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中國作用在提升

當今世界有三大力量在深刻影響著整個世界的生態(tài)和走向：一個是中國因素和作用在快速提升，中國開始參與國際規(guī)則的制訂；另一個是美國和歐洲右翼保守勢力抬頭，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遇到新挑戰(zhàn)；再一個是伊斯蘭世界以另一種方式凸顯自己的存在，即以其文化宗教派生或異化出來的極端勢力攪動世界，形成以暴恐為特點的文化和宗教沖突。

世界往哪里去？這已經成為一個最現(xiàn)實且最具挑戰(zhàn)性的問題。出路在哪里？歐美的右翼走向應該不是出路，而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的沖突也不是短期內能夠解決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在這兩大文化和宗教中找妥協(xié)似不現(xiàn)實。因此，世界自然地把目光轉向中國。

為什么中國能夠聚焦世界眼光？兩大因素是關鍵。一個是中國的制度優(yōu)勢與執(zhí)政黨和領袖擁有強大的領導能力。每當世界處于轉折的關口，都需要一種有力的領導力量產生出來，就如同二戰(zhàn)反法西斯戰(zhàn)線需要美國的領導一樣，今天，世界又面臨新挑戰(zhàn)，往哪里走？領導者很重要。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在繼續(xù)上升過程中的中國，擁有必要的物質力量，尤其是這種力量具有快速轉化能力。比如，“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峰會在北京召開，參加的國家和國際組織領導人之多，出乎很多人預料，這樣巨大的號召力應當是除聯(lián)合國之外所沒有的，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已經超越美國？當然不是。美國政黨和政府受制度制約，不可能組織起這樣的會議，而中國的體制制度為執(zhí)政黨和最高領導人實現(xiàn)意志提供了強大支撐。

另一個是中華文化具有的特質或基因擁有升華的空間，且具有化解世界文化沖突的可能。中國文化是一種包容度很高的文化，這一點中國的發(fā)展史可證明，中原基本上沒有征服他國的歷史，之所以版圖不斷擴大，很重要的原因是游牧民族侵入中原后，被中原文化所同化。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進入中國，都實現(xiàn)了較好的融合，至少中國沒有出現(xiàn)過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長期的大規(guī)模的激烈沖突。正是因為這一點，中華文化或者能夠成為一種世界主導文化。

當然，我們不能盲目樂觀，不管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中國都還存在較多的問題，需要正視、需要化解、需要超越。依照普遍的價值評價標準，所謂民族的偉大，主要體現(xiàn)在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上，同時反映于自身品質的提升。這就意味著，中華民族真正實現(xiàn)崛起，至少有幾大要素不可少：責任擔當和利益分享；科技創(chuàng)造力與規(guī)則意識、契約精神；道德感和慈善。這一切都決定于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由于生成于小農經濟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沒有解決好“形而上”，因而對人生意義的理解長期處于感官層面，即存在嚴重的功利主義和短期行為。

中國曾經是大國、強國，但近百年來已經遠離世界中心，鴉片戰(zhàn)爭是轉折點，此后每況愈下，久而久之造就出現(xiàn)了“弱國心態(tài)”，無法融入世界主流，因而直接影響著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同時，中華民族是個聰明的民族，但創(chuàng)造力不強，特別是進入近現(xiàn)代，被遠遠拋在后面，主要原因還在于精神世界狹窄，功利主義嚴重，再加上沒有經歷歐洲那樣的啟蒙運動，結果陷入低層次循環(huán)。

僅僅從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看，就能看出問題所在。從1840年到新中國成立，中國人眼里的世界是模糊的，真正有世界高度和世界眼光、世界胸懷的人是極有限的。即便是被稱為“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林則徐，在認識方面也極具局限性。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有了“兩彈一星”，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勝利，這些成就讓中國人產生了難得的自信心，一定意義上是讓一個長期跪著的民族直起了腰板。當然，由于仍然缺少對世界的真正了解，同時缺乏國際思維，我們還是走了不少彎路。比如參與國際共運期間，存在著理想高于現(xiàn)實，激情重過理性，在自己吃不上飯的情況下，仍然試圖拯救“水深火熱中的世界人民”。對世界嚴重不了解下的革命熱情，注定是悲劇。

改革開放到十八大前，鄧小平主導和延續(xù)鄧小平路線的中國，開始打破閉關鎖國，更多人走出國門，開始明白“世界原來是這個樣子”，又因為知曉了世界，而奮起直追，終于有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發(fā)展成就。概括起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國人了解世界，努力縮短了與先進國家的差距。這個階段，國家和民眾參與世界具有被動性和有限性。

有邏輯的存在不一定產生邏輯下的結果，這期間很重要的是主導者是否真正洞察了歷史的脈動，同時選準前進尤其突破的路徑，這一點，我們已經從習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講話和作為中窺得端倪。尤其是許多方面已經訴諸實踐，且取得了相應成就，長此以往，中國在世界中所處的位置必然改變，發(fā)揮的作用必然擴大，一種新生態(tài)必然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