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脫亞論”到“大陸政策”：思想與戰(zhàn)爭互動并進

明治維新后，日本的侵華理念由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人的書齋設想，演變?yōu)檐妵髁x侵華思想與侵華戰(zhàn)爭互動并進的形態(tài)。一方面，奉行“富國強兵”、力圖擺脫對歐美國家的屈從地位的日本政府，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對外侵略道路，并將矛頭直指中國。另一方面，以被稱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民間報人福澤諭吉為代表的軍國主義倡導者，大肆鼓吹弱肉強食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為明治政府軍事擴張和侵略亞洲的野蠻行徑搖旗吶喊。⑩福澤諭吉在近20年寫的四十多篇鼓吹侵華的文章里，把日本“文明開化”的近代化與侵略中國聯(lián)系起來，公開標榜侵略合理合法。他提出的侵占朝鮮、吞并臺灣、再占領東北三省并最終將日本國旗插在中國京城的一系列侵略構(gòu)想和實施方略，被后世的軍國主義者全部付諸為侵略行動加以實施。

1874年5月，日本陸軍司令官西鄉(xiāng)從道出兵入侵我國臺灣地區(qū)，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屈辱的《北京專條》，以賠款50萬兩白銀作為日本侵臺軍退出臺灣的條件，雖然侵臺戰(zhàn)爭的規(guī)模不大，但由于清政府的軟弱和英美對日本的支持，日本的不戰(zhàn)而勝更刺激了軍國主義分子的侵華欲望。?這次入侵臺灣是日本走上明治維新之路的首次對外用兵，其中包含著侵略朝鮮、侵吞琉球的武力試探?？梢哉f，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臺灣目的有二：第一，這是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的開端，點出了近代日本對華關系的主題；第二，這是日本吞并琉球的一個步驟。在日本對外擴張的歷程中，侵略中國和并吞中國的鄰國總是相互關聯(lián)著，這成為一個規(guī)律，而此次侵略行為就是這個規(guī)律的首次表現(xiàn)。?1875年，日本武裝入侵朝鮮，逼迫朝鮮簽訂了不平等條約。1879年吞并琉球，并更名為沖繩。

福澤諭吉一貫以“文明”國家正當行使權(quán)利為理由解釋并積極支持侵略戰(zhàn)爭。對于明治政府的侵臺行為，福澤諭吉在《明六雜志》上發(fā)文贊同：“終于迫使支那人拿出50萬兩白銀的賠款，這對于國家來講是件可喜可賀的事情。……誰都會為此而感到自豪，我等亦興高采烈。”他還不忘提請讀者注意，“我軍費的大半用于資助西洋各國的商業(yè)”。他在結(jié)論中提出：“戰(zhàn)爭關系到國家的忍辱，國權(quán)關系到國力的勝衰”，并就此勾畫了日本的發(fā)展藍圖，即“此次勝利，使我國國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第一次有了明確的內(nèi)外之分，鞏固了國家主義國體的根基，憑借這種國權(quán)擴張的余威，就可以平等地與西洋諸國打交道”，將來，日本一定能夠屹立于西洋列國之林。?很顯然，被日本稱為“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的福澤諭吉并沒有覺得侵略他國有什么不對，反而在所謂“文明”的名義下，認為應該使歧視、侵略亞洲鄰國的行為合理化、正當化。

隨著日本國力的增長和內(nèi)外形勢的變化，福澤諭吉提出了“脫亞入歐論”。在他看來，中國和朝鮮如果不能像日本那樣完全西化，必會亡國。日本也不必與之為伍，而應該像西方列強那樣，參與瓜分中國和朝鮮。正如他在1882年11月的《兵論》中所言：“如果支那最終不能獨立而落于外國人手里，我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觀，也應該奮起共同逐鹿中原。”?受此觀點影響，日本在明治中期正式形成了“脫亞入歐”的對外政策。福澤諭吉在《脫亞論》（1885年）中明確表示：“我日本國土雖位居亞細亞的東邊，但其國民的精神已脫去亞細亞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這兩國的人民為亞細亞流的政教風俗所培育，與我日本雖無大異，但或許是因為人種的由來有所不同，處于同樣的政教風俗中，其遺傳教育之旨卻有不同。……如今支那朝鮮對我日本沒有絲毫的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來，三國地理相接，有時甚至將三國同樣看待，以評價支朝的標準來評價日本也并非不可能。”“這些事例不勝枚舉……間接地會成為我外交上的障礙，是我日本國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國之上策，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yōu)槲?，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人的方式處理即可。與惡人交友就難免惡名，我們要從內(nèi)心里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

可以說，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鼓動日本積極加入列強行列，以“西方文明”貶抑中華文明，具有狹隘的民族主義色彩。當看到西方“文明”的壓倒性武力強勢時，福澤諭吉隨即放棄昔日對于中國文化的崇敬之情，轉(zhuǎn)而迅速擁抱“西方文明”，甚至不惜以貶低、丑化和“脫亞”的極端方式，切割日本與中華文明的歷史關聯(lián)性，并以此向西方列強表明對于近代西洋文明的價值觀的高度認同。以接受“文明開化”的“大日本帝國”的優(yōu)越感來觀察中國、看待中國，把中國喻為“頑固、落后和野蠻”的國家。福澤諭吉聲稱其在《文明論概略》中所謂人類社會要經(jīng)過“野蠻”“半開化”“文明”三個發(fā)展階段的文明史觀，是通過對西方“先進國家”的考察、體驗和文獻學習而形成的。問題在于，他正是根據(jù)這個文明史觀，把對亞洲各國的歧視和侵略主張合理化的。福澤諭吉在宣稱“保護亞洲東方乃是我之責任”的同時，也表明“如果情況緊迫，可以不客氣地占領其地盤，并以我之手重建”。他在1883年10月的《外交論》中寫到：在“世界各國相互對峙、禽獸相食”的國際關系中，“若食者為文明之國”。?至于所謂保護東方各國的“責任”，福澤諭吉毫不掩飾日本應該侵略他國、合并亞洲各國和進行殖民統(tǒng)治的民族擴張主義意向。可以說，福澤在其《文明論概略》宣傳“侵略戰(zhàn)爭正義”的基礎上，在《脫亞論》中宣揚“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觀點，為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形成及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提供了理論支持，客觀上促成日本“大陸政策”的擬定與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