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反對暴力革命、不主張以武力方式推翻政權而解決政治問題的平社同人來說，干預政治、實現政治改革的方法不外有二：要么加入政府或政黨，親自領導或執(zhí)行政治改革；要么居于幕后，通過影響政壇上的黨政要人來實現政治改革的設想。對于后者，此時的胡適等人抱著“留一兩個人獨立于政治黨派之外，也是給國家培養(yǎng)一點元氣”的思想，情愿作“對于國家社會的問題作善意的批評和積極的討論，盡一點指導監(jiān)督的天職”的“中國國民”，而于步入政壇似無多大興趣。41至于前者，實際上自1927年5月回國抵滬以來，國民黨內胡漢民、戴季陶、汪精衛(wèi)、宋子文、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等文武要員，皆曾主動與胡適接觸，而蔡元培、王寵惠、蔣夢麟等人本身即與胡適有比較密切的私人關系。這確為胡適等人建言獻策，作幕后諍臣，創(chuàng)造了極有力的條件。其中，最重要者當屬宋子文與汪精衛(wèi)。

宋子文無疑屬蔣介石一派中人，1928年6～7月間，他曾試圖進行財政制度改革，并向“負責任的在野人士、納稅人代表”發(fā)出“批評我們、協(xié)助我們和指導我們”的呼吁。42在改革未果之后，他曾向胡適求助，希望胡適“代他們想想國家的重要問題”。1929年7月2日，胡適即提出制定約法、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改組政府及四院，冷靜考慮黨的問題、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及商界代表共同研究裁兵方案、提倡工商業(yè)最急之務，以及用人宜實行考試等七項辦法。一年后，胡適又向宋子文提出解放言論、監(jiān)察審計機關皆宜容納反對黨，及對東北、西北宜有根本方針的三項建議。43通過進一步的交流，胡適與宋子文之間建立了比較密切的關系，甚而至各自有所借重的程度。然而胡適也很快認識到，宋子文雖算“籌款能手，卻全不懂得政治”，終究“只能跟著人跑”，“只能服從”。44他們之間密切的關系并不能轉化為實際的政治變革。

相較于宋子文的“只能服從”而不愿領導，汪精衛(wèi)此時無疑是不愿服從而欲圖領導。其所組織的“改組派”在主張打倒“一切反動勢力的大本營”南京國民黨中央，“繼承第一、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系統(tǒng)而重新改組中國國民黨”45之時，亦對胡適等人制定約法，保障人權的主張作出積極的回應。而由汪精衛(wèi)等反蔣勢力共同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更明白表示要“扶植民主政治”“根據總理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召集國民會議”，并聘胡適為約法起草委員。46這樣的姿態(tài)較之宋子文等人無疑更具吸引力，也更給予胡適等人以信心。胡適1930年5月北上半月，即在平社討論中大倡“干政治”，這與7月擴大會議的召開似很難說毫無關系。而胡適對于北方諸人的勝利亦抱一定的樂觀態(tài)度。47然而，就在此一時期，汪精衛(wèi)與胡適思想上的矛盾亦顯露出來。當汪精衛(wèi)夫人陳璧君表示汪精衛(wèi)無論如何不能放棄“黨的立場”時，胡適不客氣地答道：“老實說，黨到今日，還有救嗎？……精衛(wèi)還是愿得這二千多人的同情呢？還是愿站在‘國的立場’來博我們多數人的同情呢？”48而隨著中原大戰(zhàn)的終結，這一問題已不必再作回答了。

對政治，胡適自己不作為而想影響他人作為，選擇通過影響黨政要人而非親自參與政治活動的方式來實現政治設想，似與其對知識分子的觀感有關。在與美國公使詹森（N. T. Johnson）的談話中，詹森關于“書生文人很難合作，很難有真正領袖從文人里出來”，而只能“望中國能有華盛頓、哈彌爾敦從軍人里出來，為國家的領袖”的議論，令胡適頗有感觸。他承認如張作霖、閻錫山、孫傳芳這“三十年中出來的軍人，很有幾個有領袖氣象的人”；但他隨即表示，這些軍人“到后來，用過其量，任過其力，皆露出馬腳來了”，實在是“學識不夠，故眼光胸襟都不夠”。49無疑，所謂“學識不夠”的評語，正凸顯出知識分子的重要。軍閥的“領袖氣象”只能用之于一時，而一旦局勢稍安，秩序初定，“攻守之勢異也”，便須“逆取而順守之”，50以現代科學知識來做具體的行政之事，實行文人政治。軍人的任務只在為混亂的中國社會建立一種秩序而已。此后，能者可作華盛頓，主動實現向近代政治的過渡；不能者也可以作“阿斗”，由經過現代科學教育的“諸葛亮”們輔助即可。51

以這樣的邏輯，中國政治的第一個關鍵問題，只在建立秩序。雖然嚴格地說，只有確實可能向民主政治過渡的秩序才能實現胡適等人的期望，但實際上，胡適等人反復強調的只是秩序，即所謂“我們不問誰在臺上”。然而在“全能主義”的近代中國，一種秩序本身實則并不僅是混亂的弭平、社會的穩(wěn)定，必然延伸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乃至人們的思想意識。統(tǒng)治者和治理者的角色合二為一，不相分離，這實際上意味著平社同人所期望的“交換”的破產。對胡適而言，國民黨由北伐而確定社會的秩序之后，再執(zhí)著于軍政時期黨治等種種統(tǒng)治已不必要，而完全可以使言論、思想自由這“一點點自由”建立于新秩序之上：“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52然而，于那些“少年黨人”看來，這實是“方言怪論，詆毀總理，狂評主義，污蔑中央”的大不可赦之罪。53而當蔣介石等人深感指揮不靈、執(zhí)行不力之時，胡適等人限制當政之權的呼求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似也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