn)象的新民粹主義在不同區(qū)域不同國家有其不同的表現(xiàn)形態(tài)。
二、新民粹主義政黨在西歐與中東歐的異同
新民粹主義政黨首先是在西歐出現(xiàn)的。關于西歐新民粹主義政黨，下面一段描述不僅歸納了其表現(xiàn)形態(tài)，而且概括了其理論特征：“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在西歐興起的‘新民粹主義’，就不僅在‘新左派’政黨（融合了老左派平均主義的自由主義）的領口和袖口上噴了自己品牌的香水，還為極右翼政黨，特別是‘新法西斯主義’政黨制作了灰色制服，穿著這套制服的有法國的讓-瑪利·勒龐領導的‘民族陣線’，奧地利的約克·海德爾領導的奧地利自由黨。……共同特點是本土民族主義，將其發(fā)展到極端，就是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奧地利的海德爾發(fā)表臭名昭著的支持希特勒政策宣言，就是這種主義的極端表現(xiàn)。”[16]在過去數(shù)十年里，除了法國和奧地利以外，以右翼民粹主義為特征的新民粹主義政黨在其他西歐國家也非常活躍，諸如丹麥進步黨（The Danish Progress Party）、丹麥人民黨（The Danish People's Party）、挪威進步黨（The Norwegian Progress Party）、意大利北方聯(lián)盟（North League）、比利時弗蘭芒集團（Vlaams Blok）、弗蘭芒利益黨（Vlaams Belang）、荷蘭富圖恩名單（The Pim Fortuyn List）、荷蘭自由黨（The Party for Freedom）、瑞士人民黨（Swiss People s Party）、瑞士提契諾聯(lián)盟（Ticino League）、瑞典新民主黨（Swedish New Democracy party）、芬蘭正統(tǒng)芬蘭人黨（True Finns）、德國共和黨（The Republicans）和德意志人民聯(lián)盟（German People s Union），等等。[17]
近年來，除了意大利北方聯(lián)盟繼續(xù)保持穩(wěn)定的政治地位外，法國、奧地利和荷蘭等國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也重新顯示出復興態(tài)勢，法國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在2012年議會選舉中獲得13. 6%的選票和2個議席，時隔20多年后再次進入議會，奧地利自由黨則一直保持1/5到1/4的議會選票。甚至，連英國極右翼的國家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也在2009年歐洲議會選舉中首次獲得了2個席位。而在2012年希臘議會大選中，帶有強烈納粹主義色彩的極右黨派“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首次參選就出人意料地獲得近7%的選票和21個議席，成為希臘自1974年軍人獨裁政府被推翻以來首個進入議會的極右政黨。相應地，這些政黨的領袖在該國的總統(tǒng)選舉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優(yōu)異表現(xiàn)，尤其在法國。另外，一些極端右翼政黨如英格蘭防衛(wèi)聯(lián)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等繼續(xù)發(fā)動街頭政治，對社會造成一定影響。因此，從很大程度上講，無論是組織形態(tài)還是地域覆蓋，右翼民粹主義都已經(jīng)具有了“泛西歐化”的特征。
在中東歐地區(qū)，20世紀90年代新民粹主義政黨的力量還比較弱小，只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有一定的影響。由弗拉基米爾·麥恰爾（Vladimir Meciar）領導的爭取民主斯洛伐克運動—人民黨（People s Party-Movement for a Democratic Slovakia）在1992年到2002年10年間維持著斯洛伐克第一大黨的地位，匈牙利的兩個新民粹主義政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lián)盟—匈牙利公民聯(lián)盟（Fidesz-Hungarian Civic Union，以下簡稱“青民盟”）和匈牙利民主論壇（Hungarian Democratic Forum）均是匈牙利政壇重要的政治力量。
