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預防官吏貪腐職務犯罪的歷史考察

從道德層面預防貪腐職務犯罪。對貪腐官吏予以否定性道德評價。在古代，人們對貪腐官吏十分憎恨，《詩經》中記載：“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宋代包拯指出，“貪者，民之賊也。”（包拯集》卷3《擇官》）。貪腐職務犯罪是可預防可控的?？鬃又赋?，“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認為犯罪可以通過社會綜合治理、道德教化來預防。社會綜合治理按照中醫(yī)理論，未病先治、急則治表、緩則治本、表里兼顧⑤，對官吏貪腐職務犯罪的預防有良好的啟示作用。

道德教化是預防官吏職務犯罪的治本之策。我國治國思想在道德觀和價值取向上堅持德政、用賢、民本、治吏、修身等，形成清廉文化，德是統(tǒng)治者考察官吏的核心要素。首先，強調道德教化?？鬃臃磳?ldquo;不教而殺”（《論語·堯曰》）。荀子重視道德教化在預防犯罪中的作用，“不教無以理民性，”（《荀子·大略》）強調“禮儀之化”，“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七教”（《荀子·大略》），教化官民，起到“化性起偽”的預防作用。在治國理念上孔子強調“為政以德”，⑥要求官吏“見得思義”，不取不義之財，從而達到預防貪腐職務犯罪的目的。其次，強調道德踐行。孔子對魯國執(zhí)政季康子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強調道德踐行和示范。“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踐行勝于言辭。《荀子·儒效》中提出：“知之不若行之。”在處理官與民的關系上，堅持“民為邦本”，為官為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上》）在吏治問題上，主張“圣人治吏不治民”，認為官吏貪賄害民，“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脧人而厚己”（《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四《開國規(guī)范》）。第三，強調修身。重視官吏的自身修養(yǎng)是中國傳統(tǒng)治國思想的一大特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孔子曾對魯哀公說：“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禮記·哀公問》）孟子認為“養(yǎng)心莫善于寡欲”。唐太宗說：“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貞觀政要》卷一《君道》）

從法律制度層面預防貪腐職務犯罪。從法律層面上看，歷代統(tǒng)治者都重視立法，從官吏選任、考核、懲處等，都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基本保證官吏履行職責有法可依，從而保證國家權力有序運行。

首先，從官吏選任的源頭上預防貪腐職務犯罪。在用人問題上主張任人唯賢，“用賢則治”是古代公認的治國之道。墨子認為，“尚賢者，政之本也。”⑦商朝選拔人才采用“三宅三俊”選任法，“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尚書·立政》）強調選拔人才要依事（政務）、牧（民事）、準（執(zhí)法）三個方面的標準考察官吏的才與德。西周時期采取“六德六行六藝”推選法，由此形成選拔官吏的法定標準。戰(zhàn)國時期任官推行了量能授官的制度。秦朝官吏法規(guī)定了一套較為完善的法律制度，如任官標準，秦簡《為吏之道》將其概括為“五善”；選任方式，有察舉制度、征召制度、任子制度；秦《置吏律》還規(guī)定了任官的程序。漢朝官吏選拔采取察舉制和征辟制。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吏選拔逐漸形成了“九品中正制度”。唐朝的職官制度比較完善，據《資治通鑒》卷194的記載，唐太宗指出，“為官擇人，唯才是與，茍或不才，雖親不用”。⑧宋朝科舉考試不限制應試者的出身，關鍵看賢能。元朝選任官吏，強調民族原則。明朝選拔官吏有四法，“曰學校，曰科目，曰薦舉，曰銓選。”清朝職官銓選。民國的五權憲法，其中有一個考試權，用人必考試，以提高官吏的素質。

其次，通過對官吏權力的監(jiān)督來預防貪腐職務犯罪。通過考課來監(jiān)督官吏權力行使。“有官必有課”，對官吏的考課是預防職務犯罪的重要手段。夏商時期，已有職官任用和考績方面的簡單制度，商朝有“三有宅”考績法。西周時期，關于官吏考績的制度相對豐富，據《周禮》記載，朝廷有專門負責考績的部門“天官”，有具體的考績內容“六計”，有明確的考績時間。對各級貴族官吏還有“述職”制度，定期考核，根據其德才政績進行升降黜陟。秦朝對官吏的考課分定期和不定期兩種，考課的結果分為“最”和“殿”兩類，“最”者獎勵提升，“殿”者笞罰。漢朝對官吏采取“上計考績法”，將考績完善為三種形式、兩大系列，三種形式即常課（年終）、大課（三年）、會課（丞相、御史會考），兩大系列就是長官考核屬吏、官吏從上到下逐級逐層考核。⑨

唐代對各級官吏的考課規(guī)定了一套標準，即“四善二十七最”，用來考核官員的德才。宋朝為了強化中央集權，非常重視考課對官吏的控制作用，規(guī)定內外官吏任滿一年為一考，三年考為一任，州縣官“三歲一易”。元朝對“職官”和“吏員”實行分類考課、分類晉級的制度。明代的官吏考核分“考滿”與“考察”兩種。“考滿”是指在官員任期內定期舉行的考核。“考察”是不論官員的任職時間，對所有官員的定期考核，并根據考察結果作出相應處置。清代基本沿襲明代的考績法而“品式略殊”，但把“考滿”改一年一考，三考為滿，考績實行“五等制”；對“考察”作了“四格八法”的規(guī)定。通過考課來監(jiān)督官吏盡職盡責，以保證官吏隊伍的素質，從而預防職務犯罪。

