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微信作為中國最大用戶群體的移動即時新媒體和現(xiàn)代信息交流工具，已經嵌入到新時代中國人的生活、學習、工作、娛樂和交流的方方面面。因此，微信作為新時代國家治國理政的工具具有正向粘性的天然優(yōu)勢，凸顯四個“有助于”，并且產生了路徑依賴。定位好微信在新時代治國理政上的平臺和用戶，提升治國理政微信內容的“原創(chuàng)性”與“個性化”，調節(jié)好此類微信的“時、度、效、享”，發(fā)揮微信在治國理政、實現(xià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作用，成為時代的要求和需要。

【關鍵詞】微信 治國理政 國家治理體系 國家治理能力

【中圖分類號】D669.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0.008

眾所周知，美國第45任總統(tǒng)競選期間，面對發(fā)行量排行100強的報紙等傳統(tǒng)主流媒體幾乎全都“唱衰”的殘酷現(xiàn)實，特朗普依靠推特(Twitter)這一社交新媒體發(fā)文3.36萬條，吸引了1250多萬的推特粉絲，將自己的政見和主張傳遞給廣大選民，從而贏得通往白宮的大選。正式就任后，特朗普仍然對推特等新媒體情有獨鐘，通過推特發(fā)布各種信息，以至于美國人稱特朗普是“推特治國”。由此可見，新媒體在現(xiàn)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之大。

與西方國家慣用Twitter和Facebook不同，微信在新時代的中國具有更龐大的市場占有率，已成為擁有中國最大用戶群體的移動即時新媒體和現(xiàn)代信息交流工具。微信雖是熟人平臺，但近些年新功能的開發(fā)已經讓其具備部分媒體功能，在愈加便利的用戶使用體驗下，微信已經迅速嵌入到中國人的生活、學習、工作、娛樂和交流的方方面面，成為與人們接觸最緊密、最頻繁，在情感、認知和行為層面上影響人們最深的社交網絡，同時也變成了社會各界表達民聲、反映民情、凝聚民智的有力工具，為多種意識形態(tài)的交流、融合與博弈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多種思想觀點均陸續(xù)在微信平臺中構建起了專屬的“根據地”，對于大眾輿論的產生與傳播帶來了深遠影響，由此影響到黨和國家治國理政、實現(xià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實施。

微信是新時代治國理政、實現(xià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工具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到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與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成為社會最主要的矛盾，中華民族實現(xiàn)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和重大轉變，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在這樣一個互聯(lián)網經濟、數(shù)字經濟高速發(fā)展的時代，以微信、支付寶等為代表的數(shù)字平臺，迅速嵌入各種層次的實體經濟之中，經濟的互聯(lián)網化、物聯(lián)網化加速，截至2017年底，全球網民總數(shù)達38.9億，普及率為51.7%。中國網民規(guī)模達7.51億，居全球第一，數(shù)字經濟規(guī)?？偭窟_到22.58萬億元，躍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達30.3%。因此，這就要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水平適應這樣一個物聯(lián)網化、數(shù)字化、智能化來勢洶洶、氣勢如虹的新時代。

微信作為新時代發(fā)展最快、最有影響的新媒體之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轉變了既有的行為模式和思考模式，同時對于資訊傳播方式、公眾輿論產生機制與話語機制帶來了深遠的影響。[1]針對當下中國共產黨的執(zhí)政局勢以及新聞傳播的全新特點與轉變，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應該“正視新聞傳播的客觀規(guī)律”，關注網絡輿情的傳播，善于利用“網絡思維”“創(chuàng)建多元、系統(tǒng)且協(xié)調發(fā)展的現(xiàn)代傳播系統(tǒng)”，務必要對理念、主題、內容、手法、形式、制度以及業(yè)態(tài)進行優(yōu)化與改良，力求及時且目標明確。應該順應差異化與個性化的傳播環(huán)境，盡快營造輿論引導的新局面，善于掌握時機、調整節(jié)奏，巧用方法，看重時效性。

