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理性、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

姜文電影《鬼子來了》

筆者接觸一些日本學人，在他們眼中，晚清以來，中國政府步步為營，有章有法，不若東瀛之政亂心迷，所謂的政治不過衰退為政客們自拉自唱的權力游戲。

現(xiàn)代中國的國家建構，目標之一，就在于形成理性充盈而剛健博大的國家理性。迄而至今，多有成就。筆者接觸一些日本學人，在他們眼中，晚清以來，中國政府步步為營，有章有法，不若東瀛之政亂心迷，所謂的政治不過衰退為政客們自拉自唱的權力游戲。但在吾人“內在視角”觀察，則華夏國家理性不彰，恰為時弊，也是積弊。

毋寧，第一共和與第二共和，雖說理念和政制有別，卻分享著一個共同的治理技藝。此即以政黨理性取代國家理性，用國家理性壓抑公民理性。國族的成長，如同人身，任何一極獨大，心智和心志失衡，則肢體必然趔趄，終非善也。

地中海文明以還，“權勢國家和權力政治”蔚為時勢，民族主義成為時代精神，由此而有現(xiàn)代民族國家體系在全球凱歌高奏。但是，這是國家的1.0版，后來國家升級成2.0版，民族國家以“憲政國家和憲法政治”立國，迎來一個大眾民主時代。20世紀以來，尤其二戰(zhàn)以后，“文明國家和文化政治”更上層樓，民族國家在此層次展開博弈。

在后兩個維度上，中國多所欠缺，一些人的心智還停留在18、19世紀“落后就要挨打”這種權勢國家與權力政治的國際關系理念上。不是說“落后就要挨打”這一歷史和政治理念過時無效了，誰都知道“失敗國家”是什么滋味。毋寧，是說不夠用了。沒有“憲政國家和憲法政治”這一大框架奠立國本，則國族難立，國家理性是有嚴重缺陷的。

從政治理性來講，審慎、克制，概為政治德性，現(xiàn)在好像比較欠缺。民主政治以大眾參與達成政治正當性，但卻以賢者治國為理想，追求的是“主權在民，治權在賢”的互補格局，由此造成一種審慎、克制的政治理性品格。過去大家覺得中國太軟，只知道“棄權”，現(xiàn)在仿佛硬起來了，以至于一年多來，一時間狼煙四起。

剛才兩位先生爭論“輸?shù)闷疠敳黄?rdquo;，在我看來，中國輸不起。為什么輸不起？因為一旦開戰(zhàn)，人家政權不會倒，倒的是政府，而中國要是輸了，則政權危殆，說明上述關于“政權的永久性的正當性”這一關還沒過，缺了國家的2.0版也！

還有就是公民理性。若說晚近治道，則以政黨理性取代國家理性，蔚為一端，一如“以國家理性壓抑公民理性”。為此，以公民理性救濟國家理性，讓國家理性回歸國族利益中軸，恰成時需。在此，公民情懷不能被簡單激進的民族主義所裹脅、所遮蔽。說到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對于日本同樣適用。

最近這十幾年，中日領導人都換了好幾任，但格局都很小。我不知道我的觀察對不對，日本最近十幾年換了那么多首相，格局之小，真讓人感喟。從政治理性來講，兩國領導人格局都很小，而且有時候有點意氣用事。

還有，現(xiàn)在辦外交的，聽說多半是學外語的，歷史和文化基礎有限，現(xiàn)代政治理性訓育更是有限，甚至等于無，搞搞迎來送往，辦一點安排吃住旅游的具體外事活動行，操盤不行。據(jù)說選拔外交人員，強調思想要紅，業(yè)務倒在其次，這怎么行。

不過，進步是真實的，比起在下當年留學時見到的那些上班穿著拖鞋，煙不離嘴，隨口吐痰的外事爺，現(xiàn)在好多了！——一個現(xiàn)代國家的成長，需要全民族幾代人的接續(xù)努力，我們大家不僅是見證人，也是責任人??！

說到這里，想到一件事，可謂集國家理性、政治理性與公民理性三位一體之儀式化?，F(xiàn)代中國每年紀年抗戰(zhàn)勝利，都是一家獨唱，孤單。不妨仿效諾曼第登陸紀年儀式，邀請日、韓、俄、美以及東南亞、澳洲等國的元首與首腦，以及臺島的領導人，一齊聚首，同臺唱和。既在志念，亦在敦睦，更孜孜于和平。

當年的侵略者身臨此境，只有認罪懺悔的份；后來的勝利者歡聚一堂，更不忘生聚教訓。如此這般，大場面，大格局，好祥和，好兆頭。

中夏安，遠人服

唐•閻立本《職貢圖》

貞觀五年，西域的婆利、羅剎和林邑三國遣使長安，朝拜中原大國……廷召之際，林邑國使神色倨傲，出言不遜，乃有大臣忿然，奏議派兵討伐。太宗稍加沉吟，開口說魏征曾經(jīng)告訴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服”。

最后再說一點，將視野從國際政治拉回到國內政治，古今互鑒，以為收尾。中國有一幅名畫，就是唐代閻立本的《職貢圖》。據(jù)說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貞觀五年，西域的婆利、羅剎和林邑三國遣使長安，朝拜中原大國。

可能，這就是所謂的華夷之辨和朝貢體系吧。廷召之際，林邑國使神色倨傲，出言不遜，乃有大臣忿然，奏議派兵討伐。太宗稍加沉吟，開口說魏征曾經(jīng)告訴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服”。閻本所繪，即此遠人來朝景象，其服色雜陳，深目亂髯，為中原所未見。逮至宋代，蘇大學士觀畫有感，乃有“貞觀之德來萬邦，浩如江海吞萬江”之嘆。

鑒古知今，在知得失，不難想見太宗的心胸氣度，遠見卓識。當今華夏，雖說經(jīng)濟總量世界老二，但政治修明、文化建設以及一般人民之行止出處的文明修養(yǎng)，有待提升。因而，遠人不服，也是意料中事。當然，之所以不服，不僅在于兩相比較，高下立判，而且，在于國際政治中的權勢轉移，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先發(fā)國族面對鄰居的旺勢，需要一段適應期。

但是，即便如此，吾人須知，一個尚未完成現(xiàn)代轉型的國族，其之參與地緣政治博弈和全球治理，必有賴國家政治走上正軌，無心腹之憂，才可伸展手腳，也才能于國際博弈中添籌加碼。一句話，“中夏安，遠人服”，先把國內搞好，然后有需要的話再亮肌肉，跟周邊最好是不打，打也不怕。

作者簡介

許章潤，男，1962年生，安徽廬江人。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法政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人民大學等校兼職教授或者講席教授。先后就讀于西南政法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和墨爾本大學，獲法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

主治法律哲學與政治哲學，兼及思想史與憲政理論，尤其關注“中國問題”意義上舶來理念與固有生活調適過程中的法律方面，而念念于中國人世生活與人間秩序的現(xiàn)代重構性闡釋，汲汲于儒家優(yōu)良傳統(tǒng)的法律復活和中國之為一個大國的法律布局，追求法律理性與人文精神的統(tǒng)一，尋索學術的人道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