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民眾鬧事外，詹姆士黨也是聯(lián)合王國政治安全的一大威脅。詹姆士黨人將斯圖亞特家族詹姆士二世及其后裔視為英國王室正統(tǒng)，一直在尋找機會復辟。蘇格蘭人對斯圖亞特王朝始終保持著一種忠誠，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稅收加重導致的社會動亂，都預示著詹姆士黨人決不會缺少支持者。1714年，安妮女王逝世，喬治一世乘船從德國來到英國，這似乎是起義的絕佳時機。1715年，馬爾伯爵（Earl of Mar）借打獵為名回到蘇格蘭召集了10000人左右的軍隊，伺機起義。但是，馬爾并不是個出色的軍事將領，在對抗阿蓋爾（Argyll）領導的4000人政府軍時，絲毫沒有發(fā)揮出人數方面的優(yōu)勢，而是讓對方控制了通往南方的主要道路。不僅如此，英格蘭的詹姆士黨人因為戰(zhàn)略失誤，與政府軍正面沖突，最終也吃了敗仗。1715年12月22日，當老僭位者詹姆士·愛德華·斯圖亞特在彼得黑德登陸的時候，詹姆士黨軍已經是窮途末路了。⑨此次起義因為詹姆士黨的無能而最終失敗。叛亂平息后，政府對反叛者的處分較為溫和，有19位貴族被削去爵位，1位被處死。⑩

此后的二十幾年，輝格派領導人羅伯特·沃爾波爾（Robert Walpole）注意籠絡蘇格蘭貴族，在蘇格蘭扶持親信，一定程度上扼殺了詹姆士黨人起事的機會。然而，到了18世紀40年代，政府逐漸顯出分裂之勢。英國忙于歐洲大陸的戰(zhàn)爭，導致國防力量有所減弱。法國因為在奧地利王位繼承問題上與英國敵對，轉而支持詹姆士黨。起義的又一個黃金時刻來臨了。1745年，老僭位者之子小僭位者查爾斯從法國來到英國，誓為父親奪回曾經的王國。9月21日，喬治·穆雷勛爵（Lord George Murray）率領2400人的軍隊成功占領愛丁堡。查爾斯力排一些貴族讓他在蘇格蘭稱王的建議，繼續(xù)向南進發(fā)。面對此景，政府急忙召回在歐陸前線的軍隊，并組成兩路部隊阻擊叛軍，一路由韋德（Wade）率領，另一路的首領是喬治二世的三兒子坎伯蘭公爵（Duke of Cumberland）。1745年的英國已經與1715年大不相同，國家經濟迅速發(fā)展，人們逐漸習慣了漢諾威王朝的統(tǒng)治，斯圖亞特家族已經失去了吸引力。詹姆士黨人召集的這支軍隊幾乎完全是由高地人組成的，士兵總人數甚至不及30年前的一半。即便在那些被詹姆士黨人占領的蘇格蘭主要城市，也都表現出支持漢諾威王朝的傾向。沒有低地和英格蘭同伴的幫助，法國的支援也遙不可及，一直孤軍奮戰(zhàn)的詹姆士黨軍隊有些心里沒底，雖然倫敦就在眼前，他們還是決定撤退到蘇格蘭。卡洛登戰(zhàn)役是查爾斯在英國領土上的最后一戰(zhàn)，在此戰(zhàn)役中大約有2000詹姆士黨人戰(zhàn)死沙場。1746年4月16日之后，詹姆士黨對聯(lián)合王國來說再也構不成軍事威脅了。查爾斯也在幾個月的躲躲藏藏之后乘船回到了法國。

相比較1715年之后的“仁慈”，英國政府對這次叛亂的懲罰要重得多。叛亂者的房屋和莊稼被燒毀，牛群被充公，犯人被帶到英格蘭接受審判，120人被處決，近千人被流放美洲。議會還通過了多部法律，其中包括《禁止令》（Act of Proscription），禁止人民身穿蘇格蘭裙，這條禁令一直到1782年才被撤銷。正如托比亞斯·斯摩萊特（Tobias Smollett）在15年后所說，這些舉動旨在把他們從“一直以來對領主和首領的盲目順應”中解放出來，“打消未來蘇格蘭高地發(fā)生暴亂的可能”。

融入帝國：蘇英發(fā)展蜜月期

詹姆士黨的勢力被逐漸摧毀后，蘇格蘭進入了與英格蘭共同發(fā)展、共同繁榮的穩(wěn)定時期。在1745年起義之后，蘇格蘭人、尤其是高地人在英國軍隊中發(fā)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國防大臣巴靈頓勛爵（Lord Barrington）在1751年曾表達過這樣的觀點：“我希望我們的軍隊中有盡可能多的蘇格蘭士兵……而在這些蘇格蘭人中，我希望高地人盡可能地多。”高地人積極地為漢諾威君主開疆拓土源于多種因素，如政府希望將他們“英國化”等。蘇格蘭軍團無處不在，出現在幾乎所有的殖民征戰(zhàn)中，他們成為了一種象征。到了19世紀后半葉，蘇格蘭人被視為是天生的武士。由于軍隊強化團隊合作精神，加入軍隊實際上促進了蘇格蘭民族認同的發(fā)展。

