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超越選舉政治

馬克思對于選舉政治的態(tài)度是辯證的。

一方面，無論是在早期著作《法哲學批判》還是晚期著作《法蘭西內戰(zhàn)》中，馬克思都肯定了選舉作為民主制度一部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據(jù)對《霧月十八》的以上解讀，選舉制度的框架本身，很難實現(xiàn)政客對選民的有效代表，它提供的是一種抽象的、而非具體的“民主”。那么，我們是否有可能去彌補選舉政治的內在缺陷呢？

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制度設計，使選民有渠道對他們選出來的政治代表進行更直接的問責。在《法蘭西內戰(zhàn)》中，馬克思以巴黎公社為模版，提出了一種他認為相對理想的民主制度。該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選民有權隨時通過投票來解雇他們選出的政治代表，而不需要等到幾年一度的選舉時另選他人。

另一種解決方案則是運動式的。在《霧月十八》中，曾經(jīng)有兩個階級面臨其階級利益與代表本階級的政客個人利益明顯脫節(jié)的狀況，但結果卻完全不同。

一邊是大資產(chǎn)階級的代表性危機。起初，大資產(chǎn)階級的政治代表是立憲議會中的“共和派”，但大資本很快發(fā)現(xiàn)“共和派”不能有效代表本階級的現(xiàn)實利益訴求（維護政治穩(wěn)定），因此他們轉而支持秩序黨，作為更加直接的政治代表。再到后來，大資本發(fā)現(xiàn)其自身的政治經(jīng)濟利益與秩序黨成員的個人政治利益出現(xiàn)分化，于是轉而支持波拿巴。

另一邊，工人階級也在遭遇代表性危機。在“六月起義”之后，工人階級自身已經(jīng)沒有可能擁有獨立政治代表了，只能將社會民主黨作為政治代表，但當社會民主黨在議會中向秩序黨妥協(xié)的時候，工人階級只能聽之任之。

在“六月起義”的沉重打擊之后，工人階級的政治動員能力羸弱，使得他們沒有能力要求“名義上”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民主黨向自己負責。與之相反，大資本的政治動員能力強，因此在出現(xiàn)代表性危機時，能夠果斷更換新的政治代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這其中的關鍵在于，不同社會群體的政治動員能力不同，因此對政客施加影響和問責的能力也不同。動員能力強大的群體，有能力切實影響到政客的個人利益與政治前途、迫使任何政客回應他們的利益訴求, 不管這些政客名義上代表著誰。

換句話說，在總統(tǒng)選舉和議會選舉事實上都不再是利益代表的政治時，特定群體要想讓自身的利益訴求在政治中真正發(fā)揮作用，就不能坐等著“被代表”，而必須在選舉政治之外、在社會當中，培育草根動員力量，自下而上地壯大自身的政治行動力，正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寫到：“無產(chǎn)階級的力量在街頭”。

這也呼應了左翼思想家墨菲（Chantal Mouffe）的觀點：左翼政治力量要想實現(xiàn)自身的政治議程，就必須既以政黨的形式參與選舉政治，又培育獨立而活躍的草根運動基礎，兩者缺一不可。在選舉政治中奪取政治權力是重要的，但只有草根運動強大，才能盡可能保證左翼政黨在奪權之后不“變質”、真正實現(xiàn)對左翼訴求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