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12月的選舉后，樸槿惠凱旋，回到了青瓦臺，這一結果不得不激發(fā)人們對韓國民主化進程性質的反思。作為樸正熙——這名獨裁者在1961年通過軍事政變上臺后以鐵拳統(tǒng)治著韓國——的女兒，樸槿惠成長于青瓦臺。在她的母親于1974年去世之后，年輕的樸槿惠成為了樸正熙的第一女士，直到他于1979年在晚餐桌上被中央情報部首長刺殺身亡。在殘忍的繼任者全斗煥統(tǒng)治下，專制又延續(xù)了八年時間。其間抗議事件在全國此起彼伏，并在1987年偉大的六月民主運動中達到了巔峰，接踵而至的便是一段“被管制的民主”時期。1997年起的十年屬于中左派政府，分別由著名的異見人士金大中和前民權律師盧武鉉擔任總統(tǒng)。這令很多人相信自由主義的反對運動終于得以接管，取代了保守的老舊一代——盡管在此期間出現(xiàn)了亞洲債務危機這一不祥之兆。然而，2007年時，盧武鉉支持者因備感失望而投票率降低，這幫助右翼的候選人、前現(xiàn)代集團CEO李明博入主青瓦臺，盡管他獲得的支持只占選民總數(shù)的30%。

樸槿惠的勝利——加之去年四月其黨派在國會選舉中的勝利——意味著保守派的統(tǒng)治將貫穿從2007年至2017年的整個十年。此外，這似乎還表明精英階層統(tǒng)治——不僅僅存在于冷戰(zhàn)的獨裁統(tǒng)治時期，還存在于此前的日本殖民統(tǒng)治這一苦難時期——的再次確立。要理解當代韓國的政治動力學，必須考慮到這一階層的形成和發(fā)展、1987年“轉型”的特點和局限，以及自由派的金大中、盧武鉉政府處理這一創(chuàng)傷性歷史殘余的成果。筆者將論述，韓國政治文化的兩極分化是關于韓國發(fā)展歷程意義的霸權之爭的結果，對立的雙方一方是日本殖民時期、朝鮮戰(zhàn)爭和專制政府及美國監(jiān)管下的以瘋狂的速度進行的工業(yè)化進程中的受益者，另一方則是這段歷史的受害者。應該從這個角度出發(fā)來解讀近來韓國知識分子重建商業(yè)和政界精英意識形態(tài)憑據(jù)的努力。

　　嚴峻考驗

韓國的階級形成這一過程在其他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國家中是沒有他例的，一系列的來自內部和外部的痛苦的沖擊與錯位塑造了這一過程。朝鮮半島的“現(xiàn)代化”始于1910年日本吞并了中央集權的古老國家，殖民當局開始劇烈地轉變朝鮮傳統(tǒng)的農業(yè)-官僚社會，使其符合帝國的總體規(guī)劃。大批朝鮮人被招募為迅速發(fā)展的日本行政機構以及臭名昭著的殘酷的殖民地警察系統(tǒng)的低級別職員。正如布魯斯·卡明斯在他的著作《朝鮮戰(zhàn)爭的起源》中所證明的，地主依然保持原狀，要么是與當局合作，要么是退回到文化追求或是沉思之中;但根據(jù)全國地籍調查實施的新的苛稅卻迫使勉強維生的佃農發(fā)起絕望的反抗。從1931年起，朝鮮半島被徹底地開發(fā)成了通往偽滿洲國的入口，被逐出土地的農民被強征為修建道路和鐵路、在北方建設重工業(yè)，或是被派往反殖民游擊隊興起的滿洲打仗的突擊隊員。隨著日本于1937年開始全面侵華，越來越多的朝鮮人不是被強制征召入伍，就是作為志愿兵為皇軍作戰(zhàn)。意識形態(tài)恐怖也加劇了：反共產主義聯(lián)合會的分支舉行鄉(xiāng)村和工廠級別的“思想凈化會議”，這些會議常常在警察局里進行;被懷疑的左翼分子受到折磨，令其吐露同志的身份。韓國警察——通敵者中最遭到憎恨的人——還動員了勞工。

