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遲退休更多的要考慮權益的問題,這種權益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就業(yè)的權益,一個是退休的權益。將來的方案一定是一個綜合平衡的方案,使大家的權益都得到保障。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引起了社會各界極大關注。“漸進式”的內涵是什么?“漸進式”能否解決一切問題?市場能夠起到什么樣的調節(jié)作用?《中國科學報》就此采訪了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張麗賓。
《中國科學報》:您認為采取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是否能夠保證平穩(wěn)過渡?
張麗賓: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社會領域改革的要求是保住底線,為整個改革創(chuàng)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社保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政策,一定也會遵循“守住底線”的原則,即指保障社會弱勢群體的權益,特別要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具體的延遲退休的方案一定是以平穩(wěn)過渡為前提,政府不會武斷出臺老百姓不答應、對社會和諧不利、不利于保證社會公平正義的政策。
到目前為止,延遲退休的具體實施方案還在研究當中。而延遲退休年齡不針對任何群體。延遲退休更多的要考慮權益的問題,這種權益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就業(yè)的權益,一個是退休的權益。將來的方案一定是一個綜合平衡的方案,使大家的權益都得到保障。
《中國科學報》:延遲退休年齡如何避免一刀切,如何保證公平?
張麗賓:我們國家在計劃經濟時期規(guī)定了法定退休年齡,當時也是出于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考慮。但是現在的社會形勢發(fā)生了變化,就業(yè)轉向了市場化,不再是由國家安排就業(yè)、退休等等事宜。
發(fā)達國家的普遍做法是不規(guī)定法定退休年齡,只規(guī)定勞動者可以領取養(yǎng)老金的年齡,也就是說退休的年齡和享受養(yǎng)老金待遇的年齡是分開的。而我國在建立社會保險制度時,套用法定退休年齡,規(guī)定了領取養(yǎng)老保險待遇的年齡。目前的改革,正是要完善這種退休年齡和領取養(yǎng)老金年齡不分的制度,應該把退休制度和養(yǎng)老保險制度統(tǒng)籌起來考慮。
社會保險有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繳納社會保險的時間長,享受的水平就高,反之亦然。而退休年齡有兩個影響因素,一個是生理條件,現在平均壽命的延長,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使很多人在退休的時候依然有勞動能力及勞動愿望;另一方面,退休制度也需要一定的空間,比如一些人在工作年限中存在透支,在強制退休年齡的后期可能已經失去了勞動能力。所以我們在將來制定政策的時候一定會通盤考慮這些情況,退休制度和養(yǎng)老保險制度要統(tǒng)籌結合,一起來設計,要結合勞動者工作年限中對企業(yè)、社會和養(yǎng)老保險制度作出的貢獻,結合勞動者自身的就業(yè)意愿和能力,結合企業(yè)的需要,多方面都要滿足,設計一個彈性的退休制度。
改革的核心原則是公平效率原則,保障權益原則和市場原則,達到讓企業(yè)滿意,老百姓滿意,養(yǎng)老保險也能夠可持續(xù)發(fā)展,勞動力市場供給也更合理的目標。
《中國科學報》:延遲退休年齡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延遲退休會影響年輕人就業(yè)。對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張麗賓:延遲退休和年輕人就業(yè)不是簡單的直線替代關系,也與就業(yè)結構等因素相關。在有些領域,年齡大的勞動者的經驗是很寶貴的,用人單位應該重視大齡勞動力資源的重要性。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模式還主要是低端粗放的增長,對年輕勞動力的需求很大。改變這種結構需要我國整體經濟結構的轉型作為支撐。
在很多機關事業(yè)單位,由于編制的數量是一定的,可能會造成年長者占用崗位編制的現象,而在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單位還會聘用一些編制外的員工,這從勞動力市場的角度上來講不能說是一種絕對的替代,局部待遇方面的差異是由制度造成的,而從就業(yè)角度來講,他們之間的就業(yè)崗位不是替代關系,某種情況下還會是互補的關系。
《中國科學報》:面對延遲退休年齡一事,贊成者認為這樣可延長職業(yè)生命;反對者希望能按時退休享受晚年生活。從媒體的民意調查來看,大部分人持反對態(tài)度。延遲退休如何取得公眾的理解?
張麗賓:對延遲退休的抵觸情緒大多來自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即20世紀90年代以來下崗分流政策所影響到的群體,推遲退休年齡會對他們的利益造成侵害。
他們在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被下崗分流,失去了工作,其特點是“年齡大、技能低”,下崗分流之后,他們的基本收入是很低的。還有一部分集體經濟從業(yè)人員,他們在工作的時候就沒有享受到國有單位的福利待遇。這部分人在社會轉型后適應不了市場,已經承擔了很大的代價。而領取退休金之后他們的收入會比之前還要高。推遲領退休金會對他們的生活質量有一定影響。這就是為什么勞動力市場上大齡的社會弱勢群體對延遲退休表現出不理解,甚至抵觸的原因。
但實際上的影響沒有人們所臆想的那么大,按照現在漸進式的方案,對個體生活的影響是有限的。但是勞動者的這種擔心也提醒決策者在制度設計的時候要考慮到這種情形,不能“一刀切”,應該把是否退休的權利交給勞動者本人。
在延遲退休取得公眾的理解方面,我認為政策宣傳應該把制度真正可能影響到的群體的利益考慮進去,讓這部分人知道他們的權益一定是會得到保障的,以此來尋求社會的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