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產生于在鄉(xiāng)村地主階層，武士與土地緊密相連。武士不同于古代貴族上流社會的武將，他們是與“主君”有契約的下層社會的一股新生力量。隨著中央集權制的瓦解和莊園制的發(fā)展，莊園主為了領土和安全，慢慢地分離出一些農民進行訓練，甚至干脆組成專門負責保衛(wèi)工作的武士團。由于主從之間不單單是履行契約，而且還有共同的利益，為了幫助主君擴張地盤，不惜搞陰謀和實施殺戮。從11世紀初期開始武士勢力逐漸形成了超越莊園范圍的地區(qū)性武裝集團。武士團有著極強的宗族觀念，堅決遵從首領命令，實行主從關系。武士在戰(zhàn)場上的英勇和對主人的獻身精神，是對武士個人和武士團的基本要求。從鐮倉幕府到江戶幕府，歷經700多年，武士由經營者變?yōu)橄M者，由家臣上升為統(tǒng)治階層的一份子，武士的道德標準也逐漸完善，其文化特性也在民族傳統(tǒng)文化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武士道”傳統(tǒng)就是在江戶時代最終定型的。

何為“武士道”？“武士道一言以蔽之，就是‘騎士道的律條’，武士階級的‘與高貴身份相伴隨的義務’”。①“義勇奉公”是武士的最高原則，舍生取“義”，“勇”猛殺敵，報答主君的“御恩”，成為武士追求的目標和律條。不論是平時還是戰(zhàn)時，武士都在經濟和軍事兩個領域成為主君忠實的“奉公人”，在這一過程中，下層社會的武士也逐漸成長為國家的棟梁之材。這種類似命運共同體的主從關系，不僅是一種利益關系，也是一種生死相依的關系。這種主從契約關系是可以繼承的，其義務也是雙向的，保護主君的同時也是為子孫后代創(chuàng)造寬松的生存環(huán)境，留得好名聲。武士的美德體現(xiàn)在正直、堅毅、簡樸、膽識、禮節(jié)、大義、廉恥、誠實、忠誠等方面。相比較古代中央集權式的單向服從，這種新型的人際關系及其道德原理在日本人精神成長的過程中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不過，武士道在發(fā)揮“正能量”的同時，其弊端也非常明顯。雖然武士的信條中也有“仁”的內容，教導武士應存有寬容、愛心、同情、憐憫的美德。但是，由于武士崇尚要像櫻花一樣“美麗地凋零”，因此，將死置之度外，為了“忠君”和“榮譽”他們可以切腹殉葬，并認為這是武士道“最忠義”的表現(xiàn)。

武士道從佛教當中學到對不可抗力的“靜靜服從”，對眼前災難的“禁欲式平靜”。神道當中對主君的忠誠、對祖先的崇敬培養(yǎng)了武士的忠誠心和愛國心。就道德修養(yǎng)而言，儒學成為武士道的豐富源泉。孔孟之道、三綱五常成為武士道德修養(yǎng)的最合適的教科書。當然，武士道不等于儒學。在武士戒律“義、勇、仁、禮、名譽、忠義”當中，武士道推崇“義勇、名譽、忠誠”，而儒家更重視“仁“和“孝”。“大和魂”與“中華魂”的“文”與“武”、“孝”與“忠”的明顯區(qū)別讓人一目了然。盡管如此，融入各種文化元素的“武士精神”成為日本社會精英層的道德制高點。武士從種地的農民發(fā)展為脫離土地的純粹消費者，他們對經商盈利不屑一顧，在專事保衛(wèi)主君的同時成為特權階層。明治維新以前，在日本社會“士、農、工、商”各階層中，武士成為身份的象征。他們大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氣概，在成為“楷模”的同時，他們試圖加強自身修養(yǎng)，不斷地豐富著“武士精神”。武士道就是這樣，在七百余年的發(fā)展過程中潛移默化到每個日本人的血液中，成為大和魂的重要組成部分。

武士道本來是個中性詞，但是，當它與近代的國家神道相結合便有了畸形發(fā)展。明治政府初期，對來源于神話的“神道”進行了重構，使之上升到“國家神道”的高度，成為近代日本中央集權制度的意識形態(tài)。為此，制定了神佛分離獨尊神道的“神社制度”，其后又開展“廢佛毀釋”運動，大有罷黜百家，獨尊神道之勢。“大日本帝國憲法”第28條雖然規(guī)定民眾有信教自由，但要以遵從國家神道體制為前提，“天理教”、“大本教”被鎮(zhèn)壓就是最好的例證。1945年12月，盟軍司令部發(fā)布“神道指令”，日本終于實現(xiàn)政教分離，神社失去了國家維護的地位。但是，右翼勢力一直對此不甘心，首相參拜擺放甲級戰(zhàn)犯牌位的靖國神社事件頻頻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