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哈維爾完全是一個偶然。閱讀哈維爾時，首先給我?guī)淼臐M足，是他能夠描述出當時捷克社會“隱藏的層面”：在表面繁榮的背后，蘊含著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機。人們?yōu)榱搜矍袄?，將他們的長遠利益拋在了腦后，將他們做人的尊嚴拋在了腦后。所有那些倒退都是不知不覺的，昨天覺得不能接受的事情，今天就處之泰然，明天就習以為常。在絕大多數人認為是“合情合理”、“順理成章”的地方，哈維爾發(fā)出了他的尖銳質疑。

揭露那些隱蔽的視角，發(fā)掘潛在的危機，讓看不見的看見，聽不見的聽見，哈維爾的這種寫作思路及形式，本質上屬于藝術創(chuàng)作。哈維爾自己也曾解嘲說，他的朋友認為他是陷入了創(chuàng)作上的枯竭，寫不出劇本來了，于是提筆給胡薩克總統(tǒng)寫了那封信。與朋友之間的這些玩笑，釋放出這樣的信息：他是作為一個普通人，一個敏銳的藝術家而提出問題，如果說這涉及政治，那么其中顯然有一種業(yè)余政治的味道：反政治的政治。它更強調的是反對的原因，反對的理由，反對活動的價值：不是為了取而代之，不是為了羞辱曾經羞辱過自己的人，而是為了自己富有尊嚴的生活，為了民族共同的家園及未來。

一個富有動力的生長點，也埋藏在這個晦澀的隱藏領域，那就是人的良心。一個人若想站起來，那他得從自己身上先站起來；一個人若想擺脫奴役，那么得從自己挺起胸膛做人開始，而不是繼續(xù)自甘為奴。在經受了那么長時間的困窘晦澀之后，人們需要為自己準備一些時機，一個良辰吉日，拂去自己身上的灰塵。如果是推動社會進步，那么需要將自己的良心帶進去，而不是將自己的利益帶進去。

僅僅看到勇氣是不夠的。如果沒有價值觀作為支撐，沒有沉重的責任感，包括承擔自己行為結果的決心，勇氣就成了一種魯莽，行動就成了一種炫耀，言說就成了一個標簽。在這個意義上，行為所能夠釋放的價值，甚至比行為本身更加重要。衡量某種行為的意義，不僅在于當下的現實，而且在于它是否在未來的空間同樣能夠成立。比如你說要民主，那么你自己就先要民主起來，從現在開始仿佛如同處于民主社會。民主的方式不是對敵斗爭的方式，不能把某些人直接視為“敵人”或“異類”，尤其是需要“化敵為友”，那么你是否做到了這一點？

如果在你自己這里有一個新的起點，那么這個世界才獲得了一個新的起點。擁有新的起點，才能有真正新的開端和發(fā)展，以及新的結局。然而，另外的憂慮又會產生出來。一個開端，即意味著一種中斷，中斷原先生活的鏈條，打破原有的某個格局，將人們從本來看似安逸、平靜的狀態(tài)中拖出來，誕生一個新的局面。如此一來，一些東西落在你的腳面上，一些東西落在別人腳面上。由最初的開端所導致的那個長長的鏈條，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行動者無法看到自己行為的全部后果，他也無法承擔起自己行為的全部后果。即使他想這樣做，客觀情勢也不允許。如果有東西變得需要別人來承擔，這是令人感到真正憂慮的。

1969年底我作為子女隨父母下放，兄妹幾個被安插到大隊辦的初中小學不同班級。很快我發(fā)現一件事情非同尋常，那就是貧下中農都是住自己的房子。后來慢慢知道為了擁有一個像樣的房子，他們耗費了大半生的精力和積蓄。而我們這些沒有房子的人，卻從來不愁沒有地方住，不會想到遮風擋雨的問題。上學沒幾天，還遇到一件事情令我驚訝。有一天早晨班上突然少了大部分同學，一問原來這天下雨，小伙伴們是因為“沒有雨鞋”而不能出門。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世界上有人會因為下雨不來上學。

