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我對教育問題有極大的興趣，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我的求學經歷(清華、哥倫比亞、耶魯、哈佛)，二是我的執(zhí)教經歷(斯坦福、馬里蘭、伯克利加州、清華)，三是我在清華經管學院擔任院長至今八年多的經歷。由于我并沒有受過教育學系統(tǒng)訓練，所以不熟悉教育學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是一名教育實踐者，所以我就從直觀的觀察開始。我今天講對中國教育問題的三個觀察。

首先，我們不能完全否定中國教育的成績。因為中國過去35年經濟高速增長，如果教育完全失敗，這是不可能的。不過，肯定成績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點子上并不容易。我的第一個觀察是，中國在大規(guī)模的基礎知識和技能傳授很有效，使得中國學生在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較高。用統(tǒng)計學的語言，叫做“均值”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較高。我是指在同一年齡段，在同一學習階段橫向比較而言，包括小學、中學和大學。這是中國教育的重要優(yōu)勢，是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甚至一些發(fā)達國家都望塵莫及的。這從“國際學生測評項目”(ProgramforInternationalStudentsAssessment，PISA)中上海學生的表現，在三個科目(閱讀、數學、自然科學)中都名列前茅，可以看出一斑。當然這并不代表中國的平均水平，但是在這個測評中，農民工子女比美國中產階級子女，藝術院校學生的數學比美國學生平均水平，都要強。這更說明了問題。

我們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間對教育的投入，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教育的重視，中國學生在學業(yè)上花的時間多，都是原因。經濟學家研究發(fā)展中國家的基礎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師是否準時上課，學生是否有課本等十分初級的要求。雖然中國的基礎教育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教師的敬業(yè)程度還是令人欽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傳授方面，按平均水平來看，都是可圈可點的。

這種教育優(yōu)勢對推動中國經濟在低收入發(fā)展階段的增長非常重要，因為它適合“模仿和改進”的“追趕”作用，特別是在與開放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開放讓我們看到了先進，加上我們的畢業(yè)生基礎知識扎實，模仿能力強，掙錢動機更強，員工隊伍整齊，就有了很強的執(zhí)行力，就追趕上來了。這在制造業(yè)非常明顯。即使是服務業(yè)也一樣。在引進先進的IT技術和管理流程，超級市場的收銀員、銀行的柜臺服務、醫(yī)院的掛號和收費、出入關的檢查等重復性的、規(guī)律性的大規(guī)模操作，中國服務人員的速度和精準程度，甚至超過發(fā)達國家。我們每個人都有體驗。

我的第二個觀察是，與“均值”高同時出現的另一個現象是“方差”小。“方差”也是統(tǒng)計學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個隨機變量的平均數，而“方差”則是衡量一個隨機變量偏離平均數的累加起來的程度。簡單地說，“方差”小就是兩端的人少，出眾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少。

我們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現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說“天賦”的分布在不同人種之間沒有太大差別的話，那么出現杰出天賦的概率就應該與人口正相關。中國有13億多人口，但是至今沒有中國學者在中國大陸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科學獎，表明了一種問題。還有其他證據說明問題。我們不用去同發(fā)達國家比，與印度的比較更有說服力，因為兩國的人口基數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國還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國，但是它在出現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國顯著。從我自己平常接觸到的例子看：全球著名商學院中，哈佛商學院、芝加哥商學院、康奈爾商學院、華盛頓大學商學院的現任院長都是印度裔；全球著名大跨國公司中，微軟、百事、德意志銀行、萬事達卡的現任CEO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還沒有中國人擔任這類商學院和跨國公司的CEO。

我們不否認中國人才中缺乏創(chuàng)造力，缺乏領導力，缺乏影響力。錢學森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yǎng)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覺是，恐怕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杰出人才是“培養(yǎng)“出來的嗎？也許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種有利的環(huán)境中“冒”出來的。所以創(chuàng)造環(huán)境，或者說“培育”，遠比“培養(yǎng)”更重要。這里有深層次的原因。我在2010年8月清華大學本科生開學典禮上和在2011年2月黑龍江亞布力中國企業(yè)家論壇上，都強調了中國學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問題。這個講話被廣泛傳播，這個觀點受到廣泛認同。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來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這樣，但是后天會把它們磨滅。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變得越少。由此來看，正是我們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給“扼殺”了。再加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的不到培養(yǎng)，那學生怎么可能有創(chuàng)造性呢？因此，不是我們的學校“培養(yǎng)”不出杰出人才的問題，而是我們的學校“扼殺”潛在的杰出人才的問題。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殺，在個性發(fā)展受壓抑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就減少了。結論是，我們培養(yǎng)出的人的“方差”小，不是因為中國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為地壓縮小的。

方差”小對經濟發(fā)展的影響在發(fā)展不同階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階段，經濟發(fā)展主要靠模仿和改進，人才“方差”小無關大局，甚至還是長處，只要“均值”不低。但進入中等收入后，當需要以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時，“方差”小的后果就嚴重了，因為這影響創(chuàng)新，特別是顛覆性創(chuàng)新。這樣，我對中國教育問題的第一個和第二個觀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點，既能解釋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發(fā)展的成就，又能預示在未來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如果說在知識和能力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話，那么我的第三個觀察是，在人的素養(yǎng)、價值等方面，我們的問題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低“均值”是指人們經常批評的人的素養(yǎng)的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養(yǎng)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數。這在反腐中暴露出來的案件規(guī)模、程度中可領略，多么讓人觸目驚心，不可思議。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識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錢理群講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中國教育的問題，絕不僅僅是培養(yǎng)不出杰出人才的問題，更嚴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沒有人格底線的人。

這就要來審視我們的“人才”觀了。正因為我們對培養(yǎng)不出“杰出人才”有緊迫感，所以就特別重視“才”。這種急功近利的結果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養(yǎng)仍是問題，而且輕視對“人”的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造成更嚴重的問題，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講人的素養(yǎng)，是一個真正的“人”所應具備的基本做人準則，是人格底線。愛因斯坦早就說過：“學校的目標應該始終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對她的長子威廉說，“你在成為王子之前，先要成為一個人”。他們講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我在2014年清華經管學院本科生開學典禮致辭中的主題，就是“人”重于“才”，這是因為人不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我看來，中國教育的首要問題，還不是如何培養(yǎng)“杰出人才”的問題，而是如何培養(yǎng)真正的“人”的問題。

以上是我對當前中國教育問題和這些問題對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影響的三個觀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來概括：一是我們的優(yōu)勢是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均值”較高，這對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起了推動作用。二是我們的劣勢是基礎知識特別是能力的“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這就導致創(chuàng)新不足，對未來中國經濟以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非常不利。三是教育除了為發(fā)展經濟服務的功利作用之外，教育對人的素養(yǎng)培養(yǎng)和人的價值塑造以及對文明社會建設更為重要，而人的素養(yǎng)的“均值”低卻“方差”大，是中國實現人的現代化的重要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