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年來，由于在黨建基礎理論研究層面難有突破，黨建研究的成果更多地停留于黨的文件闡釋與宣傳，而非為黨的建設提供理論指導、技術支持。強化基礎理論研究可以拓寬政黨研究視野，豐富政黨研究內涵，為完善中國特色黨建理論體系與國家治理貢獻力量。理論研究既需要開放的視野，更需要立足中國革命與建設的豐富實踐，以適應中國共產黨長期執(zhí)政的需要。

【關鍵詞】基礎理論  黨的建設  科學化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當下中國，以應用研究為導向的各類智庫建設可謂雨后春筍，種類繁多。毋庸置疑，現代國家治理需要學術界貢獻自己的智慧，建言獻策，問題是沒有基礎理論的發(fā)展，應用研究的創(chuàng)新無異于無源之水，其中，有關黨的建設研究更是如此。多年來，由于在黨建基礎理論研究層面難有突破，黨建研究的成果更多地停留于黨的文件闡釋與宣傳，而非為黨的建設提供理論指導、技術支持。強化對黨的建設基礎理論研究，需要黨建研究者提升自我的理論素養(yǎng)與知識儲備，從建構政黨的各個要素出發(fā)，從政黨性質與特點出發(fā)，探討政黨建設的一般規(guī)律與特殊路徑。鑒于問題的復雜性，筆者僅以政黨共性與個性研究為例，展示基礎理論研究對提升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的重要意義。

各國政黨的共同屬性：“代表性”被作為建構政黨交流的共識性話語平臺

當今世界兩百多個國家與地區(qū)，大部分都依靠政黨來完成國家治理的任務，政黨承擔著國家與社會間溝通、引導與表達的功能，因此，各國政黨間一定有著某些共同的屬性，這是政黨間交流與對話的基礎?；谥袊h制度的獨特性，國內外學者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存在著相互排斥的兩套話語體系。話語體系的斷裂直接影響了這一領域的學術交流與制度認同。如何從政黨的共同屬性出發(fā)，建構共識性的話語體系，是破解政黨研究瓶頸，增進政黨與國家間溝通與交流的基礎性工作。

各國政黨的共同屬性是什么？檢討各國制度成長的歷史進程，從人民主權這一制度建構的邏輯起點出發(fā)，人類政治文明的演進已經形成了一些共識性的理論成果與制度建構的基本原則，審視各國政黨的綱領與主張，“代表性”無疑是包容政黨差異性的核心概念。因為沒有代表性的組織勢必淪為宗派，宗派之所以受到批評，是因為其代表的是小集團的利益，或者說其代表性不夠。由于小集團的利益與社會群體的利益間難以劃出明確的界限，生長于議會內部的英國早期政黨就被斥之為“宮廷圖謀私利的宗派政治”，于是，輝格黨與托利黨就成為兩黨相互攻擊的標簽。此后，為贏得生存空間，不論各政黨代表哪個階層的利益，都必須以國利民福為旗幟，而人民群眾政治覺悟的提高，也迫使政黨不得不跳出小集團的利益，以爭取更多民眾的支持。

可以說，“代表性”是衡量代表廣泛性的尺度，在某種意義上說，代表單個利益群體的政黨，實則與工會、農會、商會等專業(yè)組織的訴求更為接近。相對于多元社會而言，其代表性顯然是不夠的。同時，代表單個利益群體的政黨多具有明確的價值取向，政治綱領更為激進，為實現組織利益，不惜矯枉過正。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中共早期遭遇挫折的原因之一。走出困境，需要政黨不斷擴大自己的階級基礎，增強自己的群眾基礎。為此，中共從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不斷修正自己的行動綱領與策略。從工農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到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從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鞏固社會基礎，增進全社會的政治認同感，是中共組織建設一直努力的方向。

當“代表性”被作為建構政黨交流的共識性話語平臺時，不能忽視政黨生存的民族國家空間，及其對政黨發(fā)展帶來的可能影響。當今世界，雖然恐怖主義對國際安全帶來的挑戰(zhàn)越來越大，但民族國家間沖突還是國際爭端的主要形式，由此帶來政黨在捍衛(wèi)國家利益背景下的行動策略的變化。譬如，基于國家利益的全面考量，在對內與對外宣傳過程中，政黨話語有著內部話語與外部話語的差異，可以說，政黨話語的雙重性也是各國政黨的共同屬性，近期，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的郵件門事件，無疑就是內部話語的泄露。

