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于文學而言，中國故事既是源泉，也是內容。用文學講述中國故事，最重要的是尊重文學的天性。作家應融入現實，直面生活，表達中國人最真實的生活和精神欲求，講好這個時代里的生命故事。

【關鍵詞】中國故事  生命狀態(tài)  中國文藝    

【中圖分類號】I03    【文獻標識碼】A

用文學講述中國故事，最重要的是尊重文學的天性

用文學講述中國故事，是時代賦予文學的歷史使命。但對于如何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這一問題，卻不是能夠輕易用學術理論推衍出來的，再清晰的辨識也是紙上談兵。文藝家需要以實踐作答，將其落實到筆頭上，用優(yōu)秀的作品說話。否則，“講述中國故事”就可能成為一個喊得很響卻難有著落的口號。用文學講述中國故事是一個實踐的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尊重文學的天性。

“故事”既冠以“國”字號，就要求大氣、宏觀。所以有評論家認為，相對于“個人敘事”“日常生活”和“私人生活”，中國故事應該更偏向于一種全新的、宏觀的視野。這一觀點固然很有道理，然而在具體創(chuàng)作中，作家所關注的往往是個體生命，很少有作家在敘述故事時只關注故事的框架是否足夠宏大，視野是否足夠開闊，再大的敘事格局也要落在具體而鮮活的生命上，所以如何刻畫出鮮活生動的形象才是關鍵之所在。以孫犁的《鐵木前傳》為例，作品關注的是我國農業(yè)合作化運動，屬于典型的中國故事。從審美角度看，這部作品的魅力在于作者的生命敘事。不管是木匠黎老東、鐵匠傅老剛，還是他們的子女六兒、九兒，都十分鮮活。若孫犁在創(chuàng)作時把主要筆力放在對農業(yè)合作化運動經驗的總結上，作品或許會有一個比較宏觀的框架，但卻缺少了生命的“黏性”。

文學中的生命不同于哲學中的生命，哲學中的生命理念是對生命活動意義的體認，而文學中的生命理念則是對生命自身狀態(tài)的體認。文學中的生命敘事是作家對自身生命狀態(tài)的表達，其中既包括積極向上、充滿正能量的一面，也不排除對現實困境、精神創(chuàng)傷的宣泄。一切現實中的生命，都可能成為文學家關注的對象。

同質化和單一化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大忌，尊重生活、緊貼生命，是規(guī)避同質化和單一化的最佳選擇。在文學活動中，體驗生命的現實狀態(tài)、領悟生命的奧義、在感性層面增強敘事的張力，是文學家講述中國故事的關鍵。惟有生命敘事、個體敘事，才能真正使講述中國故事的文學作品在感性層面上富有張力和感染力。

成功的文學作品應在生命敘事中彰顯時代精神

文學的價值來源于生活，換言之，人物所具有的生命感、生命氣場，才是散發(fā)強大藝術感發(fā)力量的源泉。“感發(fā)力量”是文學生命價值的體現，生命感來自于人的內在，來自于人物內心深處的糾結和掙扎，其中凝聚著生命的張力。生命氣場則來自于人物的獨立和個性，能夠與同質化的生活形成鮮明對比，所以最容易被讀者所認同和接受，也最能引發(fā)其共鳴。在作品中，人物的獨特性一般是通過特定境遇下的糾結、選擇和行動等一系列行為自然而然呈現出來的，因為這樣的呈現發(fā)自內心，因而也頗具真實感。正如英國美學家鮑?？凇秱€體的價值與命運》中所言：“最真實的個人情感是最普遍的。”