進入21世紀，尤其是一些中東歐國家相繼加入歐盟后，新民粹主義政黨在多國政壇活躍甚至上臺執(zhí)政，在歐洲議會選舉中也占據(jù)了一定席位。比如，波蘭法律與公正黨（Party of Law and Justice）2005年異軍突起成為議會第一大黨，斯洛伐克方向—社會民主黨（Direction-Social Democracy）自2006年議會大選后實現(xiàn)了三連勝，羅馬尼亞民主自由黨（Partidul Democrat-Liberal）2008年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上臺執(zhí)政，成立僅兩年多的保加利亞黑馬政黨——歐洲發(fā)展公民黨（Citizens for European Development of Bulgaria）在2009年大選中擊敗了曾三度執(zhí)政的社會黨，匈牙利青民盟繼2002年大選失利后于2010年再次成功上臺執(zhí)政。此外，一些極端的新民粹主義政黨如匈牙利尤比克黨（JOBBIK）、保加利亞阿塔卡聯(lián)盟（National Union Attack）以及斯洛伐克民族黨（Slovak National Party）都有不錯的表現(xiàn)。
可見，新民粹主義已經(jīng)成為一個泛歐洲現(xiàn)象。然而，由于西歐與中東歐國家的歷史傳統(tǒng)、政治環(huán)境以及社會發(fā)展狀況有所不同，新民粹主義在這兩個地區(qū)雖有一些相似性，但也有很大的差異性。
首先，與西歐新民粹主義相同，中東歐新民粹主義也反對精英統(tǒng)治，質疑歐洲一體化甚至全球化進程。不同的是，它們反對的對象有所不同，中東歐新民粹主義通常指向的是共產(chǎn)主義及其遺產(chǎn)，而西歐新民粹主義主要是對現(xiàn)存秩序和權力擁有者的反抗；它們宣揚極端民族主義、排外主義以及種族主義思想的程度不一樣，中東歐新民粹主義在這些方面的訴求較弱，充其量只是對內部的羅姆人和猶太人表現(xiàn)出不滿情緒，而西歐新民粹主義特別關注外來移民的威脅。[18] 總的來講，中東歐新民粹主義強調“去共產(chǎn)主義遺產(chǎn)”下的社會公正與平等，相反，西歐新民粹主義則強調民族和種族之間的差異，反對外來移民，主張排外主義。[19]
其次，與西歐新民粹主義多為右翼民粹主義不同，中東歐新民粹主義并非右翼的專利。在西歐，新民粹主義幾乎是清一色的右翼，只是在核心主張上有所差異，或強調民族主義，或主張排外主義，或推行種族主義，等等。它們也因而被分為地區(qū)民粹主義政黨、種族民粹主義政黨和極端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等。然而，在中東歐，多數(shù)新民粹主義政黨都成立不久，它們正是憑借意識形態(tài)的模糊性“左右逢源”，在大選中獲得“意外的成功”，所以很難將它們歸類于或等同于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有的民粹主義政黨還是左翼力量，如斯洛伐克方向—社會民主黨和保加利亞歐洲發(fā)展公民黨等。當然，中東歐國家也有一些極端強硬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如保加利亞阿塔卡聯(lián)盟、匈牙利尤比克黨、斯洛伐克民族黨以及捷克工人黨（The Czech Workers’ Party）[20] 等。一般說來，這種分類在中東歐地區(qū)被劃分為“強硬派”民粹主義（hard populism）與“溫和派”民粹主義（soft populism）。[21]最后，與西歐新民粹主義政黨有著比較清晰的政治立場與界限不同，中東歐新民粹主義政黨在競選過程中，為迎合選民，任意采用自由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民族主義政黨的政策。過去的經(jīng)驗表明，中東歐新民粹主義政黨可以與左翼社會民主黨合作，如西美昂二世國民運動（National Movement Simeon the Second）在2005年與保加利亞社會黨共同組成聯(lián)合政府；也可以和右翼政黨合作，如羅馬尼亞民主黨和國家自由黨在2004年組成選舉聯(lián)盟；還可以另起爐灶，挑戰(zhàn)左、右政黨，如波蘭法律與公正黨單獨參加2005年議會大選，一度組建少數(shù)派政府，繼而又與民粹主義政黨自衛(wèi)黨（Self-Defence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和波蘭家庭聯(lián)盟（the 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組成聯(lián)合政府。而在西歐，新民粹主義政黨政治立場與界限非常明確，較少出現(xiàn)與左翼合作甚至組成聯(lián)合政府的可能。事實上，將自己的主張和意識形態(tài)色彩標新立異本身就是西歐新民粹主義政黨立足的基石。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即使在中東歐地區(qū)，新民粹主義的表現(xiàn)也不盡相同。中歐國家和巴爾干國家，尤其是從前南斯拉夫分離出來的各國，由于獨立較晚，其民族主義的特性較強，與精英的結合也更為密切，而中歐國家（主要是指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里只有斯洛伐克的情況與此類似。[22]
三、歐洲新民粹主義的未來走向