一般而言，政黨內部話語是組織真實意圖的直接流露，強調語言表達的準確性，而外部話語則要考慮國際社會不同國家的利益所在，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內部話語的準確性主要是就話語表達的內容而言，作為國家建設的可能領導者，政黨的內部話語力求使接受者能準確把握言說者的真實意圖。政黨外部話語的模糊性，緣自維護國家利益的需要，表現為話語表達的靈活性，甚至經常在言說雙方間產生歧義，而這，恰是爭論雙方需要的結果。事實上，各國對外交往過程中形成的外交語言，就是對政黨外部話語模糊性的最好詮釋。

加強對政黨共同屬性的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學科的知識儲備與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在深入考察各國政黨實踐的基礎上，理清競爭性政黨制度、非競爭性政黨制度的運行機制及可能存在的問題。其中，理清各國政治制度與政治技術的邊界尤為重要。就制度層面而言，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照搬他國模式，但對于政治技術層面的經驗，則是可以相互學習與借鑒的內容。

中國共產黨的個性化特點：從代表性到代表力，政黨因代表性而正名，因代表力而成長

政黨個性研究，一定意義上就是對一國政黨進行解剖學分析，就是對其“DNA”結構進行研究。當今世界，競爭性政黨制度因其競爭而贏得了生存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由此建構了選舉民主的話語霸權。事實上，所謂競爭也是有制度邊界的，那就是必須以維護現制度而存在；對于反體制政黨，在任何國家都會因其反體制而失去生存的合法性。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政黨制度有著不同于西方政黨的特質，這既表現在政黨理念、行動綱領上，也表現在黨員吸納、組織紀律等多個層面，需要立足中國實踐，勘定其特殊符碼。

中國共產黨的個性化特點源自近百年來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踐累積，源于中共長期執(zhí)政的地位，源于它與八個民主黨派間“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系。所有這一切都表現為，中國共產黨不需要通過選戰(zhàn)來贏得執(zhí)政地位，由此帶來黨的自身建設與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中國特色。前者更多的依靠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與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yōu)良作風，依靠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制度建設與反腐倡廉建設來完成；后者則有利于政黨制定長期的發(fā)展規(guī)劃，描繪國家建設的宏偉藍圖，保持國家政策的連續(xù)性與長期性。同時，還可以避免政黨競爭給選民所帶來的過度承諾。一定意義上說，西方發(fā)達國家龐大的財政赤字與經濟危機就是源于兌現承諾超出了國民創(chuàng)造的財富造成的。

解析政黨個性化特點，不能脫離政黨的共同屬性。以“代表性”建構政黨分析框架，并不是否認中國政黨發(fā)展的特殊性。從代表性出發(fā)，可以使人們更清晰地認識政黨的本質特征，即結黨是為了眾人的事。如果政黨有了自身的特殊利益，或者說，小集團的利益，政黨也就變成了宗派。在此意義上說，共產黨是不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黨的利益唯有和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才有正當性與合法性。從代表性到代表力，政黨因代表性而正名，從此有了生存的正當性；因代表力而成長，從此有了努力的方向。檢討各類政黨，都曾因代表性不足，而身陷合法性危機；因代表力降低，而遭受執(zhí)政挫折。代表力決定政黨的生命力，一個沒有代表力的政黨是要消亡的。由于代表力主要是通過公眾的感受表現出來，基于代表力的組織發(fā)展，就是政黨不斷認知社會的過程。除了解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與價值偏好外，還需明悉社會群體與各類政策議題的相關度，對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關切作出有針對性的回應，并以此作為組織自身建設的努力方向。

考察中國特色政黨建設的特殊性，離不開比較的視野，主要是分析各類共產主義政黨的差異性特點。俄國十月革命以后，列寧強調精英主義的政黨理念，所謂“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1919年10月，列寧在莫斯科征收黨員周活動中指出，世界上只有革命的工人階級政黨，才不追求政黨數量的增加，而只注意黨員質量的提高。在列寧建黨思想影響下，及至中共四大召開前，全國僅有九百多名黨員，從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出發(fā)，中國共產黨實現了精英與大眾的結合，或者說以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品質教育來自農村的基層黨員，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黨員發(fā)展道路。如此，決定了中國政黨自身建設的特殊性，它需要在全面理解中國共產黨組織發(fā)展的歷史與現實邏輯的基礎上，思考黨的建設的中國特色。

勘定中國政黨的特殊基因，需要加強對中共黨史的研究，加強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應對各種風險能力的研究。從瑞金到延安，從西柏坡到北京，中國共產黨在艱苦的斗爭實踐中，所累積的經驗教訓，需要深入的挖掘與整理，為此，既要拋棄歷史虛無主義，又要超越學術界流行的標簽式革命敘事，致力于革命的復雜性研究，唯如此，才能揭示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內在機理，揭示中共成長的內在機理，為基礎理論的創(chuàng)新提供知識的增量。其中，具有方法論意義的是，研究一個政黨如何通過理論與制度的創(chuàng)新，實現自我超越并保持頑強的生命力。

