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國家實力不斷增強，國民收入不斷提高，如何提升當代中國公民的文化素養(yǎng)，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課題。當代中國公民文化素養(yǎng)的缺失，與中國漫長的農(nóng)業(yè)社會的歷史有關。在農(nóng)業(yè)社會里，只有“公”與“私”概念的分界，沒有建立在全民基礎之上的“社會公德”，這里包括契約精神、信用體系、法律約束、個體自律等觀念。

鴉片戰(zhàn)爭至今的一百多年，中國長期陷入西方列強欺辱、戰(zhàn)爭和內戰(zhàn)的漩渦，國計民生問題始終沒有真正解決。當時中國人連飯都吃不飽，遑論什么公民文化素養(yǎng)？怎么指望公民素養(yǎng)在國家積弱的環(huán)境中提高起來？而最近40年，是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最好的歲月。我國不僅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國民的自信心大幅提升，而且全國上下都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因此，當代中國公民的文化素養(yǎng)如何提升的問題，勢必會被提出來討論。

提升公民文化素養(yǎng)，是關乎到中國如何發(fā)展的重大問題，也關乎中國的未來，并非可有可無的小事。毫無疑問，沒有當代中國公民文化素養(yǎng)的提升，中國僅僅靠成為全球第二大經(jīng)濟體，是無法真正實現(xiàn)國強民富的理想，也不可能真正進入世界強國之林的。從世界各國發(fā)展的歷史來看，一般都是經(jīng)濟上先富起來，然后精神文明的步伐就會跟上去。例如，20世紀初乃至中葉前后的美國，在紐約、芝加哥等特大城市，也經(jīng)常有行人亂闖紅綠燈、隨地吐痰、出語粗俗等問題。美國反映這一時期的電影和書籍，對這種歷史狀況都有形象的記載。當代中國，正在經(jīng)歷深刻的歷史變革，在各種變化中，文化素養(yǎng)的逐漸提高也正處在緩慢但堅韌的變化中，對此筆者充滿信心。

在此前提下，主流媒體應該加大這一問題的宣傳、討論。應允許老百姓公開討論中國人的文化素養(yǎng)，批評違反社會公德的行為，同時大力宣揚各種文明事跡。在下一代人當中培養(yǎng)自覺的公民意識、公民道德、公民文化素養(yǎng)，并健康、有序、積極倡導提升公民文化素養(yǎng)，包括公民公德意識的宣傳、討論。

提升當代中國公民的文化素養(yǎng)，有“軟”和“硬”兩個方面的工作要做。“軟”的方面，有中央電視臺的朗讀節(jié)目、國家圖書館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長期堅持的“公益講座”活動，等等。在深圳，由市圖書館和圖書城進行的“市民讀書月”，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在長長的歷史隧道里，這種活動還是微弱的燈光，但筆者相信，如果長期堅持，并積極向其他領域主動推廣和延伸，若干年后，一定會取得良好的效果。

“硬”的方面，應該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開展政府主導、群眾主動參與的像地鐵排隊這樣的“強制性行動”。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北京長期在地鐵、公交車站等地派人駐守，強制性動員、說服所有人遵守公共秩序，養(yǎng)成自覺排隊的習慣。如果遇到違反排隊公德的現(xiàn)象，先是勸阻，然后可以適當罰款。2014年、2016年筆者兩次在澳門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在澳門各條街道上，懲罰違規(guī)行車和吸煙的廣告牌比比皆是。例如，超速行車罰款2萬澳門元（合人民幣1萬多元），在公共場所吸煙罰款600澳門元（合400多元人民幣）。由于有這種嚴刑厲法，一般人都不敢違反。

提升當代中國公民的文化素養(yǎng)，是一項長期艱苦的工程。例如，對進城務工的農(nóng)民，不能只看到他們勤勞、刻苦、奉獻的一面，同時，還要看到他們把農(nóng)村個別的陋習帶到大城市來，可能會干擾、破壞城市公共秩序的一面。對于北京這座特大型城市、中國的首善之區(qū)來說，最關鍵的是，首先要抓好地鐵和公共汽車站的有序排隊問題。政府有關部門，不要“一陣風”式地抓文明建設問題，不能只做一陣，下一階段就停滯不前、無人問津，這樣下去，提升當代中國公民文化素養(yǎng)的問題，就只會停留在就事論事的階段。

北京奧運會期間，曾經(jīng)動員了幾萬大學生和社會青年擔任志愿者，這種成功例子也可以引入城市管理的機制之中。未來我國可以動員社會大眾廣泛參與，在每個社區(qū)、每條街道、每個社會角落，都常年派人管理監(jiān)督，形成人人遵守社會公德的習慣和良好健康的人文環(huán)境。新加坡社會的文化素養(yǎng)，都是從幼兒園時期就開始抓，嚴格要求和軟性宣傳同時進行，值得我們大力學習和仿效。筆者建議，可以“從北京做起”，大力宣傳北京在這方面的經(jīng)驗，然后逐步向全國推廣。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責編/張寒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