在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通過廣播宣布投降之后，朝鮮人用自發(fā)的慶祝、約3萬從殖民監(jiān)獄中被釋放的政治犯，以及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人民委員會，來迎接殖民勢力的崩潰。隨著日本陸軍部隊的瓦解，對警察的攻擊蔓延開來，餓得半死的朝鮮人也從礦場和工廠的強制勞動中回到了自己的村莊，面對的是將自己送往那些地方的通敵者。斯大林毫無怨言地就接受了美國將這個國家一分為二從而遏制其蘇維埃鄰國影響力的決定。當北方的通敵者被解雇，反日游擊隊(如金日成)如英雄般榮歸故里，南方執(zhí)行的政策卻是截然相反的。當美國占領軍的指揮官于1945年9月到達南方時，民眾動員的態(tài)勢引起了他們的警惕，于是他們決定保留日本的行政機器和殖民警察，并使之“韓國化”。

日本訓練的軍官構成了未來韓國軍隊——美國將保留其指揮權——的核心。1948年，濟州島對警察恐怖行為的抗議點燃了一場波及整個南部、并演變?yōu)闉楠毩⒑徒y(tǒng)一而戰(zhàn)的反抗，壓迫勢力在鎮(zhèn)壓的過程中立刻得到了釋放。就如同日本人統(tǒng)治時期一樣，數(shù)萬名政治犯遭到了監(jiān)禁，還有許多人被送往“指導營”，接受反共產主義再教育。與此同時，在美國占領當局的監(jiān)督下，一場遭到普遍抵制的選舉確認了威權主義者李承晚——他曾長期在美國流亡——的國家元首地位。大部分由南方的前地主構成的一個“溫和反對派”被限制在幾乎毫無權力的國會之中。

由此，美國禁止對與日本法西斯主義有過合作的勢力——而正是這一階層將繼續(xù)統(tǒng)治韓國——進行任何國家清算。隨后在1950年至1953年間在朝鮮半島上進行的血腥的、毀滅性的戰(zhàn)爭，只是起到了鞏固被輕蔑地稱為“親日派”的那個團體地位的作用：主要的社會分歧被規(guī)定為共產主義與反共產主義之間的對立，而不是韓國愛國者和通敵者之間的對立。任何對統(tǒng)治秩序的挑戰(zhàn)都會被描繪為“共產主義的”和“對北方有利的”。冷戰(zhàn)時期的資本主義發(fā)展就是在這一框架內成形的。裕仁天皇治下的工業(yè)化是由國家資助的，盡管常常是經由財閥——主要是三井——著手。閥門一經打開，美國資金就經由威權主義的韓國國家流入，導致財富集中到少數(shù)幾個家族所擁有的巨型財閥手中，這些家族很快就與統(tǒng)治精英階層進行了密集的通婚。在樸正熙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軍事獨裁統(tǒng)治之下，國家資金被注入他家鄉(xiāng)所在的慶尚道地區(qū)，與此同時，西南部桀驁不馴的全羅道正在饑餓地等待援助。

以迅速發(fā)展的工人階級這一形式，冷酷無情的經濟擴張還為統(tǒng)治精英創(chuàng)造出了另一個敵人。針對紡織業(yè)血汗工廠工作條件的罷工浪潮頻繁爆發(fā)，很快，鋼鐵、汽車、造船、機床和電子部門的工人們也加入其中。他們遭遇的是警察的恐怖行為，勞工組織者常常受到樸正熙手下聲名狼藉的國家情報院的折磨。在樸正熙于1979年被刺身亡后，他的助手全斗煥和盧泰愚奪取了控制權。全斗煥比樸正熙還要殘忍，他派遣部隊向全羅道首府光州的示威者開火;具有人格魅力的全羅道自由派領袖金大中——他已經連續(xù)遭受了軟禁、綁架和監(jiān)禁——因叛國罪被判處死刑，最終在華盛頓的壓力之下，金大中被允許流亡。在整個1980年代，激進的“民眾”運動在政黨體系之外壯大，團結了大學生、產業(yè)工人、宗教活動人士、農民和城市貧民。當全斗煥宣布他的密友盧泰愚將繼任總統(tǒng)時，“民眾”發(fā)動了大規(guī)模的1987年6月抗議。在里根政府——如今傾向于放松冷戰(zhàn)時期的專制統(tǒng)治——的壓力之下，盧泰愚同意忍受選舉。

