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憂慮的根源：國際關系理論作為政策哲學的思維驅動 

西方對于“中國崛起”的另一個憂慮的根源是來自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所提供的政策哲學的驅動。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等三大流派對于“中國崛起”都有廣泛、深入的分析和探討。過去20年來，國際關系學術界從理論到政策研究，沒有什么話題比“中國崛起”更有影響力的了。國際關系理論起源于美國，構成了西方政策界、學術界、戰(zhàn)略界和媒體界審視和認識“中國崛起”最重要的思維方式。國際關系理論基于歐洲和美國的“歷史經驗”，更是基于歐洲和美國政治哲學的傳統(tǒng)。盡管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是西方社會科學領域“科學研究”的分支，但其西方學者的“價值選擇”不可避免地是“西方式”的。國際關系理論的功能，用沃爾茲的話來說，并不提供“具體的政策答案”，理論是思考和制定外交、安全政策和大戰(zhàn)略的“政策哲學”，即最基本的、科學的思考方法和思辨方式。[33]西方國家從事外交、外事、媒體報道和政治活動的學者、官員、記者、軍官們，對全球和世界問題的思考和認識基礎，無一例外都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長期形成的邏輯與思維習慣。

例如，國際關系就是“權力政治”，西方的優(yōu)勢地位是基于西方的力量、價值和治理模式的優(yōu)勢；大國崛起必然帶來競爭和沖突，戰(zhàn)爭發(fā)生的根本原因是國際體系內的力量重組或者說是“權力轉移”。中國學者往往從中國文化、中國傳統(tǒng)的“中國經驗”出發(fā)認為中國崛起必然帶來和平與和諧。在西方國際理論研究中，“中國經驗”卻被顛覆性地重新進行了解釋。[34]當“中國崛起”的西方主流話語體系仍然還是建立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之上，西方大國在面對中國崛起的政策研判和制定的過程中，當然無法跳出以強權政治、冷戰(zhàn)思維、零和博弈等為基礎的西方傳統(tǒng)國際關系理論的窠臼。 

國際關系理論的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tài)”這一結構特征是無法改變的。國家為了維護其自身的利益，會不斷地追求權力，而國家的權力直接決定著其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利益和安全，世界政治的本質就是“權力政治”?；谶@樣的邏輯前提，現實主義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崛起必然會引發(fā)崛起國與主導國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從而觸發(fā)大國間在安全認知和心態(tài)上的變化，使得崛起國必然會尋求與主導國爭奪國際體系規(guī)則的主導權，進而引發(fā)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美國學者奧根斯基（A. F. K. Organski）于1960年在其著作《世界政治》一書中提出了“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理論。奧根斯基通過歷史的實證研究認為，主導性大國和崛起性大國的實力對比達到6：4或5：4時，它們之間爆發(fā)軍事沖突的幾率最大。戰(zhàn)爭成為了國家間“力量轉移”進程啟動之后總是難以避免的權力沖突的結果。“權力轉移”理論是解釋大國沖突最有說服力的國際關系理論之一。[35]

奧根斯基認為，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里，國家行為最重要的特征永遠是難以抑制的權力追求。國家的權力追求具有“主觀特征”（subjectivity）。具體來說，就是一國在估計和評價本國和他國的實力與權力時的主觀意志，包括如何思考權力的用途和使用權力的具體方式，以及國家在運用權力時的決心和手段。[36]奧根斯基將國際體系內的國家分為“強大而滿意”“強大而不滿意”“虛弱而滿意”“虛弱而不滿意”四種類型，其中“強大而不滿意”的國家由于沒有參與國際秩序的創(chuàng)建過程，因而未能得到與其現有實力相應的地位和利益滿足，最有可能會成為“挑戰(zhàn)者”。