與現實生活一樣，文學中的每個生命個體都不是孤立、封閉的，他們也是時代和社會生活中的活躍細胞。他們或奮發(fā)進取，或焦慮彷徨，他們身上都帶有時代的印記。從這個角度講，時代精神就蘊含在生命敘事之中，這一點已經為成功的文學作品所充分證實。例如陳忠實先生的《白鹿原》就是講述中國故事的標志性作品，這部作品格局廣闊，堪稱表現農村生活的巨幅畫卷，同時也印證了法國著名小說家巴爾扎克的名言：“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在《白鹿原》中，支撐這幅畫卷的是主人公白嘉軒、鹿子霖和他們的后代，還有鹿三、黑娃、田小娥、朱先生、冷先生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人物，民族之魂、人文之髓、人性之雜都凝聚在這些個體生命之中?！栋茁乖穼χ袊适碌某晒χv述，取決于作品對生命的生動敘事。一批骨血豐滿、活靈活現的人物為作品帶來了強大的生命氣場，生命氣場之所在，即為民族精魂和人文神髓之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還需要把“個體生命”與“私人性”兩個概念區(qū)分開來，關注個體生命與關注私人性有本質的區(qū)別。強調個體生命，是強調生命感，這是問題的核心。文學即人學，故而文學中的人絕不是抽象的人、空泛的人，而是具體的人、有生命感的人。進一步說，強調生命和個體敘事，也不是否定宏大敘事和史詩性作品，兩者并不抵牾排斥，作品的宏大和史詩性也是通過生命敘事來實現的。個體生命渺小而又博大：在社會存在面前，每個生命都如微塵般渺小；但作為生命，其內在空間又大至可容納天地，而正是文學將生命這一小大由之的特性發(fā)揮到了極致?！度胀吒襻t(yī)生》中的尤拉，《靜靜的頓河》中的葛里高利，均是這一方面的成功典范。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秘魯作家略薩在評論《日瓦格醫(yī)生》時提出，它之所以是“現代偉大創(chuàng)作之一，是我們時代文學的一個里程碑”，不是因為它寫了社會現狀和重大政治事件，而是因為“書中人物生死體驗的精華、最根本的東西，更與人類精神、個人自主權、藝術創(chuàng)作和個人命運的神秘地域有關系，而不是社會現狀和政治事件”。主人公尤拉是一名普通的醫(yī)生，不是什么英雄，唯一不普通的地方是他愛好寫詩。然而不管經受多少波折，他卻“終生不敗，永遠忠實于自己不置可否的態(tài)度”。恰恰是因為這一人物的獨特生命狀態(tài)，才使這部小說擁有了史詩性。

講好中國故事，就是講好這個時代里的生命故事

歷史發(fā)展和社會變革帶動了生活理念、人生態(tài)度、價值取向的不斷變化、調整、重構，激情、奮發(fā)、浮躁、困惑等情緒復雜地交織于同一生命體。對于作家來說，這是一個讓人興奮而又有壓力的時代，時代為創(chuàng)作提供動力和資源，同時也給予作家一種緊迫感。講好中國故事，就是講好這個時代里的生命故事。

什么樣的生命故事才是中國故事？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作家面對的生命體十分復雜，如果對生命的書寫失之于片面、單一，那么作品必然也會單調無味、失去張力。生命的復雜性自不必多說，但人性深處的復雜仍然有一種共同的趨向，那就是向善、向上、向自由、向光明。這種趨力的形成，是一個生命內部矛盾沖突的結果，也是孕育優(yōu)秀中國故事的豐厚土壤。俄羅斯著名導演塔可夫斯基曾說過：“丑與美互含于彼此之中，這個巨大的矛盾，以極盡荒謬之能事滲透、發(fā)酵生命本身。然而藝術卻創(chuàng)造了完整，在那完整之中，和諧和緊張合二為一。”兩極對立的矛盾在滲透、發(fā)酵生命的同時，也激發(fā)著優(yōu)秀文學作品的產生。

此外，講好中國故事，還取決于作家對時代、歷史、祖國、民族之間關系的微妙調節(jié)。美國著名小說家奧康納曾在其《小說家和他的國家》一文中談道：“當我們談論作家和作家的祖國時，我們很可能忘記了，無論那是怎樣特殊的國家，它都內在于他，同時也外在于他。藝術需要一種外部世界與內部世界的微妙調節(jié)，無需改變它們各自的本質，它們就能通過對方彼此看見。”

中國故事蘊含著中國人民的特殊經歷，這尤為突出地表現在中國人在充滿復雜和變化的現實中，面臨生存和精神問題時的承受狀態(tài)和解決方式。對于文學而言，中國故事既是源泉，也是內容。講好中國故事，不僅能夠推動文學重新進入中國變革與復興的進程，也能呼喚作家融入現實、直面生活，深入解剖中國的社會肌理，展現中國人的真實生活和精神欲求。

（作者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遼寧省文聯副主席，遼寧省文藝理論家協會主席）

【參考文獻】

①[英]鮑?？?，李超杰、朱銳譯：《個體的價值與命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②[秘魯]巴爾加斯·略薩著、趙德明譯：《謊言中的真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美]弗蘭納里·奧康納著、馬永波譯：《生存的習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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