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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童蒙教育何以影響深遠

核心提示: 兩漢時期的童蒙教育獲得了歷史性進步,無論是童蒙讀物的數(shù)量增加和質(zhì)量提升,還是童蒙教育的普及廣度和推行深度,都尤為突出。兩漢時期童蒙教育的發(fā)展,對增強民族聚合力、維系漢代社會的長治久安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同時,兩漢時期童蒙教育積累的豐富實踐經(jīng)驗,也對后代童蒙教育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摘要】兩漢時期的童蒙教育獲得了歷史性進步,無論是童蒙讀物的數(shù)量增加和質(zhì)量提升,還是童蒙教育的普及廣度和推行深度,都尤為突出。兩漢時期童蒙教育的發(fā)展,對增強民族聚合力、維系漢代社會的長治久安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同時,兩漢時期童蒙教育積累的豐富實踐經(jīng)驗,也對后代童蒙教育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兩漢時期 童蒙教育 歷史影響 【中圖分類號】K234 【文獻標識碼】A

在中國教育史上,漢代童蒙教育占據(jù)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學者指出,“兩漢蒙學教育在整個古代蒙學教育史上具有承前啟后之功”。兩漢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時期,也是持續(xù)時間最長的歷史時期。兩漢時期不僅疆域遼闊、人口蕃息、政治穩(wěn)定、經(jīng)濟富足,而且文化遠播、科技發(fā)達、軍事強盛,整個社會呈現(xiàn)出勃勃生機和活力。可以說,兩漢時期不僅創(chuàng)造了飲譽史冊的煌煌盛業(yè),而且熔鑄了有漢一代乃至垂范百世的民族精神。那么,是什么原因或力量催生了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賡續(xù)400載的兩漢這一罕見的歷史時期?是什么精神和信念推動著這一歷史時期的人們創(chuàng)造出如此燦爛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

對于這些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有兩個最基本的原因不容忽視:一是漢代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一是漢代文化教育特別是童蒙教育的勃興和發(fā)展。若舍此二者而去探尋其深層原因,恐怕都難中肯綮。

兩漢時期,童蒙讀物的數(shù)量增加、質(zhì)量提升

童蒙教材,或稱之蒙學讀本,是我國封建社會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的主要憑借,也是衡量童蒙教育水平高下的重要標志。與前代相比,兩漢時期的童蒙教材有了長足的發(fā)展和進步,《漢書·藝文志》清楚而完整地記載了兩漢時期童蒙教材的情況。

一方面,漢代新誕生的童蒙教材有《倉頡篇》《凡將篇》《急就篇》《元尚篇》《訓纂篇》,其中《倉頡篇》是對秦代《蒼頡》《爰歷》《博學》三篇的綜合和再創(chuàng)作,《急就篇》則是漢代影響最大、流傳最久的蒙學讀本,“使用至唐代而漸漸衰落”。值得注意的是,漢代蒙學讀本的編纂,均以政府為主導,擔綱者均為宿儒名士,如《凡將篇》的作者司馬相如博學多識,文采斐然,有“天下文章兩司馬”之美譽;《訓纂篇》的作者揚雄也是一代名士,確保了蒙學讀本的質(zhì)量。

另一方面,漢代對前代的童蒙教材和文化典籍十分重視,這些童蒙教材和文化典籍也自然而然地扮演了兩漢童蒙教材的角色,如《史籀》《論語》《孝經(jīng)》等。《史籀》是“周時史官教學童書”,共15篇,是我國最早的啟蒙讀物;《論語》和《孝經(jīng)》均是儒家經(jīng)典,自然也是童蒙學習的典范教材。到了東漢,蒙學讀物的大家族中又增加了許多新成員,根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的記載,主要有《滂喜篇》《勸學》《太甲篇》《在昔篇》《圣皇篇》《黃初篇》《吳章篇》《女史篇》《幼學》《始學》等。東漢參加編纂蒙學讀物的學者有賈魴、蔡邕、班固、朱育、項峻等人;東漢女才子班昭的《女誡》七篇,實質(zhì)上也是對女子進行啟蒙教育的藍本。

兩漢童蒙教育內(nèi)容豐富,普及范圍進一步擴大

童蒙教育的年齡,一般認為是8至15或16歲,但也有如東漢鐘會4歲就開始“授《孝經(jīng)》”的歷史記載。根據(jù)《漢書·藝文志》和《漢書·食貨志》的記載,漢代童蒙8歲入小學,主要“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jié)”。15歲入大學,主要是“學先圣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東漢人崔寔《四民月令》記載,正月“農(nóng)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學,學《五經(jīng)》;師法求備,勿讀書傳。硯冰釋,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命女紅趣織布”;八月“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學,如正月焉”;十月“農(nóng)事畢,命成童入大學,如正月焉”;十一月“硯冰凍,命幼童讀《孝經(jīng)》《論語》篇章,入小學”。