從時間上看，歐洲新民粹主義的復興正好與歐洲一體化進程相疊合。新民粹主義與20世紀90年代歐洲一體化的加速推進同行并進，成為引人注目的兩條平行線。[23] 事實上，新民粹主義政黨之所以在歐洲得勢，在于它們“巧妙地將歐洲一體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引發(fā)的就業(yè)壓力、安全擔憂以及種族的、民族的、文化的危機，特別是身份認同的焦慮，與民眾對代議制民主的不滿聯(lián)系在一起，進而發(fā)動了一場又一場具有鮮明個性特征且較為成功的民主斗爭”[24] 。
其一，“入盟后綜合癥”加劇了民眾對歐盟的懷疑，為新民粹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人們在觀察歐洲一體化時，常常以為只有中東歐國家才會出現(xiàn)“入盟后綜合癥”，實際上西歐國家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社會重新貧困化、失業(yè)率居高不下、經(jīng)濟問題此起彼伏已經(jīng)成為整個歐洲的共同困境，一體化帶來的負面問題使得對歐洲化進程持懷疑態(tài)度和情緒的人普遍存在。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和目前尚未探底的歐債危機使這些現(xiàn)象更加明顯。[25] 工人階層和中下收入階層面臨“福利縮水”和失業(yè)的雙重壓力，尤其是年輕人容易滋生不安定、失落甚至恐懼感，因而極易受到民粹主義的煽動和誘惑。[26]
其二，傳統(tǒng)左右翼政黨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主張以及競選綱領日益趨同和中間化，出現(xiàn)了政治真空，為新民粹主義政黨的興起和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空間。面臨大選時，中左翼、中右翼政黨努力超越左和右、從綱領組織型政黨向選舉型全民黨轉變的做法，在爭取中間選民的同時，很難兼顧傳統(tǒng)選民的利益，[27] 而在促進經(jīng)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狀況方面又很難提出有吸引力的實質性方案。同時，這些政黨日益精英化，腐敗丑聞不斷，形象嚴重受損，使民眾產(chǎn)生了厭倦和反感?？v觀歐洲各國選舉情況，選民對政黨政治和選舉制度的信任危機有增無減，選民的忠誠度日漸下降。于是，民眾逐漸寄希望于一個“超越傳統(tǒng)左右”的新型政黨、一個由“非官僚”的領袖領導的能夠代表人民的政黨來改變現(xiàn)狀，轉而支持新民粹主義政黨。
其三，大眾媒體對新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和興盛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現(xiàn)代政治生活中，選舉的媒體化已經(jīng)成為一個普遍現(xiàn)象。社會生態(tài)的變化，特別是大眾傳媒引發(fā)的社會交往方式的變化，使得傳統(tǒng)的組織化程序和等級化機制逐漸被廣播、電視、網(wǎng)絡、報紙等便利、直接、個性化的方式所取代，而新民粹主義領袖們不失時機地抓住并有效利用了這些變化。[28] 他們一方面引導公眾的關切并左右社會輿論，收獲了有利的輿論，另一方面塑造魅力型領袖，如奧地利自由黨主席約爾格·海德爾（Jrg Haider）和保加利亞歐洲發(fā)展公民黨領袖博伊科·鮑利索夫（Boyko Borisov），贏得了更多選民的支持。
其四，歐洲新民粹主義政黨還積極加強跨國政黨之間的聯(lián)系與支持，使民粹主義勢力歐洲化、國際化，影響力大大增強。歐洲一些極右翼政黨組織也調整策略，不再單打獨斗，出現(xiàn)了“一體化”趨勢。[29] 捷克工人黨在2009年與德國國家民主黨建立合作關系，共同推動兩國新納粹組織和團體之間的聯(lián)系。同時，捷克工人黨還積極與斯洛伐克的極右翼組織如斯洛伐克兄弟會（Slovak Brotherhood）合作，后者又與匈牙利、塞爾維亞等國的極右組織建立起聯(lián)系。2009年，匈牙利尤比克黨與英國國家黨和意大利社會運動—民族右派（Movimento Sociale-Fiamma Tricolore）共同成立了歐洲民族運動聯(lián)盟（Alliance of European Nationalist Movements），該組織后來吸納了瑞典、荷蘭、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和烏克蘭等國家的極右組織為成員，成為一個泛歐洲的極右政黨聯(lián)盟。[30] 此外，歐洲眾多極右翼政黨還積極與世界范圍的右翼組織取得聯(lián)系，如2010年參加日本極右團體“一水會”舉辦的極右政黨論壇，并參拜靖國神社。這些新民粹主義政黨包括極右政黨相互支持，漸成合流之勢。