然而，事實證明，1987年是自上而下主導的“保守的民主化”，政權投入了大筆資金確保正確的結果。兩位自由派候選人造成了反專制陣營的分裂——“溫和”反對黨的主席金泳三與金大中形成了對抗——使盧泰愚得以賺得多數(shù)票。(在1992年的選舉中，金泳三將這一邏輯推到極致，成功地成為了執(zhí)政黨的總統(tǒng)候選人。)自由派領導人也沒有興趣與已經高度動員起來的工人階級——他們有可能對韓國的統(tǒng)治秩序提出根本性的挑戰(zhàn)——結成聯(lián)盟。就工人而言，他們勇敢的斗爭改善了有組織勞工的收入，但建立政治力量的努力——例如，像巴西的勞工黨那樣——卻遭到了兇狠的鎮(zhèn)壓，并如往常一樣被加上了“共產主義”和“為北方工作”的罪名。1987年還是韓國的增長模式開始失敗、遭到中國和東南亞等新興經濟體與咄咄逼人的美國匯率“兩面夾擊”的時刻，與此同時，工人談判能力的適度增強也有助于破壞其低工資的工業(yè)化戰(zhàn)略;財閥的盈利能力開始了長期的衰退。金泳三擔任總統(tǒng)期間(1993～1997年)，政府的回應是用大量的借自海外但由國家擔保的信貸為財閥之泵提供動力，同時鼓勵散落的、未組成工會的勞動力的擴張，并抵抗華盛頓解除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限制和將財閥賬戶透明化的要求。隨著1997年亞洲危機的爆發(fā)，信貸泡沫也破碎了，使得韓國的金融支離破碎，其經濟也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猛烈撞擊下門戶大開。當金大中于1998年的第一天進入青瓦臺時，自由派反對者接手的就是這樣的局面。

　　祛魅的民族化

截至1987年，韓國統(tǒng)治秩序的威權特色意味著，并沒有什么需要去發(fā)展某種真正的保守派意識形態(tài)。也就是說，不管怎么樣，外部強加的現(xiàn)代化所采用的以瘋狂的速度發(fā)展的路徑就意味著，沒有什么東西需要去“保守”。日本的吞并幾乎立刻導致了朝鮮傳統(tǒng)統(tǒng)治階級的文化和政治權威的崩潰，并使得儒家學說徹底地失去了合法性。由于深受與日本人合作這一出身的危害，保守派長期以來一直忍受著合法性的不足，他們通過大聲地宣揚民族主義——而這等同于病毒一般的反共產主義——以及在樸正熙治下的可以感知得到的經濟擴張的緩和作用，作為補償。但在更具有競爭性的競選環(huán)境下，加之1997年金融危機沖擊后與日俱增的經濟不確定性，合法性的缺失越來越成為了嚴肅的問題。如今，自由派似乎受到了嬰兒潮一代引發(fā)的人口學變遷的支持。嬰兒潮一代在1980年代的親民主斗爭中成年，并接受了反對威權主義、反對“增長至上”意識形態(tài)的思想——他們將這一意識形態(tài)等同于“政商勾結”。

保守派被排擠到了邊緣。當金大中提出極其受歡迎的接觸北方的陽光政策，提議建立一個由兩個自治區(qū)組成的邦聯(lián)體系時，保守派在預言著他的失敗。在歷史性的2000年6月平壤朝韓峰會后，金大中計劃的停滯被普遍認為歸咎于美國的反對：克林頓政府——它在1994年6月幾乎與朝鮮開戰(zhàn)——向金大中的計劃潑了冷水，并且沒有支持1994年10月的一項有關向平壤提供替代核反應堆的能源供給的協(xié)定。南方普遍憎恨布什將朝鮮稱為邪惡軸心的一員這一坦率的鷹派行為。當金大中的任期即將結束，同為自由派的盧武鉉在2002年年底成功贏得競選。在競選中，盧武鉉公開表示對布什的批評，誓言要令美韓關系更加平等——雖然一旦上任之后，他就調轉了方向，還向伊拉克派遣了韓國部隊。