除作為士兵參與殖民戰(zhàn)爭之外，蘇格蘭人還以商人、行政長官、外交官、東方學者等身份積極投身到了帝國擴張的狂潮中。18世紀后25年，蘇格蘭政治中的領頭人物亨利·鄧達斯（Henry Dundas）非常支持海外殖民活動，將無數蘇格蘭人送往東印度群島和世界其他地方。在鄧達斯等權勢人物的支持下，1875年左右，雖然蘇格蘭人口占英國總人口的不到20%，但是東印度公司軍團中有1/3來自蘇格蘭，被批準在孟加拉從事商業(yè)活動的自由商人中，60%是蘇格蘭人。在地理范圍上，蘇格蘭人活躍的地區(qū)不僅僅是東印度群島，美洲殖民地也隨處可見他們的身影。殖民活動使蘇格蘭人累積了財富，逐漸以自己是“英國人”而感到自豪。然而，與加入軍隊對蘇格蘭人的影響一樣，殖民活動對其認同的作用也是雙重的。作為聯(lián)合王國殖民事業(yè)的一部分，蘇格蘭人的不列顛身份認同得到加強，但同時蘇格蘭民族認同也在新團體中被孕育了出來。在帝國的各個角落，蘇格蘭人聚集在俱樂部、社團、協(xié)會中，蘇格蘭元素隨之延伸到各個屬地。這個時期的蘇格蘭人身上表現出了不列顛與蘇格蘭身份的融合，大衛(wèi)·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即是一個典型。一方面他驕傲于自己的英國人身份，希望祖國的成功經驗向其他地方推廣；另一方面他的這種情感又是在蘇格蘭宗教、科學融合的獨特背景下被激發(fā)出來的。

隨著商業(yè)的發(fā)展，蘇格蘭的城市迅速發(fā)展起來。從1750年到1800年，蘇格蘭居住在城市的人口與總人口的比重翻了一番，英格蘭只增長了25%。1861年，蘇格蘭人口登記部門長官估計，只有36%的人居住在鄉(xiāng)村，12%的人居住在小鎮(zhèn)上，剩下52%的人都居住在人口超過2000的城市。在城市中，聯(lián)盟的印記隨處可見。人們居住、工作、購物的街道都被冠上了漢諾威君主的名字。詹姆斯·克雷格（James Graig）設計的愛丁堡新城彰顯了英國的愛國主義，并凸顯了蘇格蘭和愛丁堡在聯(lián)盟中的作用。

在經濟發(fā)展和帝國擴張的過程中，蘇格蘭人逐漸認可了自己大不列顛聯(lián)合王國公民的身份，并以此為傲；與此同時，他們也對國家在政治上所表現出的偏袒十分不滿，積極捍衛(wèi)自己的利益。在1707年之前，蘇格蘭在英國議會沒有任何的發(fā)言權。在1707年之后，蘇格蘭擁有了表達意見的機會，但因為原先的獨立議會被取消，蘇格蘭事務的重要性在聯(lián)合后降低了。隨著議會在國家政治中所發(fā)揮的作用越來越大，這種“不公平感”越發(fā)明顯。蘇格蘭事務的重要性較低，再加上英蘇的法律體系不同，造成檢察總長并不能保證議會有足夠多的時間來專門討論蘇格蘭的法案。由此導致的后果是，英格蘭的法令被強加到蘇格蘭身上，或在蘇格蘭施行適用于整個王國的法案（這意味著自主性的下降，會受到來自倫敦的控制）。為了改變這個狀況，蘇格蘭人民開始采取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1825年，約翰·辛克萊（John Sinclair）在《對蘇格蘭數據記錄的分析》一書中表達了對蘇格蘭政治地位的不滿。相較于愛爾蘭，蘇格蘭較少的人口為國家貢獻了巨額的財政收入，但其議員人數卻少得可憐。按照愛爾蘭的標準，蘇格蘭應該再增設11個上議院議員和30個下議院議員。1836年，亨利·科伯恩（Henry Cockburn）要求設立蘇格蘭事務大臣一職，以統(tǒng)籌蘇格蘭事務。1853年，蘇格蘭權力辯護全國協(xié)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Vindication of Scottish Rights）成立。該協(xié)會發(fā)表的《告蘇格蘭人民書》承認1707年的聯(lián)盟，但呼吁英蘇聯(lián)盟的具體內容應與時俱進。蘇格蘭為國家財政貢獻了近六百萬英鎊，得到的回報卻很少。與倫敦和都柏林不同，愛丁堡的公共機構沒有得到任何的政府支持。因此，為了維護蘇格蘭的利益，應該增加蘇格蘭議員的數量。在輿論壓力和議員的努力下，1885年，蘇格蘭事務大臣（Secretary for Scotland）設立。起初，該職位主要負責蘇格蘭的教育問題，但因為高地問題不斷，法律與秩序相關事宜也被納入管轄范圍之內。隨著時間的演進，蘇格蘭事務大臣逐漸成為所有蘇格蘭事務的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