做好意識形態(tài)中的輿論引導工作，關乎道路與方針、關乎民意與士氣，關乎中心與大局，是新聞傳媒領域的重要任務，也是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核心要素。2013年9月，人民網輿情監(jiān)測室通過對移動新媒體與輿情狀況之間關系的考察，發(fā)現(xiàn)無線“掌上輿論場”悄然發(fā)展，2014年2月發(fā)布的《2013中國互聯(lián)網輿情分析報告》顯示，“以微信、微博、新聞客戶端為代表，移動互聯(lián)網在一些突發(fā)事件和公共議題上開始形成新信源，移動輿論場已初步形成”[2]。微信作為眾多新媒體中的排頭兵，以其強大的影響力“微化”了傳統(tǒng)媒體，使得傳統(tǒng)媒體紛紛觸“網”，而且大有取代傳統(tǒng)主流媒體之勢。[3]從2012年至2016年，微信用戶以每年近1.5億人次的速度增長，截至2017年，用戶數(shù)量已近10億，龐大的微信用戶群憑借人際網絡的復雜關系交叉聯(lián)結形成共同觀點，隱含式地推動輿情發(fā)展，達到強有力的群體說服作用。因此，微信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輿論陣地，充分發(fā)揮其作用，是形勢所迫，治國理政所需。黨中央高度重視微信這樣的新媒體，多次強調抓好管理，并作出了重要部署。

微信的快速發(fā)展，已成為表達民意、反映民情、凝聚民智的有力方式，變成了多種意識形態(tài)交流、融合與博弈的重要渠道，眾多的思想觀點均具有了專屬的“微信根據地”。為順應民眾通訊習慣的改變，各級政府紛紛開通微信公眾賬號，政務微信成為政府信息公開的平臺，成為踐行群眾路線的重要窗口，讓政民交流更加順暢，“加好友”“掃碼關注”構建起來的平等對話關系中，群眾的意見和訴求可以更加真實有效的表達，政府機關的工作也更易被知曉和理解，形成官民良好對話的態(tài)勢。微信作為新的治國理政的現(xiàn)代化平臺，其產生的影響也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對于傳統(tǒng)的治國方式與當下的社會秩序帶來了挑戰(zhàn)與沖擊，甚至引發(fā)輿論危機、有損信息安全等；另一方面，微信作為一種傳播工具，本身沒有價值判斷，屬于一種中立系統(tǒng)，因此運用好就能夠切實地傳播社會正能量、傳達社會民情、引導輿論焦點、疏導大眾情緒，強化輿論監(jiān)督，維護民眾的參與權、知情權、話語權和監(jiān)督權。[4]

治國理政首先是要做好人的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應該將百姓所關注的內容作為重點，根據時代的變化和治國理政的需要，選擇微信作為治國理政、掌控意識形態(tài)輿論傳播的重點工具，這既是主動引導輿論的必要，又是確保國家意識形態(tài)安全與政權安全的必須。所以要全面掌控微信等輿論工具的監(jiān)管權與話語權，形成共識和突出主旋律，盡可能弱化微信的消極效應，強化微信的積極效應，從而增強民族凝聚力，為治國理政匯聚大量的群眾基礎與公共資源。

但是，一些地方及部門對微信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輕視甚至曲解微信等新媒體平臺的作用，拒絕傾聽源自微信等網絡平臺的民情，將微信視作虛擬平臺，對微信平臺中發(fā)出的聲音響應速度慢，不及時地構建起迅速相應的運作制度，更不履行對于微信等新媒體的引導和控制責任，以實現(xiàn)對微信輿情的搜集、分析、引導、響應與利用。[5]一些地方在遇到突發(fā)事故時，不考慮通過微信這樣傳播速度快、適應性強的媒體發(fā)布新聞，而是保持遮掩態(tài)度甚至逃避，不能積極引導媒體與民眾，而是責怪媒體，無視微信傳播中的網絡民情，影響了政府的公眾威信和形象。因此，克服對微信的畏懼、畏難情緒，提高微信在新時代治國理政中的戰(zhàn)略定位，具有重要意義。

微信在新時代治國理政中的正向粘性與工具優(yōu)勢

微信作為信息產品的傳輸平臺，消除了電話和移動網絡兩者間的壁壘，實現(xiàn)了社交和移動網絡的結合，呈現(xiàn)出自媒體、移動性、隱私性、即時性以及服務性等特征。對消費者的粘性是衡量其績效的重要維度。心理學的實驗研究證明，感知娛樂性、實用性、參與度以及互動性這四種元素能夠大幅強化心理體驗效果并產生巨大的粘性。[6]微信擁有大量的受眾群體以及優(yōu)質的用戶體驗，由此產生的高黏度能夠顯著提升用戶的忠誠度，因此微信具有的天然粘性優(yōu)勢，使之成為各類組織重視的重要新媒體，也成為黨和政府治國理政的重要平臺和工具。

