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4年1月27日, 當法國在和中國握手時, 歐洲“開啟了中國時代”。在中法建交五十年后,中國轉(zhuǎn)變的速度令人著迷,也耐人尋味。法國和歐洲陷入局部性的危機,謹慎前行,而中國則將同美國一樣成為世界上重要的一級。兩國之間在思想方面有著明顯的相似性,在思想深處都互有好感、相互尊重。中國同歐洲一樣,需要依靠其自身的文化特性,證明政治和經(jīng)濟的自主性,并且通過對自身文化記憶的深入分析與“重估”,來增強對自己文明遺產(chǎn)的信心。人們已經(jīng)證實了第四次危機的來臨,能拯救我們的,并不是一場新的世界大戰(zhàn),而是一種新的信仰。我們需再創(chuàng)造出一種面向文化對話的政治哲學,這就要求人們對這兩種文化的潛能給予足夠重視。
【關(guān)鍵詞】中法建交 文化對話 第四次危機 新政治哲學
“一個比歷史還要古老的國度……”
現(xiàn)代民主制度通過紀念自身的歷史,來試圖讓自己安心:她歡慶自身價值觀的勝利(比如,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歐洲戰(zhàn)場停戰(zhàn)的日子);也反思其與野蠻力量的搏斗(尤其是2011年9月11日,基地組織襲擊世貿(mào)中心的紀念日)。盡管有時候任何因素都具有決定性影響,但是外交史上具有標志性的一些日子,卻很少能在世界上各民族交往的新的歷史篇章中寫上一筆。
1964年1月27日就是這樣一個關(guān)鍵性時刻,它推動了歷史的發(fā)展:當法國在和中國握手時,提醒了世界歐洲活力尚在,并準備作出新的選擇,用馬爾羅(Malraux)的話來說,就是“開啟了中國時代”。
不過,這僅僅是一份在巴黎和北京同時發(fā)表的簡明公報:“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guān)系。為此,雙方在三個月內(nèi)互相派駐大使。”
然而,這寥寥數(shù)語,表明了夏爾勒·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這位高瞻遠矚的國家領導人,勇于挑戰(zhàn)蘇聯(lián)帝國(當時中蘇關(guān)系已明顯惡化,不久雙方關(guān)系就徹底破裂,陷入論戰(zhàn)),追趕美國(1971年中美兩國開始了謹慎的所謂乒乓外交,到了1979年才正式建交),挑起總理府內(nèi)部兩大對立陣營的紛爭。
確實,戴高樂將軍特別敬仰的正是“亙古不變的中國”(這個“比歷史還要古老的國度,堅定不移地追求獨立,鍥而不舍地維護中央集權(quán),天生擅長自我反思,對外國人不屑一顧,卻為亙古不變的永恒感到驕傲”),在這番微妙的贊揚中,我們可以解讀出想要化解與共產(chǎn)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guān)系的難處:不論當前的意識形態(tài)為何,中國依然是那個中國。
難道他曾經(jīng)讀到過老子說過的“治大國若烹小鮮”這句話(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煮魚時不要去翻動它們,因為有可能會把它們弄碎)么?毫無疑問的是,戴高樂將軍把中法關(guān)系的復蘇提到最高的高度,也就是“文化層面”(le terrain de la culture)。同一年,前教育部長,同時也是優(yōu)秀的大學教師呂西安·巴耶(Lucien Paye)被任命為首任法國駐華大使;第二年,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本人,以文化部長的身份訪問中國。因為如果戴高樂將軍稱之為發(fā)展“從人民到人民的深厚關(guān)系”的愿望,是基于雙方在經(jīng)濟、工業(yè)和技術(shù)領域的交流的話,那么他認為,多虧“兩國之間在思想方面有著明顯的相似性,在思想深處都互有好感、相互尊重”,這一切才會變得可能、真切和有希望:兩國之間有相當多的有利條件,發(fā)展“一種不斷擴大的文化合作”。
在反殖民化運動蓬勃發(fā)展的形勢下,作為1966年金邊談話的鋪墊,法蘭西共和國已經(jīng)通過戴高樂的聲音,呼吁尊重國家主權(quán),以便平衡國際秩序,也含沙射影地表達了,通過后來稱之為多極化的治理來超越全球兩極化管理的必要性。
我們相隔五十年后看到,這些講話肯定了國家和地區(qū)認同,同時也突破了地理、宗教、性別、個體和特定的邊界。法國和歐洲陷入局部性的危機,謹慎前行,而中國(即便意識到自己尚不能適應這種急速發(fā)展)則將同美國一樣成為世界上重要的一級,在這種各方都有著不同訴求,同時又有身份認同交錯的背景下,有可能(或者沒有可能)建立國際平衡嗎?