當時不可能理解這些事情，然而經驗的撞擊所產生的印象十分深刻。用我現在的眼光來看，我隨同父母是住在一個隔離區(qū)域，這個區(qū)域被很好地保護了起來。這個隔離區(qū)里擁有與廣大社會完全不同的面貌，其中的人們之所以具有“先鋒性”，擁有在社會中的領先地位，便依賴于這種隔離。從“大院”的眼光來看，社會被看作是“危險的”、“烏煙瘴氣的”和不可信任的。

受這種強勢觀點影響的人們，哪怕是處于社會本身當中，也同樣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認為，權力才是唯一的力量和希望所在，才是唯一值得關注的焦點。因為權力有力量，所以只有想法設法靠近它，圍繞它，哪怕談論它，也才是有力量的。

在這個背景之下，八十年代東歐的人們（從匈牙利到波蘭到捷克）提出的“平行社會”，才顯得富有意義。平行社會有自己的根基，有自己所要展開的計劃和所追求的目標，即建設良好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求得社會自身的發(fā)育和自我救助，從中磨合、提煉出符合社會整體要求的價值觀。讓社會了解自己，也讓權力了解社會。這樣獨立的社會與權力是一種平行和并存的關系，而不是互相取代的關系。

這個眼光既不是權力制造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也不是它的衍生物自下而上的模式，而是自由的社會成員之間真正平等合作關系的開始，也是不熟悉民主的人們積累經驗的開始。這是在今天從事民主自由事業(yè)的人們需要認真考慮的。在中國，“啟蒙”的含義一再被誤解，圍繞著這個詞，也分割為“啟蒙者”和“被啟蒙者”的不同區(qū)域。而實際上不管是誰，包括權力本身，都要回到社會，不自視先鋒，也不能有任何凌駕社會的想法。不管什么人，做什么事情，除了盯住眼前所看到的，也要考慮到背后有廣大的稱之為“社會”的檢視監(jiān)督，那其中的人們的確五花八門、五光十色，參差不齊，存在無數個平行四邊形的交叉、重疊以及所形成的合力。

破除任何形式的隔離，一道分享這個世界，建設我們共同的家園，才是我們在今天真正所要面對的，也是為我們最為不熟悉的。

我選擇“知識分子”這個稱謂，而把“公共知識分子”放在一邊。前者可以是一個人的自我期許，她可以運用知識分子的要求來要求自己；而后者是外界附加給這個人的。一般來說，我知道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怎么做，但不太知道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該怎么做。在我看來，一個知識分子若是站在公共領域中發(fā)言，需要堅持這樣幾條原則：

一、堅持價值立場，做價值的守護者。

二、發(fā)掘邊緣聲音，讓被遮蔽的人們和立場浮出水面，不當弄潮兒。

三、擁有長遠眼光，著眼于長遠利益，而不總是臨時性的考慮。

四、堅持真實和良心，不以任何主流、大局的名義，去壓制合理的少數人意見。而最重要的，是身體力行：假如你反對特權，那就不要以任何理由讓自己獲得某些方面的豁免權；假如你反對壓制不同意見，你就要允許別人釋放與你相左的看法，而不是馬上過去一通亂棒。

我心目中的知識分子榜樣有三個人，一個是喬治·奧威爾，另一個是羅莎·盧森堡，還有一個便是阿爾貝·加繆。他/她不僅能夠面對對方陣營的壓力，而且能夠承受來自自身陣營的更大壓力。他/她們不僅是所處社會的異見者，而且是“異見者的異見者”，這歸因于他/她們的深深焦慮：擔心自己及身邊的人們，是否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不知不覺中偏離了自己的初衷。假借“正義”的名義，再度做下非正義的事情。而在今天，這存在更大的可能性空間，其中之一是“正義”被混同于某種“成功的英雄”，與商業(yè)/消費社會之間發(fā)生了說不清的曖昧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