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的法律界權利文化的釋義與實踐都是在遵循西方的權利文化規(guī)則。很少再有傳統(tǒng)文化中的貶義含義。但如今的中國，社會制度、經(jīng)濟、文化以及思想等各個方面都在進行深度的轉型。文章就權利作為法律價值的觀念形成的歷史背景和意義進行了分析，然后在此基礎上就權利觀的實現(xiàn)進行了論述和分析。

【關鍵詞】法律價值　權利觀　價值實現(xiàn)

中國古代的“權利”可以分解為“權勢”與“貨財”，可以說其是與人的威勢和物質(zhì)財富有關的，而且當這一詞語進入道德領域時就帶有了貶義色彩；在西方，“權利”一詞是指公民主體自身所應擁有的正當?shù)臋嗔εc利益，而近代中國法律意義中的“權利”是援引自西方法律文化，可以說在中國的法律界權利文化的釋義與實踐都是在遵循西方的權利文化規(guī)則。因此在中國的文化中，“權利”一詞的意義跨度是非常大的，但如今“權利”一詞在中國的文化中已經(jīng)基本化為“權力”與“利益”的表達，而很少再有傳統(tǒng)文化中的貶義含義。但如今的中國，社會制度、經(jīng)濟、文化以及思想等各個方面都在進行深度的轉型，這自然也包括法制的轉型。而作為法律價值層面的權利又有著自身獨特的特點，通過對這一層面權利的梳理也有利于加深我們對我國法律體系中權利的理解和闡釋。

作為法律價值層面“權利觀”的歷史背景

中國法律價值層面的權利觀形成要比國外更加曲折，它的形成背景也更為復雜。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各個層面價值觀的轉變，尤其是國外人權研究的發(fā)展以及國內(nèi)人權觀念的引入，這為中國法律價值層面的權利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中國法律權利觀的形成必須拋卻傳統(tǒng)文化中權勢與物質(zhì)財富的狹隘并帶有貶義評價的解釋，而逐步樹立權利正當化的觀念。一旦這種觀念形成并貫徹執(zhí)行，那么也就標志著中國法律價值層面權利觀的形成。

改革開放時代的價值觀轉型。從國際上看，自二戰(zhàn)后西方國家的人權學說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國際人權法的逐漸完善與確立使得人權成為一種世界全球化下的普適價值觀。從國內(nèi)來看，改革開放、社會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實行帶來了經(jīng)濟的發(fā)展以及上層建筑的變化，這也促使法制與權利時代的到來。法制的轉型既是社會主義社會轉型的一部分，又推動著整個社會的轉型。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是中國開始主動融入全球發(fā)展的重要一步，而中國在加入世界貿(mào)易組織后，中國要想更加融入國際社會就必須與國際接軌，這不僅是在經(jīng)濟規(guī)則上的接軌，也包括文化與制度的接軌，這也極大的促進了中國社會法制建設與國際的接軌。在1991年國務院發(fā)布了《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這不僅代表著中國政府在人權這一問題上的明確立場，也意味著整個社會對于人權問題的關注。此后，中國政府積極加入到國際人權建設活動之中，表明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主動與努力，這也極大的鼓勵了法學界進行人權以及相關權利觀的研究。

“權利本位論”的興起。權利與義務本應是相依相生的，而“權利本位論”則把獲得權利作為根本目的，而履行義務只不過是獲得權利的一個手段，而且其認為在權利與義務之中，權利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在法制問題上，它認為權利是法的起點與重心，認為權利是法學體制的基石。

與權利本位相對的還有義務本位論，權利本位強調(diào)的是國家各項活動的目的最終是為了維護和實現(xiàn)人的權利，而義務本位則認為個人必須絕對服從于國家，劃分二者的標準便是國家權力是否干預了個人的合法權益。在權利本位論中，其認為國家無權干涉?zhèn)€人的利益，這其實就是把國家放到了個人權利的對立面，這就必然產(chǎn)生個體為維護自身利益而與國家權力的斗爭。權利本位論有其不合理性，但從人權角度來說，它強調(diào)以人為本，倡導國家的立法、執(zhí)法、司法都要以維護人的權利為出發(fā)點，這為人權理論的普及和傳播奠定了基礎。

人權研究的兩次髙潮。人權研究在中國仍然是一個較為年輕的研究，人權理論也主要是反映了社會精英的人權觀念，但這對于引導社會大眾的人權觀形成與發(fā)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人權研究活動是當今人權運動與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推動著人權立法與人權事業(yè)的前進。我國的人權研究主要開始于改革開放以后，并且形成了兩次人權研究高潮，一次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主要是對資產(chǎn)階級與馬克思主義人權觀關系的探討與認識，第二次人權研究高潮主要是以2004年人權入憲為標志的，這一高潮主要圍繞人權被寫入《憲法》問題進行了討論。對這兩次人權研究高潮進行分析，能夠了解我國人權研究的發(fā)展脈絡，并以此為基礎去把握未來中國人權研究的發(fā)展走向。