對“精神性的東西”,及其在橫向的政治制度中的“根基”的追訴,要求我們將與民族、傳統(tǒng)、宗教及個人創(chuàng)造相關(guān)的長時段的文化記憶,與政治考察相結(jié)合。中國的文化記憶,與法國在歐洲的文化記憶之間,有可能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互動呢?
一名保加利亞青年學生的中國之行
作為一名來自保加利亞的青年學生,我曾聽說中法建交在思想界前輩的討論中引起了震動。當時一種主流的文學批評,促使我去閱讀老子和孔子之間的隱匿對話:兩位哲學和政治學方面的先哲的隱喻,互為參照又相互補充,可以作為斯大林主義之后“解凍”時期,民主治理的兩種可能的途徑。但正是在法國,我理解了中國覺醒的真正途徑,我靠著一份法國獎學金的資助來到法國學習,戴高樂將軍心系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的整個歐洲,他設立了一些資助“東方國家”的青年研究者的獎學金。正是在與中國建交的兩年后,我在巴黎讀到了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卷帙浩繁的百科全書式的英文著作《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開始學習中文,但是與我的許多同代人相反的是,中國更令我著迷的是富有神秘色彩的文明,而不是毛主席發(fā)動的“文化大革命”。我來自共產(chǎn)主義陣營的國家,但我自認為“幸免于”斯大林主義,也沒有患上“中國病”,在1968年“五月風暴”的背景下,與我同代的知識分子大都對此沒有免疫力。從中我發(fā)現(xiàn)了一種愿望的征兆,以及在我看來是集權(quán)主義垮臺時的革命激情,尤其是在左派人士那里,與此同時,西方的民主制在總體上也趨于僵化,用我們中間那些反對它的人的話來說就是“瘋了”。
1974年,在中國成為聯(lián)合國常任理事國三年后,我跟隨所謂的要“實地考察”的代表團應邀訪問中國。由菲利普·索雷(Philippe Sollers)帶隊,成員包括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馬塞林·裴勒奈(Marcelin Pleynet)、弗朗索瓦·瓦勒(François Wahl)和我,本來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也是要去的,他在最后時刻沒能成行。我們訪問了北京、洛陽、西安、廣州、上海,以及另外一些不太知名的小地方:我著迷于用櫻花染成的玫瑰色的綢緞,嘗試著破譯道觀和佛教寺廟里的碑文中所蘊涵的智慧,驚嘆于皇陵甬道和長城的恢宏,不過我主要的觀察對象還是我身邊那些真實的現(xiàn)代婦女。當時在紐約和巴黎正是女性主義的時代,我正著手為一家剛成立的出版社寫作一本名為《中國婦女》(Les Chinoises)的著作(法文版,Les Éditions des femmes,Paris,1975;英文版About Chinese Women,New York,Urizen Books,1977;London,Marion Boyars,1977;中文版《中國婦女》,同濟大學出版社,2010)。處于文化考察和政治焦慮的十字路口,我寫道:“如果人們對婦女及其生存環(huán)境和差異不感興趣,那么也就錯過了中國。”通過心理分析和人類學的交叉研究,我感興趣的正是人類的多樣性,想要探討的問題是,在與我們的希臘—猶太—基督教傳統(tǒng)不同的文化記憶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種什么樣的治理模式。例如,認為宇宙是由“陰”和“陽”組成的,就用有表意文字來書寫。
