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學人在掙扎中奔突而出的新學術

我和唐小兵只見過兩面。第一次是2003年我退休后到復旦大學講學，唐小兵也剛考到上海讀研究生，就來聽我的課，后來寫了一篇《與錢理群相遇》，其中談到了我面對“精致的冷漠和世故的清醒”的青年聽眾所感到的寂寞與尷尬，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將其收入了《錢理群講學錄》一書里。

再就是一個多月前，已經在華東師范大學任教的唐小兵，從上海到北京開會，特意來找我聊天，像老朋友那樣，暢談了一下午。他將剛出版的第一本隨筆集《十字街頭的知識人》送給我，以后又寄來了這本《與民國相遇》的書稿，希望我為之寫點什么。我欣然同意了。

之所以答應得如此爽快，是因為我一直在關注唐小兵這一代學人，并且看好唐小兵，他的“初出茅廬”之作自然引起我的興趣，并且有話可說，要說。

這需要從十七年前說起。1998年我給自己的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做了一次談話，題目是《沉潛十年》（文收《我的教師夢》），要求他們“一定要‘沉靜’下來，即‘板凳甘坐十年冷’，著眼于長遠的發(fā)展，打好做人的根基、學術的根基，而且要‘潛入’下去，潛到自我生命的最深處，歷史的最深處，學術的最深處”。

以后，這就成了我和青年交往的主要話題。例如2004年以及其后數年間在煙臺大學等高校做《漫談大學之大》的演講，同年和青年志愿者談“我們需要農村，農村需要我們”時（文收《致青年朋友》），也都反復告誡在讀的大學生、研究生“應該把目光放遠一點，不要迷惑于眼前的一時一地之利，更應該擺脫浮躁之氣”，要“學學大俠的定力，排除一切干擾，不為周圍的環(huán)境、氣氛、輿論、時尚所動，氣定神閑，我行我素”，“在苦痛的沉默”中“沉潛十年”，并一再表示，“我把希望寄托在十年后發(fā)表自己的意見的那一批人身上，我十分關注他們，或許他們才真正決定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希望在這批人身上，而不在現在表演得很起勁的一些人，那是曇花一現！”

我把希望寄托于當時二三十歲的大學生、研究生，即“七〇后”“八〇后”的青年，是基于對我自己這樣的20世紀50年代的大學生，即“三〇后”這一代，和“文革”時期的大學生、中學生，即“四〇后”“五〇后”“六〇后”的失望與不滿。

這樣的不滿，首先是知識結構上的，在《沉潛十年》的談話里，就談到“我們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是在‘批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不僅因為不懂外文，對于西方文化了解甚少，對西方現代文化甚至處于無知狀態(tài)，而且古文的根底也很差，于古代傳統(tǒng)實際上是不熟悉的。這些年雖有些彌補，但卻不可能根本改變這樣的知識結構上的先天不足”，而“比我們年輕的，成長于七八十年代的，也是目前學術界最活躍的這一代學者，他們中除少數人古代文化的基礎較好，大多數也是80年代先打下‘西學’的基礎，到80年代末以后，才來補‘中學’的課的”。

而更讓我不滿和憂慮的，是精神境界的問題。我曾自嘲說我們這一代是“沒有文化的學者，沒有趣味的文人”，和我們的老師輩（即唐小兵這本《與民國相遇》討論的民國那一代學者）的差距是十分明顯的。而對當時被稱為“第三代學人”的四〇、五〇、六〇后那一代，我在表示對他們“懷有極大的期待”的同時，也有嚴峻的觀察。

在1997年寫的《我們欠缺的是什么》（收《壓在心上的墳》）一文里，專門談到了“文革”的失誤造成的“歷史的陰影在這一代學人精神氣質上的消極影響”：“如有的學人（不是全體）身上或明或隱的霸氣（對異己者的不相容），以至流氓氣（把政治、經濟斗爭的手段用于學術，習慣于使用權術）；有的學人從消極方面接受教訓，顯示出自我精神境界與學術境界的褊狹和拘謹，或自覺、不自覺地依附（美其名曰‘利用’）權勢，趨同潮流，等等。”

可以看出，無論是對自己這一代，還是下一代，我的不滿，都不在個人，而是要檢討“由于本世紀（指20世紀）我們民族的種種不幸遭遇，也包括自身的失誤，由幾代人組成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整體素質上存在著一些根本性的缺憾”，我強調，“對此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自我反省”，“我們正應該從‘自我否定’開始，邁開走向新世紀的步伐”。

因此，我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再三呼吁年輕一代“沉潛十年”，并將希望寄托于七〇、八〇后這一代，其實是期待在新世紀有一個較好的學術生態(tài)和生存空間，新一代的學人能夠無論在知識結構，還是精神氣質上獲得更為健全的發(fā)展，使知識分子整體素質上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看來，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能否在歷史轉折期的中國發(fā)揮應有的作用，中國的思想、文化、學術能否獲得健康發(fā)展的關鍵。

但以后的事實發(fā)展，卻證明了，我的這一期待，不過是一場美好而不現實的夢，本身就是我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精神氣質的弱點的一個大暴露，這又引起了我的新的反思。

在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慶時，我發(fā)表了題為《尋找失去的大學精神》（收《致青年朋友》）的講話，談到我期待的年輕人“沉默十年”后開始發(fā)言時，我卻在他們中間發(fā)現了“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yǎng)，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無可挑剔，他們驚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誠姿態(tài)，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體制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維護“一己的利益”，這已經成為“他們的言行的唯一的絕對的直接驅動力”。

我當然知道，這樣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在十年后崛起于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界的年輕一代中，只是少數，但他們的能量極大。坦白地說，這是我呼吁“沉默十年”時，絕對沒有想到的：這里所發(fā)生的，正是“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的悲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