中西方政黨治理國家的共同難題：現代國家治理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剛性的量化指標必然會帶來國家治理困境

理清政黨發(fā)展的共同屬性既可以給各國政黨交流提供共識性話語平臺，也可以把握政黨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為黨的建設提供新的理論支撐。譬如，從“代表性”出發(fā)，就破解了西方政黨基于“競爭性”而建構的話語霸權，而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就居于道德的至高點，由此出發(fā)，可以帶來執(zhí)政理念的與時俱進。對于有著13億人口的發(fā)展中國家而言，執(zhí)政黨面臨經濟發(fā)展、社會穩(wěn)定與生態(tài)文明建設等諸多問題，可以說，讓任何一個政黨來治理這個國家，都不可能消解所有矛盾。同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開創(chuàng)性事業(yè)，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隨著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推向深入，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各種偏差或失誤，所有這些都將影響人民群眾對執(zhí)政黨國家治理的滿意度，可以說，滿意度的上下波動是中西方政黨治理國家都必須面對的難題。

當滿意度因政黨治理國家的不確定性而面臨挑戰(zhàn)時，如何提高人民群眾對執(zhí)政黨的政治認同度，就成為提高政黨執(zhí)政合法性的最有效途徑。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強化反腐倡廉建設，對黨員干部進行群眾路線教育，以及近期開展的“兩學一做”，無一不是強化黨的自身建設，突出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品質與現實表現，突出領導干部在國家治理中的服務角色。也就是說，以黨員干部在國家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模范帶頭作用，贏得人民群眾的政治認同。

政黨共性研究的意義是多方面的，面對政黨話語雙重性對國家建設的多重影響，在進行黨的方針政策與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宣傳時，就要充分考量話語表達的內外空間。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的過程中，在國家戰(zhàn)略的宣傳過程中，同樣存在著內外有別的原則，遺憾的是，今天，部分理論工作者包括一些宣傳部門的同志，缺少這方面的理論素養(yǎng)，沒有考慮政黨話語的雙重性，經常造成輿論宣傳的被動局面。

世界政黨的多樣性，決定了要真正理解一國政黨的個性化特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中國學者而言，當我們對“競爭性”政黨制度的話語霸權采取回避的態(tài)度，不能正視其存在的合理性時，就不能揭示其存在的制度困境。譬如，政黨輪替帶來的國家發(fā)展的剛性目標與短視效應，而這種情況又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選民希望馬上從大選中得到好處，而政黨為了贏得執(zhí)政地位，也必然投其所好，制訂具體的、短期的國家發(fā)展目標。這樣，競爭性政黨制度在通過競爭來實現政權更替的同時，也使得剛性目標、短視行為成為其制度的伴生物。但對于長期執(zhí)政的政黨而言，則無需制定剛性的、短期的戰(zhàn)略目標。因為，設定剛性目標就意味著增加民眾期望，它在凝聚社會力量的同時，也在制造著執(zhí)政風險，一旦不能實現目標，就直接導致人民對政黨執(zhí)政能力的懷疑。退而言之，國家治理的復雜性，決定了即便目標主體實現了，剛性的量化指標也必然會帶來國家治理的困境。因為現代國家治理的復雜性與多樣性，使得各種例外現象經常發(fā)生，而任何例外現象的出現，都意味著剛性目標的失敗。

對于長期執(zhí)政的政黨而言，剛性戰(zhàn)略目標帶來的執(zhí)政壓力完全是自我施壓的結果。如此，則沒有利用長期執(zhí)政的制度優(yōu)勢，以國家導向與政策的連續(xù)性來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治理，而是陷入競爭性政黨制度為贏得大選，對選民進行過度承諾的制度困境。進入21世紀后，中國經濟已經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世界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影響著中國經濟的各個領域，也就是說，未來經濟低速增長甚至衰退都有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常態(tài)。因此，制定戰(zhàn)略目標時，必須充分考慮兌現承諾可能面臨的困難與不確定性。對于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發(fā)展中國家而言，執(zhí)政黨給自己制定剛性戰(zhàn)略目標，無疑是增加執(zhí)政風險。對于一個長期執(zhí)政的政黨而言，應制定彈性的戰(zhàn)略目標，它不是設定一系列指標與數據作為評價體系，而是強調目標的導向型、包容性，通過執(zhí)政黨的努力，也許不能讓人民對執(zhí)政效果完全滿意，但可以贏得人民對執(zhí)政黨的政治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