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們國家在1957年進行的“反右”運動，不但改變了中共八大制定的對內政策，而且使對外政策也發(fā)生了逆轉。導致政策變更的原因既有主要決策者判斷失誤，又有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帶來的深層次原因。回顧總結這一歷史時期的經驗教訓，對于在歷史轉折關頭制定科學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關鍵詞】反右　階級斗爭　對外政策　毛澤東

【中圖分類號】D829.12　  　　　【文獻標識碼】A

“反右”運動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影響

1957年反右運動后毛澤東改變了八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論述，他指出“‘八大’決議上有那么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國內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和帝國主義的矛盾。”①主要矛盾是制定主要任務和國內外政策的前提與依據(jù)。毛澤東改變對于八大主要矛盾的認識導致了以下三個后果：

一是使毛澤東一度放松的階級斗爭之弦又緊繃起來，更加著重強調階級斗爭在建設中的作用。1956年是個“多事之秋”。2月，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做了秘密報告。6月和10月，歐洲先后爆發(fā)了“波匈事件”。同年秋，國內發(fā)生了少數(shù)地區(qū)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和農民退社現(xiàn)象。在開門整風過程中，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乘機大放厥詞，企圖否定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反動分子的惡意攻擊和有些民主黨派人士的過激言論攪和在一起，真假難分，良窳難辨，使毛澤東的憂患意識明顯增強，認為三大改造后的中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道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階級的斗爭還沒有結束。為防止出現(xiàn)匈牙利那樣“反革命復辟陰謀”，必須吸取“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沒有搞掉”的教訓，②清除國內各條戰(zhàn)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且認為波匈事件發(fā)生原因除了這些國家內部階級斗爭沒有搞好之外，外部原因有二：一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推行“和平演變”戰(zhàn)略，美國的教唆和挑撥“起了主要的決定性作用”。③二是當時共產主義首領和十月革命故鄉(xiāng)—蘇聯(lián)主動丟掉了列寧和斯大林這兩把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刀子”，抹煞階級斗爭界限，與美緩和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總之，毛澤東認為無論是鞏固國內社會主義制度，還是發(fā)揚革命勝利后援外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都需要中國重新扛起階級斗爭的大旗。這樣，在兩大陣營、兩大制度尖銳對立的情況下，中國國內階級斗爭不可能不涉及到外部國家和民族間的紛爭。

二是意識形態(tài)在對外政策的制定作用上日益突出。作為一種政治文化背景，任何一國外交政策制定無不受到特定意識形態(tài)影響。但是意識形態(tài)作為一種政治文化目標，與現(xiàn)實政策作為一種追求實際利益方式和手段之間存在明顯差別。如果混淆兩者區(qū)別，或者在外交決策中過多滲入意識形態(tài)因素，必將造成政策功能紊亂，帶來消極影響。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際曾莊嚴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④公告中運用“凡”、“任何”兩處強調表明，新中國建交對象不僅包括社會主義國家、民族獨立國家，而且包括英美等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內。并且在五十年代早期，新中國確實采取措施改善與這些國家的關系：同英國通過談判建立半建交關系；對于美國，雖然中美兩國在朝鮮戰(zhàn)場上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軍事較量，但是毛澤東仍在1954年表達了“中國愿意同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和平共處”⑤的愿望；1953年，周恩來在接見印度代表團時第一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在亞非國家召開的萬隆會議上，中國政府提出“求同存異”原則發(fā)展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關系。這一切都表明中國政府試圖在發(fā)展國與國關系方面不拘泥于意識形態(tài)，而更多著眼于國家和民族利益。

但是1957年反右運動，使毛澤東重新審視50年代前期超越意識形態(tài)外交政策，重新重視意識形態(tài)領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并把國內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和國外帝國主義反華勢力聯(lián)合起來。國內反對資產階級和反動派的斗爭必須與國際上反對帝國主義斗爭結合起來，因此對外政策由八大報告中所提出：“我國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我們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系。”⑥轉變?yōu)?ldquo;我們的外交政策原則：首先是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團結；第二是和亞、非、拉丁美洲及北歐的一部分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第三是對西方主要國家，現(xiàn)在主要是和他們斗爭，不忙于建交。”⑦由平等地對待一切國家，爭取與美國在內的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到“主要是和他們斗爭”，由此可見受階級斗爭思想支配，意識形態(tài)因素對外交決策制定影響日益加深。