通過設置監(jiān)察機構實現(xiàn)權力對權力的監(jiān)督，預防官吏職務犯罪?！豆茏?middot;桓公問》記載黃帝立明臺、禹立諫鼓、周武王設靈臺等，用以采察民意、求賢納諫，被認為是古代監(jiān)察制度的濫觴。早在夏朝就有專門的監(jiān)察官“嗇夫”，“吏嗇夫為檢束群吏之官，人嗇夫為檢束百姓之官。”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監(jiān)察百官為“嗇夫”、監(jiān)御史等，秦代中央有御史大夫，監(jiān)察百官，地方有監(jiān)察史，負責監(jiān)察地方官吏。漢代以后，中央設有專職的監(jiān)察機構，稱御史臺（府、寺）。漢武帝創(chuàng)建了刺史制度，每州為一個監(jiān)察區(qū)，設置刺史一人，負責監(jiān)察所在州部的郡國。魏晉實行御史臺及十三曹，十三曹的監(jiān)察職責與整個國家的行政活動聯(lián)為一體，構成一個龐大的分曹監(jiān)察體系。南朝御史臺為唯一的檢察機關，其權力結構更加獨立，監(jiān)察官員權力膨脹，允準風聞彈事。“御史許風聞論事，相丞有此言。”（《漢獻通考》職官七）監(jiān)察官即使彈劾有誤，也不負責任。

隋朝有《刺史巡察六條》，監(jiān)察的重點是地方官員的理政能力和對中央政策法令的貫徹執(zhí)行情況，以及地方官員的貪贓枉法害政情況。唐代《巡察六條》，監(jiān)督地方官吏，清廉為政。唐代有尚書左右丞有權監(jiān)察百官，并且通過加重“監(jiān)臨”官犯罪處罰來促使“監(jiān)臨”官依法履行職責。宋沿唐制，但皇權發(fā)展，“防臣下甚于防外寇”的心理作用下，強化了監(jiān)察官吏的職權，監(jiān)察御史任用權收歸皇帝，監(jiān)察官員任職條件提高，未經兩任縣令，不得為御史，保證御史的政治經驗。明清時稱都察院，地方有監(jiān)察區(qū)，監(jiān)察機關是“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地位進一步強化，實行御史出巡制度，御史出巡，號稱“代天子巡狩”。

中國古代監(jiān)察官吏呈現(xiàn)“人眾秩卑權重職廣位顯”的特點。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指出，中國古代監(jiān)察官有秩卑命尊、官小權重、小大相制、內外相維的特點；“秩卑則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日知錄》卷九）

第三，通過嚴刑峻法手段，起到特殊預防的作用。商朝官員職務犯罪“三風十愆”罪，可施以墨刑。西周對司法官吏職務犯罪，有“五過之疵”者，與違法案犯同罪。漢律規(guī)定，“贓值十金者齊市”；向下級索賄，設“恐猖取財”罪，可處死刑；接受下級“飲食饋遺”、“取息過律”要免官。晉朝，一般盜竊四十匹才處死刑，而官吏監(jiān)守自盜只要滿五匹就處死。

以刑罰寬緩著稱的唐朝對官吏職務犯罪也是嚴懲不待，《唐律》首置“六贓”的罪名，有四個罪名用于懲治貪官污吏。宋朝對官員職務犯罪，嚴重的適用陵遲刑。明朝朱元璋時期對官吏職務犯罪創(chuàng)用了“剝皮實草”刑。通過增加職務犯罪的成本，從而達到預防職務犯罪的效果。

對我國古代防控貪腐職務犯罪的幾點思考

家天下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由于特殊的國家管理形式和結構形式，對權力有一種“天然”的制約機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擁有最高權力的統(tǒng)治者絕對不容許下層官吏過分腐敗而危及其江山社稷的安全。這樣，就形成一種以皇權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權力監(jiān)督機制，權力來源、對誰負責、權力監(jiān)督清晰明確。

通過對我國古代職務犯罪的研究，有以下幾點思考：首先，完善預防職務犯罪的法律體系，實行重典治吏，增加職務犯罪成本，是行之有效的預防職務犯罪的方法。其次，建立官吏薦舉責任制，薦舉失察要負法律責任。第三，整合監(jiān)察資源，建立完善的、行之有效的監(jiān)察機構，提高監(jiān)察機構的地位，實現(xiàn)權力對權力的制約。第四，建立貪腐職務犯罪“零”容忍機制。第五，取消貪腐官吏的做官資格。第六，加強廉政文化建設。

（作者為攀枝花學院副教授；本文系2008年攀枝花市軟科學課題“在國有大企業(yè)建立職務犯罪防控體系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08CY-R-9）

【注釋】

①②曾代偉：《中國法制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44頁，第38頁。

③懷效鋒：《中國法制史》，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60頁。

④董說：《“七國考”引桓譚“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3頁。

⑤俞榮根：《道統(tǒng)與法統(tǒng)》，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30頁。

⑥《論語》，程昌明譯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頁。

⑦《墨子·尚賢上》，徐翠蘭、王淘譯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8頁。

⑧吳兢：《貞觀政要·擇官第七》，裴汝誠等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3頁。

⑨張晉藩，李鐵：《中國行政法史》，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42頁。

責編/于巖（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