在權力轉移的進程中，“強大而滿意”的國家可能會有限度地讓渡部分特權，但絕不會放棄或者犧牲自己的霸權地位，并不惜付出發(fā)動戰(zhàn)爭的代價來保障自己的權力優(yōu)勢。[37]“權力轉移”理論是今天中國崛起背后西方國家出現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論重要的理論與經驗來源。依照“權力轉移”理論的邏輯，隨著中國的綜合實力和自信心的日益提升，中美兩國之間的”權力轉移”必然發(fā)生。在西方國家看來，一個“強大而不滿意”的中國“注定”會成為尋求改變國際秩序現狀的“修正主義國家”，從而“威脅”到西方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另一個經常被用來解釋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可能發(fā)生沖突的現實主義理論是“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該理論最早由德國學者約翰·赫茲（John H. Herz）提出，該理論認為，由于國際體系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沒有一個能超越各主權國家的最高權威，因此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不足，國家要尋求安全，必須增加自身的實力。國際關系學者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vis）對“安全困境”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研究，他認為當國家采取措施增加自己的安全，而其他國家認為這種行為有損于他們自己的安全而產生螺旋效應時，“安全困境”就出現了。[38]“安全困境”理論解釋了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走向霸權戰(zhàn)爭另一種競爭態(tài)勢，即雙方均會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不斷追求權力最大化，且最終爆發(fā)沖突或戰(zhàn)爭的誘因是雙方對彼此戰(zhàn)略意圖的不確定性。一方面，隨著新興大國綜合實力的提升，其可能是出于安全考慮而尋求增強自身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舉動，在守成大國看來卻很可能是在意圖顛覆現有的國際秩序；另一方面，守成大國出于恐懼和憂慮可能會采取相應的行動，在新興大國看來，這又是惡化其安全環(huán)境的舉動，因而會選擇繼續(xù)提升本國的軍事力量。這樣的螺旋式上升的權力沖突，便最終會導致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爆發(fā)激烈對抗，甚至戰(zhàn)爭。 

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者對中國崛起的所謂沖突后果的判斷則更加頑固和執(zhí)著。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等人的學說，并沒有突破“權力轉移”和“安全困境”的理論假設，但更多地運用上世紀90年代后期之后中國發(fā)展與中美關系作為案例來檢驗和延續(xù)其基本命題。[39]米爾斯海默認為，在國際關系的“無政府狀態(tài)”中，大國的最終目標是取得相對于其他國家的支配性權力，擁有支配性權力才是確保自身安全的最好方式。因此，大國總是要爭取和謀求“權力最大化”，國家間就注定相互沖突。大國競爭就是彼此爭奪權力優(yōu)勢的永不停息的競爭。[40]艾利森教授認為，崛起大國往往會謀求更多的權力、影響力和尊重，而守成大國面對崛起大國的挑戰(zhàn)，往往會感到恐懼、缺乏安全感、充滿防備。

在這樣一種環(huán)境下，誤解會被放大，同情更加困難，往往是間接性或可控的事件和第三方舉動就很有可能會引發(fā)主要國家之間本并不想要發(fā)起的戰(zhàn)爭。在中美關系當中，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伴隨兩國文明的不相容性會大大提升，因為根據亨廷頓的觀點，文明的沖突會加劇國家之間的競爭，中美兩國在對于國家、經濟、個體角色、國家間關系以及時間本質等問題上的觀念和看法截然不同，這會使兩國之間矛盾的調解變得更加困難。[41]

新自由主義理論對于中國崛起的總體理論基調同樣也比較消極，約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教授的觀點具有很強的代表性。用他的理論來看待近期的中國，我們要么看到的是美國不再堅持“戰(zhàn)略限制”而擴大中美沖突，要么中國堅持“中國道路”、拒絕融入西方體制而強化沖突。[42]伊肯伯里教授認為，中國的崛起并不必然導致中美就全球規(guī)則和領導權展開激烈的爭奪，只要美國能夠不斷鞏固現有的秩序，西方秩序的存在就能夠把即將到來的“權力轉移”引導和限制為美國樂見的“和平轉變”。[43]在伊肯伯里看來，今日的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難以顛覆，而易于參與。中國依靠開放的、一體的、基于規(guī)則的西方中心體系來支持其經濟增長，同時也從中受益。

如果中國不尊重國際規(guī)則和規(guī)范，則會面臨西方主導的制度和規(guī)則，以及認同西方主導的制度與規(guī)則的其他國際社會成員的制約和限制：一旦中國對當前國際體系發(fā)起全面的地緣政治挑戰(zhàn)，既會導致周邊國家聯(lián)合抗衡中國，使得中國“難以作為”。即便中國想要權力，推動改變國際秩序，中國也難以找到現行國際秩序的替代模式，即便找到也難以成功推行。一是西方推崇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在全球深入人心，二是核武器時代，中國也沒有通過軍事行動成功改變國際體系現狀的可能性。伊肯伯里教授為此斷言，國際秩序的開放特性會不斷地給與中國“激勵”和“機會”，促成中國在與國際秩序的合作，而不是對抗中獲得更多的利益滿足。[44]但新自由制度主義并非完全排除了大國崛起會引起沖突和戰(zhàn)爭的可能。伊肯伯里教授指出，當一國在國際體系中占據支配地位時，該國和其他的弱國都沒有動機改變現存國際秩序。但是，當作為挑戰(zhàn)者的崛起大國的力量增長，而主導國的力量衰弱時，戰(zhàn)略性對抗就接踵而至，沖突或戰(zhàn)爭就有可能出現。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主導型大國的力量下降，以及缺乏對原有秩序穩(wěn)定所建立的自由主義價值、規(guī)則和制度始終保持有效維護的決心。[45]因此，新自由制度主義擔心的，并非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家”，而是美國和西方的相對衰落，缺乏維系自由國際秩序的意志和能力，將會給中國開啟“挑戰(zhàn)性行為”的“窗口”。