兩漢時期童蒙教育的對象分為幼童和成童,二者學習內(nèi)容的側重點和規(guī)定學習時間不同。一年四季中,正月、八月、十月、十一月四個月為明確要求學習的時間,其余時節(jié)雖未作硬性規(guī)定,但對童蒙進行適當?shù)膯⒚山逃潜厝坏?。童蒙教育的?nèi)容十分豐富,有書寫、計算等基本知識,有行為規(guī)范、道德倫理等內(nèi)容;教育者對童蒙的學習要求也較為嚴格,字寫得不好,可能也要挨批受罰。如東漢大學者王充在《論衡·自紀》中記載自己的求學經(jīng)歷:“八歲出于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丑得鞭。”漢代法律也規(guī)定,“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而書寫端正規(guī)范的意識和訓練必然要從童蒙抓起。

兩漢時期,啟蒙教育的普及范圍進一步擴大,由京師推及地方郡國,甚至直達四周邊郡。在出土于西北邊塞烽燧遺址中的漢代簡牘中,有許多簡牘墨跡內(nèi)容為《倉頡篇》《急就篇》《九九口訣表》,甚至還有《論語》等儒家典籍內(nèi)容。我們不能單純將這些簡牘蘊含的信息理解為西北地區(qū)士卒的文化生活,而是應當將其視為啟蒙教育遍于邊陲的佐證。有學者指出:“至遲在秦漢時期,已有官方頒行的蒙學課本,如秦朝李斯所編《倉頡篇》、漢朝史游所編《急就章》。在清末敦煌漢長城遺址均曾發(fā)現(xiàn)殘簡,可知都已普及到邊疆。”

兩漢童蒙教育將漢政權主張的主流價值觀念內(nèi)化為大眾的行為規(guī)范,對維系社會的長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

童蒙教育的成功與否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未來。有學者指出,“任何一個國家,要穩(wěn)定和發(fā)展,必須有凝聚全體社會成員的精神力量,其中包括共同的社會理想和道德規(guī)范,為公眾所認同的價值觀等”。凝聚全體社會成員的精神力量從何而來?如何獲得?這是任何政權都必須面對和回答的重大問題。實踐表明,凝聚全體社會成員的精神力量不可能自發(fā)獲得,也不可能先天養(yǎng)成,而是要靠后天的持續(xù)培養(yǎng),這就必須高度重視教育,特別是童蒙教育。

西漢初年的政論家賈誼認為,童蒙教育對一個人思想品德、理想信念以及價值觀的形成至關重要。他說,“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絕惡于萌芽,起教于微妙”,倡導社會要高度重視童蒙教育。

兩漢時期的國家主流價值理念,不僅是推動兩漢400年永續(xù)發(fā)展最深厚、最重要的力量,也是今天我們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最值得關注的、最值得汲取的精神養(yǎng)分。大量史實揭示:兩漢的教育實踐始終與統(tǒng)治者的治國思想相一致。換言之,漢王朝倡導什么價值觀,兩漢的教育就極力塑造什么精神;漢政權需要什么樣的人才,漢代的官學、私學乃至家庭教育就努力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

漢代國家政權倡導的主流價值理念至少包括:矢志愛國、先國后家、孝親敬老、秉公執(zhí)法、廉潔自好、勤勞儉樸等。出使匈奴被拘留19年而須臾不失漢節(jié)、堅貞不屈的蘇武,投筆從戎經(jīng)略西域近30年的班超是矢志愛國的典型代表;謝絕漢武帝賞賜的豪華府邸,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為己任的霍去病則是漢代“先國后家”的傳神寫照。孝親敬老、秉公執(zhí)法、廉潔自好、勤勞儉樸既是自天子而及百姓的行為規(guī)范,也是朝廷辟除官吏的法定標準。

漢以孝治天下,以尊老為國策。漢自立國之日起,就大力倡導孝親敬老,漢代帝王多有下詔表彰孝行和關愛老人之舉措。如漢文帝曾下詔云,“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還派遣謁者賞賜和慰勞天下三老、孝、悌、力田、廉吏等人,為天下百姓樹立起“身邊的榜樣”和“學習的楷模。”作為儒家經(jīng)典和啟蒙讀本的《孝經(jīng)》,在兩漢時期享有崇高的地位,人人都要讀《孝經(jīng)》,包括兒童和成人、文士和武夫,甚至包括外國留學生。如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臨終前囑咐司馬遷要繼承他未竟的事業(yè)時說,“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兩漢時期的主流價值理念不僅是國家層面的一種精神指引,更是通過各種途徑化作臣民的行動指南。漢自立國開始,便在最基層的社會組織“鄉(xiāng)”中設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其中“三老掌教化”,專門負責把國家主張變?yōu)樯鐣鶎拥男袆又改?,讓國家的主流價值觀念深刻滲透到兩漢蒙學讀物中,并傳播到基層社會的每個角落。這些精神理念一旦形成,便以其強大的力量規(guī)范和調(diào)節(jié)著人們的行為方式。