心理學家米哈里·齊克森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于1975年提出了沉浸理論（flow theory），提出某一個體在從事某一日常工作的過程中能夠充分融入到場景中，全神貫注，同時忽略各種無關的體驗，處在一種沉浸的狀態(tài)。[7]由于微信自身的特點及信息的豐富度，現(xiàn)實中人們對微信的使用容易產生心流體驗，即娛樂感與探索性，表現(xiàn)出“忘記時間”和“沉浸其中”的狀態(tài)，甚至出現(xiàn)自我強化、人機交互的無縫反饋、享受其中和自我意識降低的粘性專注感、愉悅感，人們對微信具有不斷重復返回并延長其停留時間的意愿和行為，為黨和政府治國理政提供了一個正向粘性的工具和手段。[8]

正是因為微信具有的正向粘性特點，使得微信很快揮發(fā)出其工具優(yōu)勢，成為治國理政中第一位的信息傳播新媒體，具有了新時代中獨具一格的傳播優(yōu)勢。

覆蓋面大，受眾面寬。據工信部數(shù)據顯示，到2016年底，中國的手機用戶超過13.04億戶，其中4G用戶超過7億。隨著電信事業(yè)的發(fā)展，互聯(lián)網已經聯(lián)通城市、鄉(xiāng)村的各個角落，幾乎使用手機的人都會使用微信。微信已經成為人們日常聯(lián)系、交流、娛樂、生活乃至工作的必備工具，人們的信息，甚至包括黨和政府出臺的各項政策，大都是通過微信首先獲得的。例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出臺的治國理政的“八項規(guī)定”“群眾路線教育實踐工作”“反四風”“三嚴三實專項培訓”等，大部分人的第一道信息是通過微信獲得的。習近平帶領政治局帶頭執(zhí)行“八項規(guī)定”，到地方調研，吃自助餐，一頓飯限定6個菜，到慶豐包子鋪排隊取餐等，老百姓幾乎實時獲得相關信息，引導民眾了解黨的明確態(tài)度，提升黨的公信力。

數(shù)據容量大，形式不受限制。微信作為信息平臺，容納的信息量巨大，包括視頻、音頻、圖片、照片、數(shù)據、文字資料等，各種信息形式都能通過微信無障礙地發(fā)布。尤其是到“5G”時代，微信的信息容納量更大。這就為黨和國家治國理政、政務信息發(fā)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黨的十九大召開的相關圖片、視頻、文字等，老百姓都可以通過微信及時了解。各地掀起學習黨的十九大報告，很多的輔導材料、宣講團的解讀等，能夠使廣大老百姓對黨的十九大精神有全面、準確的把握，內容豐富多彩。

即時性強，方便快捷。相較于報紙、電視等傳統(tǒng)媒體，微信具有即時性強的特點，即傳即發(fā)，受眾即時就可接收到，甚至連現(xiàn)場場景實錄，手指輕輕一點，即刻就能傳遞到受眾，讓受眾有親臨現(xiàn)場之感，保證信息的即時和真實，防止信息的失真和變味。黨中央以“零容忍”態(tài)度反腐敗是老百姓最為關注的，黨中央每一次打虎拍蠅獵狐，人民群眾很快就從微信中看到老虎落馬，蒼蠅落網，真切地感受到在黨紀國法面前，沒有丹書鐵券，沒有“鐵帽子王”，人心大快。還有全國各地的“精準扶貧”以及“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xiāng)”等正能量的傳遞，微信都能圖文并茂地瞬息之間將黨的溫暖、政府的關懷傳遞到普通老百姓之中，大大提高了“獲得感”和“幸福感”。

粘性強，私密程度高。微信在所有社交信息工具中，微信與受眾的粘連度最高，現(xiàn)代人幾乎離不開手機和微信，且對微信具有強烈的心理依賴度，特別是年青人群，離開手機，瞬息間不刷刷微信朋友圈，不看看微信中的新聞信息，似乎就產生一種失落感。同時微信具有較高的私密性，能夠將同學、同事、朋友、老鄉(xiāng)、鄰居等熟悉的人囊括到設置的微信群中，形成一種私密空間關系，擴大了信息傳遞的信息半徑，有利于信息傳遞認可度的提高，也有利于治國理政社會輿論格局和正能量的杠桿效應的產生和傳遞。雖然注重隱私的保護使得個人微信圈無法像微博或論壇達到“公眾”級別的完全公開，無數(shù)個異構微信圈交叉聯(lián)結成的共同意見觀點，并未呈現(xiàn)出“井噴式”的外化，卻以“竊竊私語型”的暗涌推動輿情發(fā)展。

