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朝統治者以委任少數民族上層人物為基礎，創(chuàng)立了管控民族地區(qū)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開創(chuàng)了紅河流域漢族與少數民族交往的歷史先河，打破了“石頭不能做枕頭，漢人不能交朋友”的民族隔閡。紅河流域實施土司制度的700余年間，有效改善了民族關系，增強了民族團結和邊疆穩(wěn)定；沖破了禁閉和禁錮，增強了開放意識；確保了自治權，提高了民族與國家雙重認同。

【關鍵詞】紅河流域　土司制度　族際交往　文化互動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識碼】A

歷史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認為，民族文化植根于豐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是各民族生活場景的縮影，均有自己文化的連續(xù)性和完整性，同時，不同民族不同地區(qū)文化存在差異，都在不斷的互動和變遷中，當不同民族彼此接觸時，自然會發(fā)生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現象。紅河流域同樣如此，土司制度建立后，漢族開始遷徙到少數民族地區(qū)，族際交往加深，民族間文化的互動與融合越來越明顯。縱觀紅河流域少數民族發(fā)展的歷史，有諸多外部因素促進少數民族文化向前發(fā)展，其中最關鍵的一個因素就是漢人的到來。遷移到紅河流域的漢族把中原地區(qū)先進的觀念、思想、制度等軟文化，以各種手段或方式，向周邊少數民族地區(qū)輻射和傳播。對于動態(tài)的族際交往和文化互動，我們無法判斷當下漢族對少數民族產生的具體影響，就目前而言，我們只能對已有的歷史遺存—土司制度加以判斷。本文通過回顧土司制度在紅河流域的發(fā)展歷程，探討土司制度在族際交往與文化互動中的影響。

土司制度的緣起

土司制度是建立在奴隸制和領主制經濟基礎上的一種特殊政權形式。土司制度源于秦、漢、宋、隋、唐等推行的羈縻政策，《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蓋聞天子之于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漢宮儀》說：“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

忽必烈建元后，中央政權得以重新確立，元王朝擁有一個疆域廣闊，民族繁多的國家。元朝統治者為了維護少數民族地區(qū)的穩(wěn)定，在總結唐、宋“羈縻政策”基礎上，創(chuàng)立了“蒙夷參治”法。但是，地理位置、交通、戰(zhàn)亂等因素影響，西南地區(qū)各民族發(fā)展不均衡，所屬的社會制度也不一樣，白族、傣族、哈尼族、彝族等已進入封建社會，瑤族、苗族等處在奴隸社會，拉祜族、布朗族等還處于原始社會末期。當時生產力水平決定了這些眾多民族不可能同時跨入封建社會，加之各民族生活習俗的差異，要構建一個比較穩(wěn)定的西南民族地區(qū)，特需拉攏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為其服務。

元朝統治者深謀遠慮，為了鞏固西南民族地區(qū)的統治地位，用“土官參政，土流共治”的土司制度討好和管控少數民族首領，并把土司制度作為一項處理民族問題的政策公開頒布。在當時背景下，土司制度既考慮了各少數民族地區(qū)發(fā)展不均衡的情況，又可以起到流官和土官互相牽制，消除或減少地方勢力割據的可能。從根本上杜絕了再次出現大理、南詔、自杞等少數民族地方割據的局面。

紅河流域的土司制度

紅河流域是個廣義的地理概念，包括紅河干流及支流流經的廣大地區(qū)。紅河的支流主要有小河底河、李仙江、綠汁江、盤龍江、藤條江、南溪河、普梅河等。紅河流域地區(qū)含蓋大理、楚雄、玉溪、紅河、思茅、文山等地州市。學者楊世華認為：“紅河流域少數民族與內地關系的真正溝通以及中原文化傳入紅河流域并對其文化產生影響，應開始于元朝”。①公元1254 年，元始祖帶領蒙古軍進攻云南。1255年，蒙古軍滅了大理國地方政權，設置了云南行省。忽必烈為了鞏固中央王朝的統治，在西南紅河流域地區(qū)先后設置了大小不一的封建領主—土司制度，據史料記載，紅河流域境內先后設置過彝族、哈尼族、傣族、壯族大小土司49戶。這些土司，掌有生殺大權，是集政權、軍權、財權于一身的最高長官。世世代代在其所轄區(qū)內代表中央王朝管理該地區(qū)的社會經濟，境內的一切山水草木、田地、農民等歸他們所有。

從元朝土司制度建立，明代土司制度的興盛，清代土司制度開始逐漸衰落，民國土司制度殘延，到新中國成立土司制度徹底終結700余年間，紅河流域土司制度存亡形式多樣，有一個大的土司分解成幾個小的土司，三五個小的土司吞并成一個大的土司，有的曇花一現。據記載，紅河流域地區(qū)，元朝時共有哈尼族、彝族、傣族10余個土司，筆者收集了部分土司的資料，具體情況如下（見表1）：