應當承認，新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已經(jīng)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一些極右政黨的發(fā)展態(tài)勢對歐洲民主進程形成了一定的挑戰(zhàn)，但目前它們還很難替代左右翼主流政黨，也沒有發(fā)展成為可以顛覆議會民主制度的力量。相反，新民粹主義政黨包括極右翼政黨若想繼續(xù)壯大力量、鞏固地位，只能遵守民主的規(guī)范與原則，在民主體制內運作，并在經(jīng)濟上有所作為，否則其合法性將會受到侵蝕。同時，新民粹主義政黨自身還存在一些諸如內部分化等方面的問題，影響并制約著它們的發(fā)展。[31] 當然，歐洲新民粹主義政黨并不是“曇花一現(xiàn)的政黨”，只要經(jīng)濟社會問題依然嚴重、民眾心理缺乏安全感和寄托，它們就有生存的空間。
總之，對歐洲新民粹主義的未來進行預測實非易事，它“對現(xiàn)代化和社會進步來說，或許是福音，但更可能是禍害”[32] 。對于民主制度來講，民粹主義與其說是威脅，不如說是挑戰(zhàn)。[33] 進一步講，“民粹主義思潮對于社會，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負面作用，但對于制度化程度越低、轉型越不徹底的社會，負面作用越大”[34] 。所以說，“民粹主義既不是民主的最高形式，也不是民主的達人。確切地講，它是民主的鏡像，借助于它，民主得以通過發(fā)現(xiàn)自身存在的不足而完善自身”[35] 。它更像是“一張晴雨表，透過它，我們可以診斷代議制政治體系的健康狀況”[36] ，而制度化的民主可以“降低民粹主義者掌權的危險程度”[37] 。
上述判斷既適用于歐洲國家的民主發(fā)展現(xiàn)狀，也是對歐洲政治以及社會經(jīng)濟生活的真實反映。如果要分別對西歐和中東歐新民粹主義政黨的未來進行預測，那么由于中東歐國家尚處于轉型關鍵期，代議制民主正趨于鞏固階段，新民粹主義政黨可能會陣發(fā)性地“奪權”，也可能極易丟失政權，同時一些新的政黨會突然出現(xiàn)并獲得不俗表現(xiàn)，而西歐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相對比較穩(wěn)定，將繼續(xù)發(fā)揮影響并有上臺執(zhí)政的可能，不過其極右的主張在政黨選舉中總體上會處于弱勢。
注釋：
[1] Florian Hartleb ed.，After Their Establishment: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Brussels: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2011，pp.7-8.
[2] 有學者對國內相關研究文獻進行了較為全面和系統(tǒng)的梳理，參見張莉：《西歐民主制度的幽靈——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頁。另外，還有學者對斯洛伐克的民粹主義進行了探討，參見姜琍：《轉型時期斯洛伐克民粹主義探析》，載《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8年第1期，第21—29頁。
[3] 徐剛：《中東歐社會轉型中的新民粹主義探析》，載《歐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52—69頁。
[4] 俞可平：《權利政治與公益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263頁。
[5] Grigorij Mesenikov，Ol ga Gyárfáová，and Daniel Smilov，eds.，Populist Politics and Liberal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Bratislava: Institutie for Public Affairs，2008，p.7.
[6] 1967年，以歐內斯特·蓋爾納和以賽亞·伯林等為代表的著名學者召開學術會議，試圖澄清民粹主義概念的主要內涵，得出一個準確的結論和定義，結果并未如愿。會后出版的論文集序言“一個幽靈在世界徘徊”成為人們的一個共識，即民粹主義如幽靈一樣捉摸不定、變化多端。參見Ghita Ionescu & Ernest Gellner，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New York: Macmillan Co.，1969。
[7] Isabelle Rousseau，“Is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Eastern Europe the Same Thing?” January 9，2012，http://www.nouvelle-europe.eu/node/1394.
[8] 拉丁美洲的20世紀幾乎是“民粹主義的世紀”，20世紀初期稱為早期民粹主義，中期為傳統(tǒng)民粹主義，后期為新民粹主義。參見劉洪濤：《二十世紀拉丁美洲民粹主義研究》，上海交通大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頁。
[9] Ivan Krastev，“The Populist Moment”，http://www.eurozine.com /articles/2007-09-18-krastev-en.html.