微信在新時代治國理政中具有“四個有助于”

隨著微信這種移動社交平臺正向粘性度的不斷提高、吸引力的不斷增強，微信公眾賬號以及微信群數(shù)目的激增，公眾對于突發(fā)社會事件以及公眾輿論焦點的參與度將大幅提升。[9]大量的大型媒體、社會機構以及輿論領袖紛紛加入到了微信移動線上輿論平臺中，現(xiàn)已基本構建起了包含了多個圈子部落的微信輿論場地，有待構建起正式的治國理政微信以引導輿論。換而言之，在日后微信勢必將成為治國理政的陣地之一。

微信能夠幫助治國理政占領輿論根據地。在網絡信息工具不斷進步的當下，對于傳統(tǒng)新聞傳播方式帶來的巨大的變革，多途徑和分散化的傳播模式變成了發(fā)展的主流方向，傳統(tǒng)的依靠報紙、電視和發(fā)文件來傳遞黨和國家治國理政信息的方式，直接面臨移動互聯(lián)網趨勢下全媒體環(huán)境的挑戰(zhàn)，尤其是微信這種媒體的出現(xiàn)，更加劇了這種挑戰(zhàn)。[10]怎樣擴大治國理政輿論傳播的方式和范圍，自以往的單一傳播體系轉變?yōu)榱Ⅲw且功能豐富的傳播體系，推動黨和國家治國理政輿論傳播范圍的持續(xù)擴大，是黨和國家在將來可能會遇到的時代訴求。創(chuàng)建治國理政的微信平臺，是實現(xiàn)全媒體戰(zhàn)略化格局的一次偉大探索，能夠提升線上治國理政輿論的深度和范圍，開辟更多的渠道以掌握民情民意，為黨和政府公信力和權威性的增強，社會輿論陣地的鞏固奠定堅實的基礎。

微信能夠提升黨和國家治國理政輿論的影響力。微信從2011年問世至今，僅僅歷經七年的不斷發(fā)展，用戶已經突破8億人，迅速取代其他形式的新聞媒體，同時維持著良好的增長態(tài)勢，同朋友網、手機通訊錄、定位社交（周圍的人）以及QQ群等人際交流平臺互通，依據社會學家馬特·格拉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對社會網絡關系“強關系”與“弱關系”的劃分，微信通過與手機通訊錄的關聯(lián)實現(xiàn)了真實身份的“強連接”，又通過“搖一搖”滿足網絡社會虛擬自我構建的“弱連接”，變成了網民極為常用的“移動信息平臺”“通訊錄搜集工具”“高效溝通渠道”，同時彼此聯(lián)合而構建起了大量的微信圈。所以，黨和國家創(chuàng)建治國理政微信平臺，能夠有助于挖掘更多的受眾群體，拓寬輿論資訊的傳播范圍。

微信能夠提升政府與公眾的互動力度。因為微信能夠傳送文字、定位、圖片、聲音、視頻等多種信息，呈現(xiàn)方式多元，由此豐富了受眾的表達和互動形式。相關的數(shù)據表明，通過報刊和電視等傳統(tǒng)媒介發(fā)布的每條治國理政信息，實際上僅能夠獲得三成有效受眾，新媒體微博可以獲得的有效受眾也僅為1%～5%。但是微信則不一樣，因為以點對點的方式進行傳遞，每一千名粉絲中最少能夠確保完全接受到信息的達950人以上，這就是說微信傳播的有效接受率達到95%以上。因此，開通治國理政的微信平臺，使得黨和政府有關治國理政的真實信息的實際傳播面更廣，能夠提升黨和政府機構的公信力和親和力。例如，在四川蘆山爆發(fā)七級地震之后，因為通信終端而影響了移動設備的正常使用，微信變成了民眾發(fā)布個人狀態(tài)和災情的重要途徑。一時間，網民們紛紛呼吁“多用微信少用電話，為救援提供通道”。

