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這個講話在當時沒有引起注意,卻在幾年后突然在網上傳開。這也是我沒有料到的,也因此引發(fā)了新的思考:這一切是怎樣發(fā)生的?這也是我讀唐小兵的《十字街頭的知識人》首先想到的。小兵所談到的“高校青年教師群體”的生存環(huán)境,提醒我注意到,新世紀學術生態(tài)的變化,這可能是關鍵所在。
不可否認,和我們的時代相比,唐小兵這一代學人的成長環(huán)境,還是有許多歷史的進步的:對世界文明和中國傳統(tǒng)文明的開放心態(tài),隨著經濟的發(fā)展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tài)的改善,教育與科研的發(fā)展,和平建設的社會氛圍,都使得年輕一代在知識結構上顯然比我們更為合理,在視野的開闊、精神的自由、思想的解放上都有長足的進步。但同時,更應該正視的,是新一代學人面臨的學術生態(tài)環(huán)境并沒有發(fā)生我所期待的根本變化,反而出現(xiàn)了更為嚴峻的問題。據(jù)小兵的研究和我的觀察,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小兵所說的,高校青年教師這個群體,“因其在學術鏈條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隨的低收入和高強度的工作量,以及他們(尤其是人文學科)因知識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個性,這群人除非內心特別強大的或者極度超脫的,容易感受到生存環(huán)境與社會(包括家庭)期待之間的觸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帶來的無助感甚至恥辱感”(《高校青年教師群體:精神貴族還是知識工人》)。
我在前述《尋找失去的大學精神》的演講里也談到,高校的青年教師“實際上已經成為學校里的弱勢群體。當今的中國大學,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獨立的利益訴求和自由表達的權利,以及參與學校各級行政領導的選聘、參與決策過程、制定游戲規(guī)則的權利,教授因其學術地位還有一點有限的發(fā)言權,而青年教師連學術上的發(fā)言權都沒有,這種狀況嚴重影響了教職員工的積極性,成為束縛教學和學術生產力的主要原因”。
這里已經涉及教育的行政化、體制化問題。唐小兵文章里引述的應星的論述是同一個意思:“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央財力的大大增強,國家調整了對學界的治理技術,一方面加大了對學界的資源投入,另一方面通過‘數(shù)目字的管理’增強了大學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級課題、基地、學術點、獎項等在內的各種專項資金來有意識地引導學界。如今,大學已經成了一個新的淘金之地”,“學界腐敗之深已不亞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過之的是,學界的腐敗卻很少受到體制的追究”。
小兵對此深有體會,他認為這樣的行政化、體制化導致的學術腐敗,“確實是支配當代中國學院和科研機構的基本邏輯。青年教師正是處于這種堅硬的現(xiàn)實之中,在這種數(shù)字化管理的驅逐之下,高校已經公司化,以競爭體制內的資源為主要目標,高校青年教師就成為學術生產的主力軍”,他們面臨的選擇,不是充當“知識工人”,甘愿受剝削,就是設法擠進既得利益集團,分得一杯羹。
說到高校既得利益集團,又涉及應星文章里談到的“學界新父”。我在1997年談到第三代學人中某些人(當然不是全體!)的霸氣、流氓氣,對權勢的依附,在他們掌握了與行政權力相結合的學術權力以后,就自然成了這場體制內資源爭奪戰(zhàn)的優(yōu)勝者、既得利益者。他們在現(xiàn)行國家與教育體制里,實際扮演了兩個角色。一是作為“社會活動家型、政治活動家型的學者”,實際上充當了魯迅說的“官的幫忙幫閑”“商的幫忙幫閑”,他們也借此獲得或強化了自己的學術統(tǒng)治地位。二是作為壟斷學術權力的“新父”,掌握學術選題、立項、評定和職稱審定的生殺大權,在學術圈內實行家長式的統(tǒng)治。
唐小兵有篇文章《學術批評的潛規(guī)則》,談到了學術會議上的學術評議的圈子化、等級化、形式化及單向化,我也終于明白了自己這些年總要逃避學術會議的原因。但在學院求生存的年輕學人卻不能逃避,而必須遵循“學術江湖”的潛規(guī)則,如小兵所說,這樣的“學院自身的邏輯和規(guī)則”對學術正常發(fā)展的阻礙,是不能簡單地歸之于外部環(huán)境的。
小兵總結說,“青年教師就生活在由剛性的課題管理體制和柔性的父權式(家長式)人際結構構成的學院文化之中,他們在學術上和精神上要實現(xiàn)雙重的突圍,何其困難!”讀到這里,我仿佛感到一股冷氣襲來:我終于懂得我寄以希望的七〇后、八〇后的學人在他們出山以后的選擇的艱難與不盡如人意的原因了。
這里的關鍵,還是一個信念的問題,即對于精神、思想、人性,對于歷史、學術,有沒有一個基本的信念,以至信仰;能不能從精神的堅守,思想的自由馳騁與學術的苦心探討,歷史真相的追索中感到興趣、快樂,獲得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我曾經說過,對于學院派的學者,“學術本身就構成了生命中自足的存在”,不需要從學術之外尋找樂趣、意義和價值。我因此對年輕的研究生說:
“如果你當了三年研究生以后,不能從學術中感到快樂,你無法迷戀于學術,這就說明學術研究工作不適合你,那我建議你放棄學術,趕緊改行。這是很自然的選擇,也不要不好意思。我們自有自己的學術尊嚴,但也不必把學術研究神圣化、道德化。不能認為,放棄學術研究,就背叛了學術,就是精神的庸俗化。學術研究,不過是一批癡迷于學術的人進行的精神勞動。堅守學術,因為我感到快樂;享受不到快樂,就走人。事情就是這么簡單。”(《學術研究的承擔》,收《重建家園》。)
也就是說,我們既要面對學術生態(tài)惡化,學人分化這些嚴峻的現(xiàn)實,但也要以平常心去對待。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必須有自我反省意識,清醒地認識到,在學術生態(tài)沒有根本改變、知識分子整體素質的根本性缺憾沒有得到有效改正的情況下,中國的學術,特別是人文科學,是不會大有作為的;而有了清醒于自己“不能做到什么”的前提,反而可以更清醒地知道自己“能夠做什么”,而且這個“做什么”的空間和余地,還是相當大的。唐小兵的研究本身就說明了這一點。我們也終于可以討論小兵的這本《與民國相遇》了。但這篇文字已經寫得太長,也只能簡略地說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