[10] 參見周凡：《國外民粹主義研究前沿》，中央編譯局專家文庫：http://www.cctb.net/zjxz/expertarticle/201011/t20101105_24436.htm。
[11] Paul Taggart，“Rethinking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Europe”，December 5，2012，
http://www.policy-network.net/pno_detail.aspx?ID=4298&title=Rethinking-populism-in-contemporary-Europe.
[12] Paul Taggart，“Populism and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Europe”，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Vol.9，No.3，October 2004，p.285.
[13] [英]保羅·塔格特：《民粹主義》，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頁。
[14] Jonathan Birdwell &Jamie Bartlett，“Populism in Europe”，http://www.demos.co.uk/projects/thefarrightineurope.
[15] Pascal Perrineau，“European Interview with Pascal Perrineau on the Rise of National Populism in Europe”，European Interview，No.53，January 24，2011，p.1.
[16] 吳稼祥：《民粹主義的三只手》，載《南方周末》2008 年4月24日，第 E31 版。
[17] 它們有的已經(jīng)更名，或者解散不存在了，有關它們的存在時間，參見張莉：《西歐民主制度的幽靈——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頁。有關這些政黨的政治表現(xiàn)，參見Florian Hartleb ed.，After Their Establishment: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Brussels: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2011，pp.9-20。
[18] Isabelle Rousseau，“Is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Eastern Europe the Same Thing?” January 9，2012，
http://www.nouvelle-europe.eu/node/1394; Florian Hartleb ed.，After Their Establishment: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Brussels: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2011，p.77. [19] Isabelle Rousseau，“Is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Eastern Europe the Same Thing?” January 9，2012，http://www.nouvelle-europe.eu/node/1394.
[20] 捷克工人黨創(chuàng)建于2003年，是一個具有仇外和沙文主義的元素和種族主義色彩的極右政黨，2010年被取締，但依然活躍。
[21] 徐剛：《中東歐社會轉型中的新民粹主義探析》，載《歐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56—57頁。
[22] 對中東歐新民粹主義的內部異同做進一步的比較分析非常有價值，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做過多探討，詳見Andrej Skolkay，“Populism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IWM Working Paper，No.1，2000，http://www.iwm.at/publ-jvc/jc-09-11.pdf，pp.5-6; Attila ágh，The Politics of Central Europe，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8，pp.62-69。
[23] 參見崔宏偉：《多維視角中的歐洲極右翼現(xiàn)象》，載《世界經(jīng)濟研究》2002年第6期，第77—80頁。
[24] Daniele Albertazzi and Duncan McDonnell，eds.，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08，p.214.
[25] Antonio Missiroli，“The Rise of Anti-EU Populism:Why，and What to Do about It”，European Policy Centre，September 12，2011，
http://www.epc.eu/documents/uploads/pub_1331_the_rise_of_anti-eu_populism.pdf.
[26] Peter H.Merkl & Leonard Weinberg，The Revival of Right-wing Extremism in the Nineties，London: Frank Cass，1997，p.26.
[27] 項佐濤：《中東歐政黨政治的“歐洲化”程度研究》，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3年第2期，第89頁。
[28] Benjamin Arditi，Politics on the Edges of Liberalism: Difference，Populism，Revolution，Agitation，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pp.60-74.
[29] 參見張?。骸懂斍皻W洲極右勢力抬頭述評》，載《現(xiàn)代國際關系》2011年第10期，第3頁。
[30] Mare Miroslav，“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of Right-Wing Extremists in East-Central Europe”，
http://cenaa.org/analysis/wp-content/uploads/2013/02/Mares_final.pdf.
關于20世紀90年代歐洲范圍內極端民粹主義政黨跨國聯(lián)系及相互支持的情況，參見滕凌：《當代歐洲極右翼運動剖析》，載《國際觀察》2001年4期，第23頁。
[31] Reinhard Heinisch，“Success in Opposition-Failure in Government: Expla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Public Office”，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6，No.3，July，2003，pp.91-130.
[32] 俞可平：《權利政治與公益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頁。
[33] Tom Bryder，“Populism - a Threat or a Challenge for the Democratic System?”http://polsci.ku.dk/english/international_students/present_international_students
/taking_exams/past_papers/populism_a_threat_or_a_challenge_for_the_democratic_system.pdf/.
[34] 吳稼祥：《民粹主義的三只手》，載《南方周末》2008 年4月24 日，第 E31 版。
[35] Francisco Panizza，eds.，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London: Verso，2005，p.3.
[36] [英] 保羅·塔格特：《民粹主義》，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頁。
[37] Larry Dianmond，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Regional Challenge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p.1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