微信能夠強化黨和政府在治國理政過程中對輿情的有效控制。中國共產黨是我國的長期執(zhí)政黨，黨員數(shù)量超過了八千九百萬，不但要面對“四大危機”與“四大考驗”，同時必須處理“三期疊加”等經濟社會問題，治國理政任務異常艱巨，突發(fā)事故層出不窮。受到“更愿意信任周圍朋友”的人性本質的影響，相較于公共媒體，治國理政的有關新聞在熟人社交圈的傳播速度更快。所以，微信憑借自身良好的信任度和較快的信息整合速度，能夠迅速實現(xiàn)從“觀點同步”到“行為同一”的轉變，由此直接影響日常行為。類似地，有時政務資訊甚至僅僅被特定圈子的成員之一所接受，經其不斷轉載和傳播，仍舊能夠實現(xiàn)迅速阻隔虛假消息或負面言論擴散的積極目的，從而為掌控輿情爭取到寶貴的時間。

有別于其他媒介中大量零散的信息，治國理政微信資訊發(fā)布表現(xiàn)出較強的用戶導向性。相較于其他媒介，此類資訊的特點更為鮮明，且具有更高的大眾認可度，有助于打造優(yōu)質且穩(wěn)定的受眾群體，提高黨和政府微信公眾號的公信度。黨和政府通過對微信平臺的有效介入，能夠切實防止微信受眾輕信第三方平臺的言論，因為微信是一種成員間彼此信賴度較高的社交圈子，因此改變了當中的某一個體便可能會改變一個圈子。

微信在新時代治國理政中的實施策略和路徑

發(fā)揮微信在治國理政的作用，要遵循新聞傳播規(guī)律和新興媒體發(fā)展規(guī)律，強化互聯(lián)網思維，堅持傳統(tǒng)媒體和新興媒體優(yōu)勢互補、一體發(fā)展，堅持以先進技術為支撐、內容建設為根本，推動傳統(tǒng)媒體和新興媒體在內容、渠道、平臺、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著力將治國理政的微信平臺打造成形態(tài)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擁有強大實力和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立體多樣、融合發(fā)展的現(xiàn)代治國理政的傳播體系。

定位好微信在治國理政方面的平臺與受眾。微信是一種極為常用且個性化的平臺，與其他社交平臺的用戶參與性相比，微信更加看重“實用價值”和“話題互動”的價值。因此，治國理政的相關微信平臺應該兼顧信息主體的“生活性”和“資訊”，以“根植當?shù)?、走向國內、輻射世?rdquo;作為自身的戰(zhàn)略目標，著重凸顯治國理政微信的“本土化”特質，強化本地的“治國理政專屬微信”，對微信受眾則應從以往的重數(shù)量轉變?yōu)橹刭|量，從以往的看重資訊傳播的范圍轉變?yōu)榭粗貍鞑サ膶嶋H效果，突出微信強社交網絡在提升治國理政資訊的公信力與認可度等方面的價值和作用。

增強相關微信資訊的“原創(chuàng)性”“個性化”。微信固有的資訊原創(chuàng)和推送等特點對于治國理政類微信資訊的質量提出了更為嚴格的標準，要求其必須側重于推送與社交圈文化特征相契合的“個性化”資訊，就像受眾所言：“愛吃白蘿卜就不要再喂胡蘿卜”。治國理政類微信同樣應該結合受眾的愛好和特性進行分類，采用原創(chuàng)的方式來生產內容，然后把信息定點投放給感興趣的微友，以此提升內容的針對性與可讀性。

掌控好相關微信資訊的推送頻率與時段。毋庸置疑，在資訊數(shù)據激增的當下，信息爆炸嚴重降低了用戶體驗。微信作為一種便攜式“移動社交工具”，對廣大受眾而言至關重要。治國理政類微信應該選擇恰當?shù)臅r機進行推送，結合民眾的作息時間，適合在早上、上下班時段或晚間進行推送。同時應該合理地調整推送的頻率，盡可能濃縮篇幅，力求“簡明扼要”，通常，一個治國理政類微信公眾號的推送頻率應日均不超過五條，以免造成受眾的困擾。由于單條微信內容沒有字數(shù)上限，對內容的詳細闡述多有幫助，配送“圖片加文字”的方式可以改善內容的觀感。

