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為萬事之本源
孫中山用“生元”這一創(chuàng)新的概念,來陳述細胞為生命起始的價值。不過他對細胞的體認,已度越了能變異、能分裂的生物限度,而賦予有知覺靈明的精神性存在。他說:“生元者,何物也?曰:其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議者矣。按今日科學所能窺者,則生元之為物也,乃有知覺靈明者也,乃有動作思為者也,乃有主意計劃者也,人身結構之精妙神奇者,生元為之也。人性之聰明知覺者,生元發(fā)之也。”“生元”是精微奧秘、神妙莫測的存在;是人的思維不可到達的、“不可思議”的境域;是有知覺靈明、動作思為、主意計劃的有意志的精神性存在;是人性聰明知覺之發(fā)的存在。這是孫中山對生元內涵、性質的規(guī)定。
“生元”作為有意志的精神性的存在,它不僅是生命的起始,而且具有先驗性。孫中山將其與孟子的良知良能相比擬。他說:“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自圭哇里氏發(fā)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后……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貫通,另辟一新天地。”生元之知、之能,就是孟子所說的良知良能。自從發(fā)現(xiàn)“生元有知”的理論以后,哲學家所不能明白的,科學家所不能解釋的,進化論者所不能通達的,心理學家所不能說明的,便可由“生元有知”論豁然貫通,而開出新天地。
“生元有知”作為天地萬物的生命起始,而先驗地賦予其良知良能;“生元之結聚于人身各部”,包括能思之心。他說:“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國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現(xiàn)象也。是以建國之基,當發(fā)端于心理。”人是心的器皿,國家是人的積聚,國家政治是一群人的心理現(xiàn)象。換言之,人、國家、國家政治都受心的制約,由心來決定。
基于他對心的這種決定性的價值體認,他說:“是故政治的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心之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滿清之顛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者,此心敗之也。”他把國家政治的興盛與腐敗、清王朝能否被推翻、民國建設成功與否等統(tǒng)統(tǒng)歸結為人心的振與靡,只要“吾心”的信念與意志認為可行的,即使有移山填海的艱難,也有成功之日。“吾心”認為不可行的,即使像反掌那樣容易,亦沒有收效的日子。由此,他得出結論,心為“萬事之本源”。“人心就是立國大根本”,清朝亡于此,民國成于此。這就是說,心是萬事萬物最終的根源,即其形而上本體,萬事萬物都由心來主宰。
從心為萬事本源出發(fā),孫中山認為,“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yè)”,“有志竟成”,“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吾心”的意志、精神可以決定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大事業(yè)能否成功。盡管孫中山這里說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但他并不否定群體之心的作用。譬如政治的隆污,系于人心之振靡,即意蘊民心的向背。如發(fā)展實業(yè)(工業(yè)),“此為興國之要圖,為救亡之急務,而能萬眾一心,舉國一致,而歡迎列國之雄厚資本,……則十年之內,我國之大事業(yè)必能林立于國中”。若能做到萬眾一心,必先奠基于方寸之心。他說:“要做革命事業(yè),是從甚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從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自己能夠在心理上革命,將來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由己及萬眾,萬眾才能一心。“國民國民,當急起直追,萬眾一心,先奠基于方寸之地,為去舊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設也。”萬眾一心,一統(tǒng)思想、意志,必須從每人心上去舊更新,以完成良心上的建設,才能完成建立中華民國的大事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