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古時期最初記錄并傳承的詩所言之“志”，是昭告神明的集體之“志”。之后無論是西周時期的“獻詩陳志”、春秋時期的“賦詩言志”，還是孔子時代的“教詩明志”，都是在以詩言志。漢代以后，“詩言志”的觀念開始轉向“作詩言志”；魏晉以后，情志分離，使“詩言志”再次回到重政教的特征上來。“詩言志”為中國詩學注入了家國情懷、人文教化等個性特征。

【關鍵詞】詩言志  中國詩學  家國情懷  人文詩教    【中圖分類號】I22    【文獻標識碼】A

“詩言志”一直被詩學界喻為中國詩論的“開山綱領”。的確，這一觀念對中國詩學的內在特征有著深刻影響。“詩言志”為中國詩學注入了獨特個性，不失為我們認識中國詩學獨特個性的一個極好切入點。

詩何以言志：詩歌是集體智慧的表現(xiàn)，也是集體知識的載體，代表了早期中國的人文教化

中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度，詩歌之于中國文化亦有特殊含義。至遲于春秋之時，“詩以言志”的觀念便已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流詩學觀念。我們不禁要問：先秦時期，詩為何成為言志的重要文本？

在此之前，我們首先要明了：先秦時期“詩言志”的“志”到底包括哪些內容？關于“志”的解釋，較有代表性的是朱自清先生的“懷抱”說。不過，后來的研究者在闡釋“詩言懷抱”時容易忽略兩個細節(jié)問題：一是那個時代的人們所說之詩和今天我們所認為的詩并不完全一樣；二是那個時代人們所說的“懷抱”和今天我們理解的“個人懷抱”也不完全一樣。

上古時期，詩歌的產生或許有不同的緣由，但被記錄并傳承下來的詩，則大多與原始巫術或宗教儀式有關，而其中所表達的“懷抱”，則更多是集體意志的表現(xiàn)，也就是說，那時流傳的詩所表達之志，是集體懷抱。有學者認為，這種集體懷抱的表達目的是向“神明昭告”，是想在儀式中通過這種昭告來表達集體訴求，這一說法是很有道理的。如《呂氏春秋·古樂》載有八闋歌，其名為“載民”“玄鳥”“遂草木”“奮五谷”“敬天常”“達帝功”“依地德”“總禽獸之極”，內容顯然都與頌神祭祖、祝禱豐年等儀式相關。也正因如此，這些昭告才會被記錄下來，因為這既是集體智慧的表現(xiàn)，也是集體知識的載體，就如甲骨卜辭一樣。所以上古時期，詩自然而然成為一種重要的教育文本。這不僅讓我們想到《尚書·堯典》中的那個經典段落：“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雖然后人更關注的是“詩言志”這個命題，但這段話的核心顯然是在談“教胄子”的問題。帝命夔以樂（包括詩）教胄子，目的不在詩樂本身，而在于懂得如何“神人以和”，這不正是早期詩歌的核心功能嗎？

所以，最初的詩之所以成為言志的重要文本，是因為最初記錄并傳承的詩，所言是昭告神明的集體懷抱，所載是神人溝通的重要知識。因此，“詩言志”成為那個時代人文教化中對詩歌文本的一個重要定位。之后無論是西周時期的“獻詩陳志”、春秋時期的“賦詩言志”，還是孔子之后的“教詩明志”，都與這一定位不無關系。

詩如何言志：詩歌作為人文教化重要資源的地位日益彰顯

今天我們談論詩歌“言志”或“緣情”的功能時，更多是從詩歌的創(chuàng)作層面來進行探討的。但先秦時期提出的“詩言志”觀念，似乎從來不是在談詩歌的創(chuàng)作問題。那么，他們談的究竟是什么？

上古時期，詩作為昭告神明的集體之志而傳承下來，成為人文教化的重要資源，但其中所教并非做詩之道和言志之法，而是通過詩來了解先人之志，從中學習先人的智慧和情懷。在此，詩所言之志，承載的是前人的知識。所以學詩不是在學如何做詩，而是在學如何用詩，這才是他們對“詩言志”的具體定位。正因如此，西周時期才有了“獻詩言志”，春秋戰(zhàn)國時期才有了“賦詩言志”等用詩之道。