強化平臺互動。治國理政類微信要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須加強與受眾的互動，除了向廣大受眾傳遞諸如涉及出入境、戶政、車管、治安、交通、黨的方針政策方面的信息之外，還要針對廣大人民群眾關心的醫(yī)療、教育、拆遷、精準扶貧等信息，加強與受眾的交流。因為此類微信表現(xiàn)出點對點的雙向性與隱私性，能夠縮短政府和民眾的距離，調動受眾的咨詢積極性，具有更為理想的互動成效。民眾所咨詢的問題大多和個人的利益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進而提升了“官民互動”的實際價值，強化微信互動是凸顯“為民謀實事”的執(zhí)政觀念的必要前提，同時也可以紓解老百姓的怨氣，減少上訪等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有利于社會穩(wěn)定。

重視民意評估。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治國理政的滿意度如何，可以通過微信平臺的反饋得到及時的體現(xiàn)。倘若擁有大批的受眾且反響熱烈，由此便側面體現(xiàn)了民眾對微信內容的關注度與歡迎度。倘若反響冷淡，則應該向民眾推送意見反饋微信，廣泛歸納和整理受眾的建議和觀點，研究大眾的喜好，調整資訊的主題或傳播方式。另一方面，應該調動大眾向治國理政微信平臺提出反饋意見的積極性，這屬于一種投入小且效率高的民意調研方式。各地的政府不但要利用治國理政微信賬戶推送相關的資訊，為民眾答疑解惑，而且應該側重于創(chuàng)建能夠實現(xiàn)政策評價與民聲傳達的“輿評”系統(tǒng)，從而改善決策制定的合理性、提高自身的公眾口碑，及時掌控好輿情走向。

開辟新的關鍵詞同時重視信息的時效性。伴隨著治國理政類微信關注度的日漸提升，粉絲數(shù)量的上漲，政務工作的數(shù)量也隨之激增。層出不窮的信息互動為有關部門的人員分配帶來了挑戰(zhàn)。為了提升咨詢的效率，政府應該首先創(chuàng)建部分常規(guī)問題的信息庫，從而直接應答較為常見的問題。不斷增加新的關鍵詞回復，從而免去部分重復性的工作。相關的大數(shù)據調查結果發(fā)現(xiàn)，同質化治國理政問題的比重高達七成，因此能夠通過后臺設計圖像、聲音、視頻和文字等進行自動反饋，對于其余三成無法采用自動回復進行反饋的問題，則安排相關人員進行人工解答。只要根據時間、形式的變化不斷更新內容，科學設置關鍵字，治國理政微信會自定義回復相關的業(yè)務，從而真正實現(xiàn)信息服務自動化。

強化對治國理政微信平臺的推廣與宣傳。因為微信屬于在密閉環(huán)境下進行的封閉式互動，它的宣傳和擴散效果較差，因此公眾號的推廣變成了一大難題。不但要優(yōu)化微信的“內容”，而且要善于充分運用好多種推廣手段，諸如公眾人物宣傳、QQ群等，全面拓寬微信公眾號的普及范圍，這反映出了政府對線上治國理政的理解和認知的深化。然而，此類公眾號應該避免形同虛設，應該利用好治國理政微信在“互動”“施政”和“便民”等方面的作用，強化線上溝通，提升“微服務”的精細度與實用度。

擴大微信在治國理政中的影響力是一門大學問，既需要科學方法，更需要高超藝術。具體來說，就是要把握好微信的“時、度、效、享”。

在“時”層面掌握微信的主動權。信息時代資訊的更新速度極快，倘若無法及時響應一些突發(fā)事件，選擇合適的時間作出回應，便可能陷入滯后且被動的境地。所以，時效性是治國理政微信所關注的一大重點。在輿論引導方面，政府部門需要及時回應，才可以掌握輿論的主動權。以往傳統(tǒng)媒體的資訊傳播要先于微信等線上平臺。但是如今，伴隨著通信手段的不斷進步，官方微博、微信、網站以及信息門戶對重大新聞報道的發(fā)布和傳播效率明顯趕超了電臺、報刊和廣播等傳統(tǒng)媒介，由此切實阻止了虛假新聞的蔓延和擴散。誠然，“時”并不是只追求速度，及時響應不代表倉促表態(tài)。部分突發(fā)事件或許剛剛出現(xiàn)，之后到底是何種發(fā)展走向尚且需要觀察，因此應該結合輿論發(fā)展的趨勢選取適當?shù)臅r機展開輿論引導，選擇恰當?shù)臅r機作出響應。

