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下稱《決定》）。這是建黨以來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份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以增強黨性為主題的文件，在黨的建設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也產生了積極和深遠的影響。

回顧歷史就可以看到，中央選擇在建黨二十周年之際發(fā)出增強黨性的文件，既有復雜的歷史因素，也有緊迫的現(xiàn)實考慮，更是對建黨二十年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加強黨的思想和組織建設的重要舉措。

但“黨性”作為一個單獨的概念進入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成為此后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和方法，卻有著復雜的背景。

黨自身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任務要求增強黨性

為什么中央恰恰在這個時候而不是在更早比如在遵義會議的時候提出黨性的問題？為什么黨在此前只是一般地講黨性而在這個時候如此突出地、特殊地強調增強黨性，把“黨性”作為一個獨立的概念寫入中央的決議？這的確是非同尋常的，當時不少黨員干部對此有疑問。為此，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任弼時于1942年7月14日到中央黨校做長篇報告，具體而詳細地回答了這些問題。

任弼時談到了三點原因。

黨員隊伍迅速壯大，新黨員思想復雜黨性薄弱，迫切需要進行黨性教育。抗日戰(zhàn)爭前，中共黨員只有四五萬人，但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黨員隊伍迅速擴大，到了1940年代初，就達到了八十萬人，其中七十五萬都是新黨員。黨員隊伍的迅速膨脹帶來了很多問題，因為如此大規(guī)模的新黨員大都是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環(huán)境下入黨的，沒有經受過革命戰(zhàn)爭和艱苦環(huán)境的嚴格考驗，階級成分、思想觀念和入黨動機復雜，黨的觀念不強，思想不統(tǒng)一，導致黨的組織不鞏固。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也指出，新黨員新干部中的相當一部分黨性薄弱，不服從組織的分配，不愿意擔負艱苦的工作，把個人利益放在黨的利益之上，他因此呼吁必須加強對新黨員新干部的黨性教育和黨性鍛煉。

黨在中國社會所處的地位和所面臨的任務迫切要求黨在思想和行動上的集中統(tǒng)一。遵義會議以后，在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黨逐漸走出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困難局面。特別是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黨、軍隊和根據地都不斷發(fā)展壯大，從地區(qū)性的主要在陜北的黨成為了全國性的黨，共產黨已經不是長征之前的弱小的可有可無的共產黨了，而是成為中國政治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政治力量，中央的判斷是“中國共產黨經過二十年的革命鍛煉，已經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決定的因素”。在這樣的政治局面下，國民黨是不是繼續(xù)抗戰(zhàn)就必須考慮到共產黨的力量。也因此，日本、國民黨中的反共頑固分子都企圖瓦解分裂共產黨和軍隊。國民黨一方面想和共產黨合作，但另一方面又想削弱共產黨的力量，采取多種辦法收買、拉攏、分裂八路軍、新四軍，制造黨和軍隊的對立。在這樣嚴峻復雜的局面下，中國共產黨要堅持抗戰(zhàn)，就必須嚴明紀律、統(tǒng)一思想、統(tǒng)一行動。這就迫切要求黨員干部增強黨性鍛煉，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全黨團結一致才有戰(zhàn)斗力。

黨和軍隊中出現(xiàn)的個人主義、獨立主義、分散主義等違反黨性的傾向是危險的，不立即糾正就有失敗的危險。有三種因素威脅著黨和軍隊的思想和行動上的集中統(tǒng)一。一是共產黨所處的落后的社會經濟環(huán)境，使得各個階層、各個階級的不同的思想意識影響到黨和黨員思想上的統(tǒng)一；二是中國農村廣大，農民眾多，黨員的出身主要是農民和小知識分子，產業(yè)工人極少，自由散漫的無組織無紀律思想、極端個人主義傾向和習慣嚴重影響到組織上的統(tǒng)一；三是抗日戰(zhàn)爭以后黨和軍隊所處的長期的分散的游擊戰(zhàn)爭環(huán)境，很多根據地遠離中央，各自為政，容易滋生分離主義對抗中央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