漢文帝時,年僅15歲的弱女淳于緹縈上書文帝,愿入官為奴以贖父罪,她的勇氣和孝心感動了文帝,最終赦免了其父罪行,并廢除了肉刑。漢武帝時的風云人物張湯,自幼便展現(xiàn)出對法律的喜好和杰出的才干,一次因老鼠偷食了家里的肉,便掘洞逮鼠,上演了一場像模像樣的“張湯審鼠”的“審判秀”。桑弘羊年僅13歲,以善于心算、精于運籌受到漢武帝的重視,被任為侍中。奇才怪杰東方朔13歲“學書”、15歲“學擊劍”、16歲“學《詩》《書》”、19歲“學孫、吳兵法,戰(zhàn)陣之具,鉦鼓之教”。東漢的開國名臣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yè)長安”;其孫女和熹皇后鄧綏6歲曉《史書》,12歲通《詩》《論語》。哲學家王充6歲便開始讀書寫字、8歲入小學,隨后“受《論語》《尚書》”;在京師洛陽讀書時,因家貧無書,常常市肆博覽、過目輒誦?!稘h書》和《封燕然山銘》的作者班固9歲能屬文、誦詩賦。漢明帝時的著名經(jīng)學家范升9歲能“通《論語》《孝經(jīng)》”。伏波將軍馬援的侄孫馬續(xù)聰明好學、博覽群書、文武兼修,7歲能通《論語》、13歲明《尚書》、16歲治《詩》。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少年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如此眾多的有為少年,其睿智多知、志向遠大,如果不是接受了良好的童蒙教育,便不會有如此卓越的表現(xiàn)。

兩漢童蒙教育對后世影響深遠

歷史上最享盛名的童蒙讀本是《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其中以《三字經(jīng)》為甚。在《三字經(jīng)》不大的篇幅中,引用了21位人物的事跡,其中6位為兩漢人物,這足以反映出兩漢童蒙教育對后世的深遠影響。

《三字經(jīng)》中說:“香九齡,能溫席。孝于親,所當執(zhí)。”“融四歲,能讓梨。弟于長,宜先知。”“披蒲編,削竹簡。彼無書,且知勉。”“如負薪,如掛角。身雖勞,猶苦卓。”“蔡文姬,能辨琴。謝道韞,能詠吟。”

《三字經(jīng)》中的“香九齡”是指東漢江夏人黃香,以至孝稱于鄉(xiāng)里,九歲喪母,思慕憔悴,家境寒微,對父親躬執(zhí)苦勤,盡心奉養(yǎng),后博學經(jīng)典,究精道術,善著文章,京師稱贊他為“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后終成國之棟梁,官拜尚書令之職;而“黃香孝親”的事跡也被選入《二十四孝》故事。“融四歲”是指東漢大學者孔融;“披蒲編”是指西漢名臣路溫舒;“削竹簡”是指西漢布衣卿相公孫弘;“如負薪”是指西漢名臣朱買臣;“蔡文姬”是東漢末期名臣蔡邕之女,才華斐然。《三字經(jīng)》選取的這六位兩漢人物,均為孝親敬老、勤學不輟的典范,他們品德高尚、積極進取、富有才干、效命國家,不僅是漢代朝廷倡導和樹立的典型人物,而且穿越了時空界限,對任何時代和政權而言,都極富教育意義。

總體來看,兩漢童蒙教育在將漢政權主張的主流價值觀念化為大眾的行為規(guī)范、思想觀念方面發(fā)揮了難以替代的作用,有效維護了漢政權穩(wěn)固和漢代社會的長治久安。正是意識到童蒙教育的獨特作用,漢政權對包括童蒙教育在內(nèi)的文教事業(yè)高度重視。一方面,漢朝廷不僅“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建立了一套遍及全國的童蒙教育體系;而且“勸學興禮,崇化厲賢”,努力營造“尊師而重傅”的社會環(huán)境。另一方面,漢朝對童蒙讀本的編撰和童蒙教育的實施極為重視。童蒙讀本基本都是由當世一流的名士大儒擔綱,其編寫的讀本內(nèi)容正確,體現(xiàn)了國家意志,符合童蒙的學習特點和成長規(guī)律。同時,漢朝還設置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專門機構和人員,持之以恒地負責教化施行,確保了童蒙教育的廣度、深度和實際效果。這些有益做法和實踐探索,對后世開展基礎教育和素質(zhì)教育、鑄造民族精神不無啟發(fā)意義。

(作者為對外經(jīng)濟貿(mào)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童蒙文化史研究”(項目編號:16ZDA121)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王子今:《秦漢兒童的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②喬衛(wèi)平、程培杰:《中國古代幼兒教育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③徐梓:《中華蒙學讀物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④張小鋒:《秦皇漢武》,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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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謝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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