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思想，也是一種社會運動。在自媒體時代，它借助互聯(lián)網(wǎng)的平等性、聚集性和偏激化，釋放社會民眾的不滿和反抗情緒，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扮演著“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的重要角色。民粹主義雖是現(xiàn)代化的產(chǎn)物，卻具有很深刻的反現(xiàn)代化傾向。因此，分析新形勢下民粹主義的邏輯支點，探討規(guī)制民粹主義的應對策略，具有很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第一，提倡“平均主義”。民粹主義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貧富思想情有獨鐘。它注重的不是起點平等即機會均等，而是結(jié)果均等，因此主張以非常規(guī)手段實現(xiàn)“等貴賤、均貧富”。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重要轉(zhuǎn)型期，由此而導致的發(fā)展不均衡、分配不公平的社會現(xiàn)實，以及因發(fā)展失衡、分配不公而導致的社會道德和民眾心理失范等精神弊病，都是滋生民粹主義的現(xiàn)實土壤。近年來，一些“土豪”為富不仁、生活奢侈、處事張揚、蔑視平民，更進一步加深了民眾對他們的懷疑和不滿。

第二，鼓吹“道德至上”。這是民粹主義的一種宣傳策略。它認為道德只存在于底層民眾之中。因此民粹主義者常以底層、大眾、草根、弱勢群體代言人自居，當仁不讓地承擔起社會道德的仲裁者。他們甚至還把政府與民眾完全對立起來，認為老百姓所做的一切皆情有可原；把道德與法律完全對立起來，鼓吹道德高于法律，對規(guī)章制度和社會秩序表示不屑一顧。社會大眾很容易被民粹主義的這種“動聽”言辭所誤導，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作出錯誤判斷，最終造成極嚴重的社會后果。

第三，宣揚“反智主義”。“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是民粹主義者的一種表達方式。其言語中充滿對頭腦敏銳的知識分子的不屑和詆毀，他們戲稱“專家”為“磚家”，諷刺“教授”為“叫獸”。在民粹主義者看來，精英文化是墮落的、腐朽的、脫離民眾的落后文化，而只有植根于群眾土壤的大眾文化才是高尚的、有生命力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先進文化。

第四，主張“直接民主”。民粹主義把人民民主、主權(quán)在民理想化、絕對化，反對建立在間接民主基礎(chǔ)上的代議制，認為代議民主排斥直接民主，這種“自由民主”是虛假的民主。在民粹主義者看來，如果國民不能直接參與政治過程，那么這種民主政治便是腐敗、無效和無用的制度設(shè)計。他們主張全體公民直接參與、討論、決定和管理國家與社會事務(wù)，讓權(quán)力真正掌握在普通民眾手里。這是一種理想化的制度設(shè)計，在現(xiàn)實政治生活中既無必要也無可能，所以民粹主義的這種民主邏輯也被稱之為“民主的極端主義”。

第五，熱衷“激進運動”。民粹主義者對改革或改良不感興趣，他們熱衷于暴力和推倒重來。斯大林曾受其影響，不僅連續(xù)發(fā)動各種社會政治運動，而且還把無休止的政治斗爭移植到黨內(nèi)，美其名曰“社會主義越接近勝利，階級斗爭越尖銳”。這種錯誤認識也曾影響到中國共產(chǎn)黨。“文化大革命”中，“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式的群眾運動，更是把民粹主義的這一錯誤認識發(fā)展到極致。即便在今天，我們從一些群體性事件中，仍然可以看到民粹主義的這一認識傾向的思想影響。

然而，民粹主義也并非一無是處。它關(guān)注弱勢群體，強調(diào)普通民眾在社會歷史進程中的作用，這是難能可貴的。但其抹殺精英人物對社會發(fā)展的歷史貢獻，強調(diào)對民眾意愿的絕對順從，這種極端平民化的主張又是極其危險的。對此，我們應當采取如下策略：一是合理疏導，拓寬民意表達渠道。要盡可能地開辟民意表達的制度化通道，讓人民能更理性地提出自己的意愿和要求。二是宣傳教育，培養(yǎng)公民意識和法治精神。要通過道德和法律的約束，來規(guī)范公民政治參與中的過激行為和極端做法。三是深化改革，根除民粹主義滋生的土壤。民粹主義反映下層民眾的要求，表達他們對現(xiàn)行體制的不滿，因此只有通過深化改革，實現(xiàn)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才能有效抑制民粹主義，這是消除和化解民粹主義的根本之道。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責編/劉瑞一 美編/宋揚 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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