三是對于爭取和平國際環(huán)境手段由談判為主轉向斗爭。五十年代早期毛澤東多次講話中都指出，帝國主義發(fā)動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危險雖然存在，但是由于二戰(zhàn)后英國、法國的衰落，美國在戰(zhàn)線太長、兵力不足等國內外矛盾制約下，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是可以避免的，中國政府應當而且可能爭取較長時間和平進行國內建設。中國政府盡了最大努力運用“溫和”的手段避免戰(zhàn)爭，爭取和平。在國內，轟轟烈烈的三大改造采取和平的、穩(wěn)步前進方針，對于民族資產階級改造實行“贖買”政策，保持社會穩(wěn)定。國外，為保家衛(wèi)國雖然被迫出兵朝鮮，但在1953年簽訂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后仍提出要與美國和平共處；由援越抗法到積極促成1954年印度支那和平協(xié)議的簽署；1954年抗議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對臺軍事行動后，主動在1955年發(fā)出與美國談判建議；積極加強同周邊國家交往等等。這些活動無不表明，新中國努力爭取采用和平手段爭取和平。

1957年反右運動后，雖然爭取和平目的未變，但是由于對形勢判斷改變，在爭取和平手段上逐漸由談判轉向斗爭。國內群眾創(chuàng)造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大民主形式，“革命時期的大規(guī)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在中共八大宣告基本結束以后，又重新走上歷史舞臺。國外，把“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同1956年國際上發(fā)生“波匈事件”和帝國主義國家發(fā)動反共浪潮聯(lián)系起來，強調對于帝國主義和宣揚階級調和的“修正主義”斗爭。

同時毛澤東認為不但社會主義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全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聯(lián)合力量對于帝國主義的斗爭也取得了重大勝利。埃及粉碎英法軍事干涉恢復了蘇伊士運河主權，亞非拉興起洶涌澎湃的民族獨立浪潮，英法等殖民地紛紛掀起獨立運動，英法同美國矛盾重重，資本主義陣營趨于分裂，而社會主義蘇聯(lián)洲際導彈的研制和兩顆人造衛(wèi)星的發(fā)射成功，六十幾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召開，使得“在蘇聯(lián)發(fā)射人造衛(wèi)星以前，社會主義國家在人心歸向、人口眾多方面已經對于帝國主義國家占了壓倒的優(yōu)勢；而在蘇聯(lián)發(fā)射人造衛(wèi)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學技術部門方面也占了壓倒的優(yōu)勢。”⑧于是毛澤東得出結論，西方世界已經被永遠地拋在了后面，社會主義力量對于帝國主義力量占了壓倒性優(yōu)勢，1957年“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⑨

1957年對外政策逆轉的深層次原因

由對外推行“和平共處”到強調“主要是斗爭”，原因是復雜的，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反右運動不過是眾多矛盾的導火索和引線，從和平外交轉向革命外交還有一系列深層次的原因。

首先是中美對抗的加劇。二戰(zhàn)以后，美國推行“反共”遏制政策，在全球建立“反共基地”。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美國派兵侵占臺灣，侵犯中國主權領土完整，阻撓中國統(tǒng)一，臺灣問題直接涉及到中國最基本國家利益。自此以后，臺灣問題成為兩國關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臺灣海峽局勢成為兩國關系的“晴雨表”。1954年，美國與臺灣簽訂旨在“使它武裝侵占中國領土臺灣合法化”的《共同防御條約》，中美兩國一度劍拔弩張。但是1955年4月，周恩來主動發(fā)表聲明，表明中國人民愿意用談判來緩解亞洲特別是臺灣緊張局勢，向美國發(fā)出緩和姿態(tài)。1955年8月，中美兩國開始在日內瓦進行大使級會談。但是中國方面的緩和姿態(tài)并沒有得到美國積極響應，而且美國在分裂中國道路上變本加厲，越走越遠。1957年6月28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發(fā)表演說《我們對中國共產主義的政策》，重申了美國頑固立場：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通商，繼續(xù)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lián)合國。中美大使級會談，由于在臺灣等實質問題上美國堅持頑固立場而毫無進展。這樣，到了“1957年中期”，新中國采取的“對美和臺灣的溫和外交路線”⑩因為美國頑固反共反華立場而無法實施。中國政府不得不采取更為嚴厲的措施反對美國分裂中國的圖謀。