在“度”的層面進行微信輿情引導。各地政府機構需要充分關注對微信輿情團隊的建設與培訓，增強對輿論的分析和判斷能力，尤其是掌握好“度”，深入地推敲和分析，切勿將點視作面，切勿將個體問題視作整體問題，切勿將微觀問題視作宏觀問題。遇到突發(fā)事件，需要利用好微信團隊，善于通過“微言”“微語”加以引導，不斷強化對時事報道的輿論引導，正面回答公眾的疑問，及時更正不實報道。并且應該處理好“說多少、說多久、如何說”等問題，合理掌控微信的“度”，不宜過度或不夠，進而帶來負面效應。

在“效”的層面重視微信高效互動。“效”，即為掌控好微信引導的實際效果，不但需要正視公眾的知情權和話語權，解答公眾的疑問，同時要審時度勢，引導其客觀地看待和理解事件的實情，盡可能地優(yōu)化輿論引導的效果。要有針對性地開展微信評論，主動占領微信陣地，確保資訊的順暢以及對等，力求實現(xiàn)全局聯(lián)動的目的，扼殺不實言論。

在“享”上注重微信的整合共享。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所提出的構建現(xiàn)代化經濟體系以及服務型政府部門的號召，推動各地政府治國理政微信平臺的分享與重組，通過微信的方式實現(xiàn)跨部門、跨地域、跨層級的數(shù)據共享，確保人民群眾及時、可靠、完整、權威地共享到黨和政府發(fā)布的公共資源信息，以高效便捷的政務微信服務增進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總之，把握微信傳播“時、度、效”特性，深入了解和掌握受眾的心理需要，運用深受民眾歡迎的表達形式，提高微信在治國理政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這是微信對治國理政的貢獻所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委托項目“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zhàn)略研究專項任務”的中期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17JFZX031）

注釋

[1]蔡雯、翁之顥：《微信公眾平臺：新聞傳播變革的又一個機遇——以“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賬號為例》，《新聞記者》，2013年第7期，第40～44頁。

[2]《移動輿論場初長成》，人民網，2014年2月17日，http://www.people.com.cn。

[3]張曉霞：《論微媒介在新聞傳播中的作用——以微信為例》，《今傳媒》，2014年第4期，第118～119頁。

[4]汪艷、李華英：《微信新聞傳播的現(xiàn)狀與前景》，《新聞前哨》，2015年第1期，第78～80頁。

[5]鄒祥勇：《傳統(tǒng)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fā)展的趨勢與策略》，《中共南寧市委黨校學報》，2014年第4期，第1～4頁。

[6]代寶、劉業(yè)政：《基于期望確認模型、社會臨場感和心流體驗的微信用戶持續(xù)使用意愿研究》，《現(xiàn)代情報》，2015年第3期，第19～23頁。

[7]Mihaly Csikszentmihalyi, Beyond Boredom and Anxiet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5．

[8]易奇志、承天蒙：《微信公眾平臺新聞傳播正負效應分析》，《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第159～163頁、第168頁。

[9]毛湛文：《新媒體事件研究的理論想象與路徑方法——“微博微信公共事件與社會情緒共振機制研究”開題研討會綜述》，《新聞記者》，2014年第11期，第87～91頁。

[10]黃楚新、王丹、任芳言：《試論習近平的新媒體觀》，《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年第3期，第7～17頁、第126頁。

責 編／周于琬

The Important Role of WeChat i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Tang Renwu Shao Bo

Abstract: As a form of new media (mobile instant messaging) and a moder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ool, WeChat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users in China, and it has pervaded many aspects of the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cluding their study, work, entertainment and communications. Therefore, it has a natural advantage of positive stickiness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complies with the principle of benefiting the reform, and generates the path dependence. As a result, we should define the target official users and personal users on WeCha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work to ensure that the relevant content on WeChat is "original" and "individualistic", carefully adjust the "timing, degree, effect and sharing" of such information released on WeChat, and 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WeChat in governing China and modernizing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This has become the requirement and need of the times.

Keywords: WeChat, governance of China,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唐任伍，浙江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全球化與行政效率、經濟思想史。主要著作有《唐代經濟思想研究》《中外經濟思想比較研究》《21世紀世界經濟大趨勢研究》《中國政務信息化研究》等。邵波，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