作為法律價值層面“權利觀”的產(chǎn)生

一種價值的追求是時代變革的動力，而在當下中國的變革，自由、公平正義與人權等無疑是社會變革與發(fā)展的重要價值推動力。在中國整個社會的變革大潮中，法學界以實現(xiàn)“權力觀”的正當化與價值化為變革目標。

中國法學界對于權利的界定，最初只是從作為一種法律技術或工具的角度進行分析，此時的權利，它只是一種獲得與維護利益的資格界定、實現(xiàn)手段與獲得保護的可能性，它存在于法律關系之中，受到法律條文的保障。此時在中國，權利與義務一樣，他們都只是法律的一種技術手段，而不包含任何價值觀念。這種權利觀到了20世紀90年代發(fā)生了變化，到了90年代中期，人們在對權利的認識與定義之中，開始重視權利主體、獲得手段與價值實現(xiàn)。這種變化深刻的體現(xiàn)在人們對于權利的定義上，在1993年程燎原、王人博等人出版了《贏得神圣—權利及其救濟通論》一書，在書中，他們對于權利的定義是“由自由意志支配的，以某種利益為目的的一定的行為自由”，他們認為自由意志、利益與行為自由是權利的最重要元素。對于權利的內(nèi)在構成要素的認識是在不斷深入發(fā)展的，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理事范進學教授則認為權利的內(nèi)在構成要素應該是“正當”與“正當?shù)?rdquo;，即權利是“正當?shù)氖挛?rdquo;或“正當?shù)臇|西”，而法律權利就是那些源自于法律的正當事物，而且范進學教授認為正當性是法律的本質(zhì)特征，法律的諸多要素與屬性不過是不同層面與領域法律正當性的衍生。范進學教授的這一理論引起了法治界對于權利價值與正當性的討論。

在權利的正當性討論中，最為重要的一個課題便是權利的正當性與道德正當性之間的關系。道德追求善，因此它是一種應然性的存在，而如果完全用道德價值去構建社會，那么極有可能形成一種烏托邦的社會構想。如果把權利當作一種新的道德，由于道德具有應然性，那么人們便也會要求人人都應該去實現(xiàn)權利，一旦有個體在外在因素干擾下沒有去實現(xiàn)權利，那么權利就會被認為是虛妄的。而在實際的現(xiàn)實社會中，權利更多是一種實然性的存在，因此可以說權利的正當性并不完全等于道德正當性。要樹立起法治層面的權力觀，還需要對二者的關系做出區(qū)分。

作為法律價值層面“權利觀”的意義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發(fā)展之中，無論是人類生產(chǎn)的發(fā)展還是社會上層建筑的進步，這一切最終都是為了實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與自由的實現(xiàn)，法律制度的構建也只是為了達到一以目的的手段之一，因此若是從實現(xiàn)人的發(fā)展與自由這一角度來構建權利正當性的價值，而不是僅把權利作為一種法律分析工具，這樣能夠體現(xiàn)人的平等、自由與尊嚴等價值的權利更加具有理論與現(xiàn)實的意義。在理論上，當人們從價值角度來研究權利時，權利觀研究便不僅是研究法律權利的相關問題，而是從價值批判的角度，開始研究價值意義上的權利，這極大的擴大了法學研究的范圍，而且這種研究能夠推動法律制度的變革，進而又對社會產(chǎn)生現(xiàn)實影響。而在實踐上，當權利獲得了價值層面的意義，那么它便具有了一定的批判性，它不僅能夠推動法律制度的變革，更能夠改變?nèi)藗兊乃季S觀念，促進人們法制權利觀的形成。

從權利意義內(nèi)涵的發(fā)展來看，權利的正當化價值實現(xiàn)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都是通過傳統(tǒng)文化的嬗變與革新來實現(xiàn)的。正如上文所說，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對于權利的評判是具有貶義的，它并不具有正當性內(nèi)涵；而在西方，權利一開始也并不具有正當性價值，在古羅馬時期，權利就僅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概念，直到近代經(jīng)過漫長的發(fā)展才有了“個人自主性為正當”這一理念。而當代中國，權利從一個純法律觀念演進為價值論下的權利觀只用了短短幾十年，這一方面是得益于西方國家權利觀的成熟，為中國權力觀發(fā)展提供了可借鑒與學習的對象，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國內(nèi)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在進行著現(xiàn)代化建設，這為權利觀的正當價值形成打下了堅實的物質(zhì)基礎。這種權利價值的實現(xiàn)改變了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思維，開啟了人權制度化的時代，對我國的法制建設、政治建設以及整個社會的建設都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