國際關系理論的另一大流派是以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建構主義的“中國研究”并不如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那么雄厚，但其理論引導的“中國認知”同樣是消極的。溫特把國際體系的文化分為三類：國家間遵循敵人邏輯的霍布斯文化、國家間遵循競爭邏輯的洛克文化，以及國家間遵循朋友邏輯的康德文化。溫特認為，目前主導的國際體系文化為洛克文化，即國家間的相互身份是競爭對手，他們相互承認主權，遵循“生存和允許他國生存”的原則。競爭對手可能會使用暴力解決爭端，但他們使用暴力是有限度的。競爭對手的身份使國家的基本利益成為尋求安全而不是尋求權力和征服。[46]對于中國崛起，建構主義認為中國在與國際體系的互動中會逐漸內化國際規(guī)范，其身份由此得到塑造，也就會逐漸按照盛行的國際規(guī)范界定自身利益和行為，不會去挑戰(zhàn)當前國際規(guī)范所構成的國際體系。[47]但多數建構主義學者對中國崛起持消極態(tài)度，認為一個社會的信仰結構很難改變，中國和國際社會的互動可能會加固身份和相互認知中的消極因素。也就是說，在與西方社會的互動中，中國也許會更加認為美歐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創(chuàng)立者和受益者，而自己是受害者，而西方則可能愈發(fā)認為中國尚不是一個充分融入現有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國家，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可能追求改變現有國際體系中的規(guī)則和規(guī)范。[48]

三大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對于中國崛起都有著各自基于理論范式的辯論和思考，但在進行理論解釋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來自理論范式自身的局限。國際關系理論現有的大多數研究，都將大國競爭導致的國際秩序失穩(wěn)的根源放在崛起大國的意圖上，崛起大國是否具有權力意志、戰(zhàn)略能力和修正主義的國際觀決定了其是否會對現行的國際秩序尋求改變。而由于對崛起大國意圖的判斷具有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加之受西方經驗和冷戰(zhàn)思維的影響，西方學術界和政策界基于傳統(tǒng)國際關系理論范式對中國的崛起所作出的判斷，往往憂多喜少，對于中國崛起的種種作為，防備和警惕要遠多于信任和肯定。

中國知識界深知西方傳統(tǒng)國際關系理論范式的局限，近年來，中國也在積極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立和建設中國特色的外交和國際關系理論。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旨在摒棄以往冷戰(zhàn)思維、權力政治、零和博弈等觀念的束縛，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fā)展道路的權利，維護世界公平正義，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恃強凌弱，堅持共商、共建、共贏，才能最終實現建立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世界的美好愿景。[49]但無論是在學科方法論建設，還是在研究力量的培養(yǎng)和成長上，中國特色的外交和國際關系理論還處于成長期，更不用說西方國家長期形成的在社會行為整體的詮釋體系、學科發(fā)展和話語權領域內的主導性優(yōu)勢。美國為代表的國際關系理論、政策主張和價值體系依然在國際話語體系中占據領先地位，并且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xù)主導對中國崛起持消極和疑慮態(tài)度的理論和政策話語討論。這個事實的改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結 論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結束了百年屈辱，重新走上了“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的民族復興之路。但中國崛起的時代和國際背景，是美西方在權力、財富、利益分配和話語體系中長期所占有的結構性優(yōu)勢地位。美西方的這種結構性的優(yōu)勢地位構成了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中的“西方中心主義”。隨著中國等新興國際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國際權力結構開始出現了“東升西降”的新態(tài)勢，但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是一個長期和緩慢的過程。西方國家不會坐視中國走向強大，更不會把堅持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中國理念”作為判斷中國因素的標準。從維護西方國家權力、利益、財富和話語權優(yōu)勢的角度看，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不僅是對自身地位的擔心，更重要的是，這也是西方政治、經濟和價值體系自我運行、保持國際體系中主導優(yōu)勢的現實需要。國際關系的本質就是國家間的權力競爭，而任何權力競爭的游戲在道義標準來上看一定是“丑陋”的。對此，我們需要適應，而不是喋喋不休地抱怨。 