因此,這本書的設問是關(guān)于建立在性別差異基礎上的社會公約(le pacte social)的根基,以及兩性之間的契約。通過考察中國家庭的歷史,以及中國婦女的命運(從古代一直到資產(chǎn)階級革命和共產(chǎn)主義時期),我堅持認為,男性與女性之間不同形態(tài)的關(guān)系,在深層次方面決定了倫理、信仰、宗教,顯然也包括家庭權(quán)力在內(nèi)的各方面的多樣性,進而最終決定了風俗,甚至權(quán)力在整個社會中的表現(xiàn)形式。在一個避孕藥和墮胎在法國尚被禁止,女性部長也還沒有被社會廣泛接受的時代,中國似乎已經(jīng)從中世紀的沉睡中蘇醒了過來,擺脫了蘇聯(lián)模式,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和解決方案,促使人們思考“第二性”:不,是“半邊天”的未來。我把這方面的思考,具體為幾個自己感興趣的研究主題(母性、家庭、兩性之間的和諧與戰(zhàn)爭),訪談這些中國女性,然后描繪出一個大概的輪廓。我有意識地觸及這些大問題,但僅僅只是把這些問題提出來,而不是要去回答它們:這是我自己研究“中國婦女”的方式,盡管只是管窺蠡測。正如莊子所言:“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大勇不忮。”
人們攻擊那個時代年輕的激進主義者,認為是以最不負責任的方式具體表現(xiàn)了集權(quán)主義,對此我總是感到詫異,我并不了解這種類型的“激進分子”。這本書中引申出的我們對于中國的興趣,在我看來,退一步看就像是“柏林墻”上出現(xiàn)的第一道裂縫:總體來說,是戰(zhàn)后分裂出的兩大陣營衰落了。目前正在發(fā)展的全球化,體現(xiàn)在我們的思想和行為之中;對平庸化的普世主義我們也會馬上產(chǎn)生爭議。在不同的文明中,男性和女性,精神和身體,聲音和動作,口語和寫作,也不是以相同的方式來劃分的;“中國思想”(或者確切說:“中國經(jīng)驗”),為我們揭示了有關(guān)欲念、感知和政治的其他可能性。
說回到我自己,長期以來我都游離于一切形式的政治,盡力在內(nèi)心尋找那些問題的答案,那就是:無意識、母性和小說。盡管如此,我仍然相信,政體甚至政治的改造必須要經(jīng)過文化重塑,而文化重塑則要求我們關(guān)注中國文明這塊富有神秘色彩的大陸,我確信,在新一輪技術(shù)性和目前消費主義盛行的西化浪潮中,中國文明仍然具有活力。如果說“多樣性”在目前正在發(fā)展的全球化中并非是一句空話,那么敬請關(guān)注其他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
本著這種精神,我在2008年同一群友人共同創(chuàng)設了“國際西蒙·波伏娃婦女自由獎”(Prix international Simone de Beauvoir pour la liberté des femmes),我們在2010年把這個獎項頒給了兩位中國女性,法學家郭建梅和影視工作者、女作家艾曉明,以表彰她們在繼承中國反對蒙昧主義,倡導女性的解放和創(chuàng)造性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的基礎上,而創(chuàng)作出的維護婦女權(quán)利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中國將在這個新的千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jīng)濟體。但是相反,卻沒有人知道,人權(quán)標準如何與另一種傳統(tǒng)相連接。盡管互聯(lián)網(wǎng)已經(jīng)取代了精致、柔軟的毛筆,但這種傳統(tǒng)必定不會認同歐洲文化引以為傲的極端自由主義的主張,人們也不知道這種連結(jié)是否有可能會帶來不可預料的發(fā)展。我試圖在這些中國婦女身上,抓住有關(guān)先祖的記憶和已消逝的優(yōu)雅,她們已經(jīng)完全成為了“世界新秩序”最完美的“管理者”(managers),還是能夠讓這種秩序朝著更加合理、求同存異、和諧發(fā)展的方向繼續(xù)進步?至于我本人,一直留意那些來巴黎求學的中國年輕人,無論他們是來研究分子和原子,還是來閱讀帕斯卡爾(Pascal)、狄德羅(Diderot)、科萊特(Colette)和薩特(Sartre)的作品。他們從我們身上學到的東西,同我們從他們身上學到的東西一樣多。以這些交流為基礎,他們會如同我們一樣,賦予自由以新的涵義。
當未來在這種新創(chuàng)造的自由下培養(yǎng)出來的考古學家,想要寫作一部中歐相遇的歷史時,會追溯到我們這一代,耶穌會士開啟了這段歷史,目前的世界一體化又讓它變得平庸化,而唯有在文化上進行接合的嘗試,才能使之有可能變得悠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