最終，金大中和盧武鉉的經濟政策比保守的反對派的攻擊更加侵蝕了其獲得的支持。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命令下，失業(yè)率和臨時工比率飛漲。同時，金大中有效地抑制了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連盟這一獨立勞工運動，于1998年和其領袖簽署了一項以最低福利保障和對其地位的承認換取裁員政策不受到挑戰(zhàn)的協(xié)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美國大集團命令之下——向韓國大集團提出的管制要求，可以被描述為“反財閥的法規(guī)”，因此是自由派的“進步”議程的一部分。但此類1998年至2007年間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在金大中放松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控制之后到來的短命的、破壞性很強的、消費-信貸和資產-價格泡沫。盧武鉉任期(2002至2007年)的標志是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飛漲的房地產價格，以及腐敗丑聞。不過，為了對自己的基礎作出補償，盧武鉉特別提出了與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相反的清理殖民時期國家遺留、“面對過去”的動議。

盧武鉉政府不僅僅建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來調查殖民統(tǒng)治、朝鮮戰(zhàn)爭和軍事獨裁時期的罪行，還建立了親日通敵者調查委員會，試圖收回在日本殖民時期擔任要職的九人積累的財富，這筆資金將用于補償獨立斗士及其后代，并支持紀念獨立運動的計劃。一家名為通敵行為研究所的非政府組織編纂了一部詞典，列出了數(shù)千名與殖民政府合作的人士，包括政客、法官、宗教領袖、藝術家、學者和記者。盧武鉉還嘗試廢除聲名狼藉的《國家安全法》，并精簡國家安全企劃部(國家情報院的新名字)。

不能說保守派接受了這些具有和解精神的努力。李明博政府(2007至2012年)立即解散了上述委員會。更廣泛地看，對這一挑戰(zhàn)的回應見證了更為復雜的新右翼運動——它的目標是把自己與(如今被視作是墮落的、分裂的、過于依賴冷戰(zhàn)反共產主義，并失了更廣泛的意識形態(tài)吸引力的)老式保守主義區(qū)分開來，但同時仍然攻擊金大中、盧武鉉政府是“左翼和親北的”——的興起。新右翼運動強烈支持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其推動者是30歲到40歲的知識分子，以及宗教領袖和民權活動人士。這一運動由三大成分組成：包括新右派基金會、教科書論壇、NewRightThink.net和自由聯(lián)盟在內的意識形態(tài)智庫，以政策為導向的漢城自由與幸?；饡?以及政治行動團體新右派聯(lián)盟，他們在2007年至2012年間積極地支持李明博政府。

盧泰愚

這一運動試圖通過更加強調日本和美國在韓國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并宣傳一種特別的韓國民族主義，來反擊過去數(shù)十年間左翼民族主義史學日益增強的影響力。2008年，李明博與執(zhí)政黨和新右派聯(lián)盟、韓國自由聯(lián)盟等保守組織一道，試圖將8月15日從“光復節(jié)”更名為“建國節(jié)”，以紀念在美國保護下大韓民國建國60周年，而不是1945年日本統(tǒng)治的終結。這一舉動引發(fā)了激烈的爭議，導致兩個陣營分別進行了慶祝，更名的努力最終失敗了。無論如何，這一事件揭示了保守派增強自身合法性的努力：淡化(泛朝鮮半島)擺脫日本統(tǒng)治的民族解放、國內的抵抗運動，以及流亡的獨立活動人士如金九和位于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作用，反而強調美韓同盟對于國家的建立和隨后“奇跡般的”經濟增長的貢獻。

在李明博執(zhí)政期間，修改歷史教科書的嘗試同樣引發(fā)了一場風暴。朝鮮王朝末年社會和財產關系的動力學一直是爭論的熱點，尤其是在韓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之中，他們對土地所有制、氏族制度、地方自治的生產方式和奴隸勞動的功能與特點提出了質疑，并提供了相當不同的對“亞細亞生產方式”(或者說是朝鮮“封建”時代晚期)的解釋，認為其孕育著本土的“資本主義萌芽”。自1980年代起，左派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如姜萬吉等人大力提倡上述觀點，其含義就是日本殖民主義破壞了朝鮮充滿希望的