西方對于“中國崛起”而產生的“威脅”感知，帶有濃郁的西方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的內在驅動。它們擔心一個“非西方”國家在體系中的迅速崛起，可能會動搖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價值基石。同時，美國政府基于冷戰(zhàn)經驗，通過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把中國視為“共同的敵人”，不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粘合”美國同歐洲及其他地區(qū)盟友之間“裂痕”的作用，還能夠彌合國內兩黨之間的政治鴻溝，凝聚共識，團結民眾。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撰文指出，近兩年受美國國內兩黨、軍方、學界、媒體界等對華實施強硬政策的“共識”的影響，美國普通民眾的立場轉化為一種近乎直覺的“敵意”。[50]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項調查顯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美國人比例從2018年的47%躍升至2019年的60%，只有33%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而這一數據是皮尤研究中心自1974年起展開這項調查以來的新低。[51]

西方對于中國崛起揮之不去的“中國威脅”，是中國崛起必須直面的現實，更是保持中國崛起可持續(xù)的戰(zhàn)略態(tài)勢需要化解的戰(zhàn)略性難題。“中國威脅論”不僅僅是西方國家的“憂慮”，更重要的是，隨著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利益競爭的深入，這些“憂慮”正在轉變成政策和戰(zhàn)略，構成了中國大國崛起所面對的國際環(huán)境和國際戰(zhàn)略格局中最大的制約性因素。特朗普政府上臺后，第一次把中國稱為超越俄羅斯的“首要戰(zhàn)略對手”，宣布對華實行全面“戰(zhàn)略競爭”，發(fā)動貿易戰(zhàn)、科技戰(zhàn)、媒體戰(zhàn)，推行印太戰(zhàn)略試圖在亞太地區(qū)孤立中國。弗格森斷言，美國已經對華拉開了“新冷戰(zhàn)”的大幕，美中長期的對抗將不可避免。[52]最近，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發(fā)，構成了對人類公共健康與生命尊嚴的重大威脅。從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共同威脅常常是中美關系緩和與合作的驅動力。但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威脅，我們恰恰看到的是美國在“防疫”“反華”和“脫鉤”問題上的“三不誤”。以至于美國學者都開始驚呼，中美在百年未遇的重大傳染疫情的威脅下，必須保持合作，國際社會才能團結協(xié)調、共抗疫情。否則，美國將“犯下重大的戰(zhàn)略性錯誤”。[53]連認為中美關系難以逃脫“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教授艾利森也強烈主張，特朗普政府不管如何想要遏制中國崛起的勢頭，但中美競爭的同時，合作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國必須是美國抗疫的“朋友”。[54]

深入分析和了解西方的“中國憂慮”，不是為了簡單地抱怨和指責西方，更不是一味地“打嘴仗”；而是需要我們有更加理性和說服力的行動，需要在具體的行動中客觀、準確和堅定地捍衛(wèi)中國主張和中國利益。

（南京大學南海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助理研究員秦愷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新華網，2018年4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10/c_1122659873.htm。

[2]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Reflections on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Course of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p. XIII.

[3]閻學通：《國際領導與國際規(guī)范的演化》，《國際政治科學》，2011年第1期，第24頁。

[4][12]朱鋒：《國際秩序與中美戰(zhàn)略競爭》，《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0年第2期，第14、10頁。

[5]Ian Bremmer,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Order: What Comes Next?", Time, November 18, 2019, https://time.com/5730849/end-american-order-what-next/.

[6]閻學通：《無序體系中的國際秩序》，《國際政治科學》，2016年第1期，第18～19頁。

[7]高程：《從規(guī)則視角看美國重構國際秩序的戰(zhàn)略調整》，《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12期，第85頁。

[8]［美］約瑟夫·奈：《硬權力與軟權力》，門洪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08頁。

[9]門洪華：《國際機制與美國霸權》，《美國研究》，2001年第1期，第74～88頁。

[10]高程：《從規(guī)則視角看美國重構國際秩序的戰(zhàn)略調整》，第86頁。

[11]Elizabeth C. Economy, "The Game Changer: Coping With China'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89, No.6, 2010, p.143.

[13]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or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Deputy Secretary State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2005, https://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14]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15][19]王立新，《意識形態(tài)與美國對華政策》，《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第179、181～182頁。

[16]閻學通：《防范意識形態(tài)之爭的冷戰(zhàn)思維》，《國際政治科學》，2020年第1期。

[17]許振洲：《全球化與單一思想的威脅》，《歐洲》，2000年第2期，第4～11頁。

[18]Noah Feldman, Cool War: The future of Global Competition, New York: Radom House, 2013, p. 100.