其次，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特別是中蘇分歧的加深。斯大林推行大國沙文主義和老子黨作風，對于中國革命和建設錯誤指導及干涉，給兩國關系造成極大消極影響。赫魯曉夫上臺以后，采取了一些措施試圖敉平兩國間分歧。兩國關系在1956年進入“蜜月”時期，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召開，赫魯曉夫報告中對于斯大林的評價尤其是提出與帝國主義主要是美國要“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走“議會道路”實現(xiàn)社會主義革命，被毛澤東認為是抹煞階級斗爭，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修正主義”，并認為“貌似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比教條主義更危險。整風反右運動中，大批提出意見的共產黨人被認為是“共產黨的右派—修正主義者”，這些具有“修正主義思想”的共產黨人和國外“修正主義者”及反動勢力遙相呼應，沆瀣一氣，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妄圖從內部、外部顛覆社會主義制度。1957年召開空前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非但沒有敉平兩國間裂痕，反而在國際形勢、力量對比、核戰(zhàn)爭等問題上產生了更大分歧。尤其在“和平共處”問題上涉及到對美國態(tài)度，關系到臺灣問題解決方式，關系到新中國根本利益。所以，毛澤東日益把“和平共處”思想視為修正主義的表現(xiàn)而加以批判，強調尋求一條從內政到外交上不同于蘇聯(lián)的道路。

最后，毛澤東獨特個性的影響。外交政策的制定雖然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但是那些處于左右事態(tài)發(fā)展地位的人主觀判斷與抉擇，有時起到了決定性影響。1957年后，中國政策轉捩的主要標志，就是階級斗爭意識抬頭并逐步占據(jù)國家生活的主導地位。這種對內對外強調階級斗爭政策與當時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主觀認識密切相關。

毛澤東受馬克思、列寧關于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的思想影響很深，一定程度上他把階級斗爭當作“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階級斗爭的觀點在毛澤東的意識中非常牢固，貫穿他的一生。而五十年代早期奉行與各國“和平共處”政策主要推行者—周恩來，由于國內經濟建設上“反冒進”，遭到毛澤東嚴厲批評，甚至一度要辭去總理職務。內政上分歧直接影響到外交政策制定和推行，1958年2月，周恩來不再擔任外交部長職務，外交上毛周決策機制受到削弱。而新中國外交實踐證明，“什么時候毛－周體制得到維護和加強，中國外交就取得進展；什么時候毛－周體制受到削弱和破壞，中國外交就受到損失。”此外中蘇兩黨兩國關系惡化也與毛澤東和赫魯曉夫始終沒有建立良好的個人關系有關。在國內、國外和主觀、客觀因素的綜合作用下，1957年中國對外政策即使不是向“左”發(fā)展的轉折點，至少也到了“左”轉的前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隱患要防治。1956年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各項事業(yè)蓬勃發(fā)展的一年，是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各方面均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年。但是從1957年開門整風中提出的大量意見表明，新中國成立前七年取得重大成就同時，社會仍存在諸多矛盾，雖為支流，但仍不容忽視。所以在保持社會繁榮穩(wěn)定前提下，仍然要注意解決隱含的深層次矛盾問題，不要被表面繁榮所陶醉，以致一旦問題暴露出來，措手不及，導致國內混亂。內政不穩(wěn)，必然影響到外交政策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

處變要不驚。1956年是個“多事之秋”，中國國內發(fā)生群眾鬧事事件，國際上蘇共二十大召開，引發(fā)社會主義陣營思想混亂，國際反共勢力趁機掀起反共浪潮。1957年國內反右運動在此大環(huán)境影響下，把大量誠懇的意見當成國內外“資產階級的進攻”，從而改變對內對外政策。雖有深層次歷史原因，但是當時決策人過于敏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同樣情況在1989年，國內八九風波未平，國際上蘇聯(lián)解體、東歐巨變在即。面對發(fā)達國家制裁和“社會主義大失敗”甚囂塵上，鄧小平“任憑風浪起，穩(wěn)坐釣魚船”，毅然宣布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變。并吸取國內外經驗教訓，在歷史轉折關頭，提出要“冷靜觀察，沉著思考，穩(wěn)住陣腳，有所作為”的“十六字”方針，不但使中國現(xiàn)代化航船安然渡過急流險灘，而且是指導中國在未來轉折關頭制定內外政策的重要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