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錢乘旦,系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曾發(fā)表一篇題為《中國人心中的歷史關鍵時刻》的專欄文章,文章的論點是:歷史是由偉大的事件和偉大的時刻造成的,這些就是人類歷史上“星光燦爛的時刻”。為提供論證,文章向讀者推薦斯蒂芬·茨威格在1927年出版的《人類群星閃耀時》,并引用其中茨威格的說法,說歷史是在“千年的鏈條中添加一環(huán)又一環(huán)”,偶爾會有“一些關鍵的時刻出現(xiàn)在世界上”,是這些時刻“決定了數(shù)十乃至數(shù)百年的時間……瞬間就決定一切:‘做’或者‘不做’、‘做早了’或者‘做晚了’,正是這些瞬間造成不可逆轉(zhuǎn)之勢并延續(xù)一代又一代”。
無疑,這是一種“歷史偶發(fā)論”。這種歷史觀在18、19世紀曾經(jīng)很流行,當時的西方人相信歷史是由偉大人物和偉大事件組成的,即所謂“人類群星閃耀時”。不過,這樣一種歷史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就很少有人相信了。尼爾·弗格森——當今歐美最走紅的歷史學家,如果當真如此看待歷史,那是有一點讓人驚訝的——那就相當于把二戰(zhàn)乃至20世紀以來的西方史學變化全都放在腦后,相當于回到了托馬斯·卡萊爾的時代。
不過,更讓人迷惑的還在下面,弗格森繼續(xù)寫道:“決定歷史的時刻其魅力之所在,部分取決于茨威格所選的例子,其中三個是政治史上著名的事件: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1815年拿破侖在滑鐵盧戰(zhàn)敗,1917年列寧返回俄國。其他例子沒有那么顯著,但仍舊在地理發(fā)現(xiàn)和經(jīng)濟歷史上十分重要:巴爾博亞第一次見到太平洋,約翰·蘇特爾發(fā)現(xiàn)加利福尼亞金礦,斯科特和阿蒙德森為抵達南極而殊死賽跑。”
茨威格的書中寫了12個故事,其中3個確實是“政治史上著名的事件”,其他就比較一般,比如歌德和他的女朋友分手,陀思妥耶夫斯基臨刑時突然被赦免,威爾遜總統(tǒng)理想主義破滅,以及上文引述的幾個例子,等等。茨威格是文學家,他寫的是小說,寫小說不等于寫歷史;盡管茨威格聲稱他盡可能真實地寫作,但小說家和歷史學家畢竟不同。然而歷史學家弗格森仍然把茨威格的故事拿出來為自己背書,那就有一點走樣了。
關于那3個“政治史上著名的事件”,他是這樣寫的:“按茨威格的說法,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奧斯曼那位年輕的蘇丹、征服者穆罕默德無情謀劃的結(jié)果;但該城防衛(wèi)之崩潰,則因為一座不起眼的小門凱爾科門,在無意中沒有關上而造成。拿破侖最終失敗,是格魯絮元帥遲疑不決的結(jié)果,他死守成命,緊跟在普魯士第三軍團后面,而不是在炮聲隆隆、戰(zhàn)事告急的關鍵時刻奔向戰(zhàn)場。‘格魯絮思考了一秒鐘,這一秒鐘決定了他的命運、拿破侖的命運以及世界的命運。’列寧回俄國,是一次更嚴重的誤判的結(jié)果:德國最高統(tǒng)帥部相信布爾什維克革命只會摧毀沙俄帝國,然而在1918年11月德國也被工兵委員會控制了……”
在缺少一般歷史知識的普通讀者眼里,這些敘述顯然很有戲劇性,人們讀后會立刻聯(lián)想:“假如當時不是這樣,那么歷史就會……”我想這就是弗格森的動機——吸引更多讀者的眼球。不過在專業(yè)歷史學家們眼里,這種小說中的情節(jié)即便不完全虛構(gòu),也不是真正的歷史。因為,歷史學家都知道:1453年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爾)陷落時,拜占庭帝國領土幾乎只剩下這座孤城了,城市被圍得水泄不通,即使凱爾科門緊鎖不開,君士坦丁堡仍然是要陷落的;拿破侖在滑鐵盧戰(zhàn)敗,是因為法國的軍事力量已經(jīng)被摧毀了,拿破侖投入戰(zhàn)場的最后軍隊,連未成年的十幾歲娃娃兵都上陣了;德國人幫助列寧回國,固然有從內(nèi)部瓦解沙俄帝國的考慮,但如果沒有俄國革命的內(nèi)外形勢和布爾什維克黨的存在,列寧回到俄國也沒有用。這些都是普通的歷史知識,作為歷史學家的弗格森——出版過《西方的衰落》《文明》《帝國》等一大批鴻篇巨著的當紅歷史學家,應該對此深諳熟知。然而,弗格森卻選擇20世紀初一位奧地利文學家的故事集為他的文章做注腳,令人驚詫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