實現(xiàn)資本主義現(xiàn)代化的道路。這一史學一直受到爭議，部分西方學者以及韓國和日本的歷史學家對其質疑，他們都強調朝鮮半島19世紀晚期農業(yè)經濟相對“停滯”(如果不是危機四伏)的性質。(當時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家的李容勛1988年的作品《朝鮮后期社會經濟史》就是這一觀點的一部力作。

最近，李容勛編輯了一套書籍，集合對這一時期的全新的定量經濟研究，并認為朝鮮王朝國家糧食-貸款制度的衰退觸發(fā)了19世紀后半葉全面的經濟危機。是在日本宗主統(tǒng)治下基礎設施、勞動力和信貸市場的發(fā)展，為“朝鮮市場經濟和工業(yè)社會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作為嚴肅的歷史論證，布魯斯?卡明斯和卡特??？颂氐葘W者的判斷同樣如此，不過卡明斯長期以來一直強調，認識到以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擴張主義為條件的日本現(xiàn)代化激發(fā)的社會動亂所具有的“破裂”性質很重要：變化是深遠的，但也是失敗的，并且尚未結束。然而，新右派運動同樣將李容勛的著作用于呼吁修訂教科書的運動，李容勛本人也是這一運動的領軍人物。教科書論壇于2008年發(fā)行的《替代教科書：韓國近現(xiàn)代史》被指責將微妙的史學分析用于政治目的。包括卡明斯和埃克特在內的許多學者聯(lián)署抗議教育部作出的似乎是基于“特殊的政治議程將歷史教科書同質化”的修訂，并且表示，通過只允許“唯一一種歷史詮釋”，阻止了“基于歷史研究的積累的、更為多樣的詮釋出現(xiàn)在教科書中”。

對于殖民時期是否存在進行抵抗的可能性，同樣引發(fā)了激烈的爭論。在盧武鉉政府不斷施壓的情況下，與新右派運動相關的作者試圖強調殖民時期極度嚴酷的鎮(zhèn)壓，暗示抵抗根本不可能，朝鮮人別無選擇，只能與日本人合作。但這種決定論的邏輯并不能解釋實際上發(fā)生了抵抗運動這一事實。看上去，這種觀點的目的依然是淡化朝鮮獨立運動的貢獻。

　　"推土機”

韓國的政治領域依然是一個競爭激烈的空間。正如所提到的，李明博在2007年的勝利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盧武鉉政府出現(xiàn)問題后左派和自由派選民的的棄權;投票率從2002年的近71%降到了歷史最低的剛超過62%。李明博還能夠令人信服地攻擊金大中和盧武鉉執(zhí)政的“左翼統(tǒng)治的失去的十年”那黯淡的經濟記錄——部分原因在于“反財閥政策”不利于商業(yè)利潤——和陽光政策的停止，盡管開城工業(yè)園和旅游項目引人注目。在總統(tǒng)任上，李明博試圖讓他的綽號“推土機”名副其實，利用李承晚和樸正熙的形象來暗示自己是一個能夠將事情搞定的強人。對財閥的金融限制被取消了，青瓦臺還試圖促成一系列的大規(guī)模建設項目，和日本的“多余的橋”類似，這些項目的社會和經濟效益有限，但卻能令財閥的建筑公司有利可圖。這其中就包括了“四江計劃”，目標在于美化漢江、洛東江、錦江和榮山江;這一項目總成本達190億美元，并將把稀有的天然濕地破壞，改造為都市風格的“市民”公園。

樸正熙

在對北關系上，李明博也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態(tài)，中止了南北合作的項目，增大了對在北方海岸黃海爭議水域定期舉行的大規(guī)模美韓聯(lián)合軍演的宣傳力度。包括北方漁船遭到韓國軍艦“沖撞”在內的小型沖突對雙方都造成了災難。首爾認為，2010年3月韓國天安號反潛艇護衛(wèi)艦沉沒事件歸咎于朝鮮發(fā)射“泡沫噴射式”魚雷，這一說法在韓國公眾——尤其是年輕一代——之中廣受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