                            表格1：元朝紅河流域部分土司情況一覽表

土司一旦受封，世守本土時代相傳。其承襲法規(guī)定長子繼承，無子也許弟襲。即父死子襲，先嫡后庶，嫡系無子，庶系繼承，庶系無后，近支繼承，嫡系年幼，由母親或伯叔代辦。土司的職能部門稱為司署或土司衙門，最高長官稱土司，集軍、政、財于一身，統轄司署。紅河流域的哈尼族、彝族、傣族、壯族等少數民族首領，若被中央王朝選中委任為“土司”，他們就會主動積極地學習和吸納外來文化，打破“自給自足”、“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狀態(tài)，將視野投向當時最為先進的中原文化，以開放的姿態(tài)重塑本民族文化。同時，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差異性，任何一個文化都在不斷互動中調適自己，而文化的互動是雙向的，在追求先進文化的同時，相對落后的文化也有許多值得借鑒的要素。代表先進文化的外來漢族，長期與少數民族生活在一起，潛移默化中接受了少數民族諸多文化要素，產生了一系列的文化新現象。

土司制度視閾下族際交往與文化互動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文化模式，時至今日，不同民族在價值理念、日常習俗、節(jié)日儀式等方面依然保持著相對獨立的個性，如傣族的潑水節(jié)、彝族的火把節(jié)，哈尼族的長街宴。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模式在統一的中央王朝統治下，互動交融，取長補短。土司制度建立之前，紅河流域少數民族受中央王朝的影響小，與漢族社會交往也不多。土司制度建立之后，少數民族與漢族有了密切的往來，并帶來了一系列影響。

族際交往與文化互動，消除了民族偏見。民族偏見是由于歷史上的種種原因，或由于戰(zhàn)爭、利益沖突、宗教、文化的因素在族群間產生的排斥或敵意的一種態(tài)度。主要表現為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有某種懷恨、戒備和神經過敏的傾向。紅河流域是少數民族聚居區(qū)，民族偏見會影響該地區(qū)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土司制度建立后，中原漢族文化開始在紅河流域傳播，文化交流與族際互動，加深了相互了解，取得互相信任，終結了“石頭不能做枕頭，漢人不能交朋友”的隔閡時代。生活在紅河流域族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就像鄰里關系一樣，不敏感、不特別。差別只是體現在不同語言、服飾，而不是民族情感。

族際交往與文化互動，豐富民族文化內容。土司制度建立后，中原地區(qū)漢族先進價值理念、生活習俗等文化陸續(xù)傳入紅河流域少數民族地區(qū)，這極大地促進了民族間的相互溝通、交流和發(fā)展，也豐富了少數民族文化生活，推動少數民族文學藝術的繁榮和發(fā)展，例如漢族許多故事和寓意傳入少數民族地區(qū)，喚醒了少數民族對藝術作用的認知，鼓舞了人們對藝術美感的追求。文學藝術成為少數民族表達“喜怒哀樂”思想感情的一個重要載體。如紅河流域少數民族文獻典籍《灶君神》、《灶神家神》、《申仲妮》、《仲依妹》、《土地神》等就是根據漢文化思想創(chuàng)造而成的故事。又如，紅河流域少數民族婚禮中，雖然新人還住在蘑菇房，身著哈尼族服飾，但小桌上擺滿了漢族地區(qū)傳進來的糖果、餅干，燃放鞭炮，這里面已經吸納了許多漢族的習俗，顯示著漢族生活的某些元素。

族際交往與文化互動，傳播了先進知識。紅河流域地區(qū)，原始的知識文化傳授者為族內長者或當地的“畢摩”、“貝瑪”。隨著土司制度的建立，自銷自產的族長、貝瑪、畢摩無法擔當漢族先進知識的傳授職能。少數民族首領急需聘用熟悉管理和外交事務的漢族師爺，協助其治理轄區(qū)內的各個民族，制定或頒布各種法規(guī)典章，仿造中原漢族模式建造土司署、私塾、辦案大堂、監(jiān)獄、軍隊等。漢族知識分子借助土司制度的創(chuàng)建，將一系列的漢族文化潛移默化地注入少數民族日常生活中，少數民族首領自然接受漢族文化的不斷滲透。同時，代表了當時先進文化的土司衙門，受到了轄區(qū)內少數民族的紛紛效仿，外來的漢文化開始在紅河流域民族地區(qū)生根發(fā)芽。

族際交往與文化互動，消弭身份的差異，有利于調適民族關系。傳統的少數民族社會里，男性在日常生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為了鞏固男性的統治權利，通過“父子連名”的取名方式延續(xù)家庭財產的繼承權，如……→溪處→處遂→遂配→配束→束克→……。但是，這種取名方式，所有的家庭成員只有名沒有姓。土司制度的傳入，深刻影響了少數民族的取名方式，少數民族首領為了顯示自己的進步，與漢族官員平起平坐，各自小名前加了一個漢姓，如：（馬）黑奴、（番）普也、（李）阿則、（普）服遠等。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微不足道的，然而個體的認同意識，尤其是族群中的精英的行為往往對群體意識起著導向性的作用。在當時社會背景下，土司開了取漢姓的先河，使用漢姓成為了一種進步的標志，一種榮譽的象征。于是，少數民族群體間開始效仿啟用漢姓，如朱、李、高、王、曹等漢姓在紅河流域少數民族地區(qū)得到了大力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