西周時期，禮制治國，“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公卿列士所獻之詩，并非自己所做之詩，而是所采之詩。獻詩言志，也非言自己之志，而是不同群體之志，是群體對社會、政治、風俗等所表達的看法，如此才能發(fā)揮詩的“聽政”作用。所以，此時的“詩言志”是用詩反映群體之志。同樣，這類經過精挑細選的詩也是極好的人文教化資源。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獻詩聽政制度逐漸式微，公卿列士也開始從“獻詩言志”轉向“賦詩言志”，不同之處在于，所言之志已不再是群體之志，而是個體之志了，這是“詩言志”觀念的一次重要轉變。同時，詩的“聽政”作用逐漸弱化，而作為人文教化重要資源的地位卻在日益彰顯，朱自清先生將這一變化稱為“教詩明志”。自此，詩教成為歷代封建王朝人文教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其實從整個先秦時期來看，“詩言志”的內含都主要指向“用詩言志”，而其主要目的則在于政治和教化。當然，這并不是說先秦時期沒有“作詩言志”的現(xiàn)象，其實詩歌創(chuàng)作本身就是表達各類情志的一種文學活動，只是在那個時代，這種多樣性在人們討論“詩言志”觀念時被有意遮蔽了。

漢代是“詩言志”觀念由“用詩言志”向“作詩言志”轉變的時代。如詩論經典《詩大序》中雖也談詩的“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等政教功能，但論詩已不再是從“用”的角度，而是從“作”的角度：“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外，還有一個變化值得注意，就是在論“詩言志”時，引入了“情”，這意味著詩歌創(chuàng)作中所表現(xiàn)的“志”，也包含著個體之“情”，后人稱之為“情志合一”。這是“詩言志”觀念的又一個新變化。魏晉以降，“詩緣情”成為獨立于“詩言志”之外的一種新的詩學觀念，而且常常被后人拿來與“詩言志”作對立闡釋。其實，“詩言志”的“志”在漢代已然被注入了個體情感的成分。因此，與其將“詩緣情”視為“詩言志”的對立觀念，倒不如說它是“詩言志”中個體情感內含的一次剝離。“詩言志”的“志”由“情志合一”變?yōu)?ldquo;情志分離”：“志”中“情”演化為了“緣情”，“志”中“志”則又回到政教之上。此后的“詩言志”，基本皆為此志了。

“詩言志”與中國詩學個性：以詩歌服務于國家與社會，立足于人文教化

作為中國詩論的“開山綱領”，“詩言志”為中國詩學奠定了基本性格，或者如一些學者所說，是中國詩學的邏輯起點，之后的詩學觀念基本均是在此基礎上生發(fā)開來的。那么，“詩言志”到底為中國詩學注入了何種個性呢？這個問題說開來有許多方面可以探討，這里先列舉兩個較有代表性的方面。

其一，家國情懷。中國詩學一直強調詩歌應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理想與情懷，而且詩歌的優(yōu)劣也常以是否關心社會、是否心憂國事等作為評論標準，“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眾多詩人追求的創(chuàng)作方向，這些都體現(xiàn)了中國詩學中的家國情懷。這一情懷與“詩言志”觀念一開始便突出的獻詩以服務于國家、賦詩以服務于社會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

其二，人文教化。中國詩學一直非常重視詩歌的教化功能，而反對僅僅將詩歌視為個體情感表達的工具。“不學詩，無以言”，所學非做詩之法，而是為人之道。因此，在中國詩學中，讀詩解詩往往有一套獨特的以利教化之法。作為儒家六經之一，《詩經》歷代的注解闡釋有許多都是立足于人文教化，而非單純將其視為一個文學文本進行審美解讀。這一特點顯然與“詩言志”最初的教化特征并因此推動詩教發(fā)展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為武漢大學文學院文藝學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導）

【注：本文獲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華思想通史”項目資助】

【參考文獻】

①朱自清：《詩言志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

②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四卷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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