[20] George F. Kennnan, Around the Cragged Hill: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93, p. 180.

[21]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22]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pp. 59-74.

[23]朱鋒：《“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美國“意象”的由來》,《美國研究》，2005年第3期，第35～36頁。

[24]Juan Cardenal et al.,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December 2017, pp. 13-17.

[25] Nikki Haley, "How to Confront an Advancing Threat From China：Getting Tough on Trade Is Just the First Step", Foreign Affairs, July 18, 201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9-07-18/how-confront-advancing-threat-china.

[26]傅瑩：《對2020年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印象》，中美聚焦，2020年2月24日，http://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200224/41763.html。

[27][32]董春嶺：《西方缺失的是對“冷戰(zhàn)勝利”的集體反思》，中美聚焦，2020年2月28日，http://cn.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20200228/41769.html。

[28]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29]"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Hudson Institute, Oct. 4, 2018, https://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remarks-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s-china102018.

[30][31]"Secretary Pompeo and Secretary Esper Speak a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2020",U.S.Embassy in Luxembourg, https://lu.usembassy.gov/secretary-pompeo-and-secretary-esper-speak-at-munich-security-conference-2020/.

[33]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s, MA: Addison-Wesley, 1979, p. 5.

[34]Howard W. French, Everything under the Heavens: How the Past Helps Shape China's Push for Global Power, Melbourne and London: Scribe Press, 2017; Fei-ling Wang, 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7.

[35][39]朱鋒：《中美當然可以走出“歷史窠臼”》，《環(huán)球時報》，2018年1月2日，https://nanhai.nju.edu.cn/e5/56/c5320a320854/page.htm。

[36]朱鋒：《“權力轉移”理論評述》，《歐洲》，1998年第1期，第19～26頁。

[37]門洪華：《中國崛起及其戰(zhàn)略應對》，《國際觀察》，2004年第3期，第9～16頁。

[38]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 Vol. 30, No. 2, 1978, pp. 167-214 .

[40]［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1]Graham Allison, "China vs.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5, 2017, p. 81.

[42]有關新自由主義認為霸權國家必須堅持“戰(zhàn)略審慎”以維持霸權體系穩(wěn)定的看法，請參見：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Fall 1998/1999), pp. 43-78。

[43]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p. 33.

[44]趙懷普、王振玲：《美歐應對中國崛起：理論、戰(zhàn)略和互動》，《國際展望》，2014年第3期，第7頁。

[45]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1, 2008, p. 26.

[46]秦亞青：《權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34～135頁。

[47]趙懷普、王振玲：《美歐應對中國崛起：理論、戰(zhàn)略和互動》，第8頁。

[48]Aaron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2005, pp. 37-38.

[49]高飛：《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求是》，2018年第8期，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8-04/15/c_1122669708.htm。

[50]Fareed Zakaria, "Why America Shouldn't Panic About Its Latest Challenger",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1, 2020, p. 52.

[51]Laura silver, 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are divided in their opinions of China", Pew Research, December 5,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12/05/people-around-the-globe-are-divided-in-their-opinions-of-china/.

[52]Niall Ferguson, "The New Cold War? It's With China, and It Has Already Begun", The New York Times, Dec. 2,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02/opinion/china-cold-war.html.

[53]Peter Beinart, "Trump's Break with China Has Deadly Consequences", The Atlantic, March 28,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3/breaking-china-exactly-wrong-answer/60891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54]Graham Allison and Christopher Li, "in War against Coronavirus: China is Foe or Frie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27, 2020.

責 編／張 曉

Why Is the West Worried about China's Rise?

Zhu Feng

Abstract: China is the most pacifist country in the world politic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during which China has never used force overseas, let alone being involved in any new regional military conflict.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worries about China's rise still exist despite China's commitment to peace in its foreign relations, and are not affected by how China judges and understands its own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actions. 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a kind of complex social relations, the matter as to how the world countries view each other hinges largely on their own internal affairs, methods of pursuing interests, and ways of thinking about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The Western "anxiety" about China's rise is fundamentally determined by the typical Western interest judgment and pursuit mode, value choice and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safeguarding the state power, interests, wealth and advantages in discourse power, the Western skepticism of China's rise not only reflect their concerns about their own status,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meets the practical need for the self-operation of the Wester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value systems an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dominant advanta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Keywords: China's rise, discourse power, international order, great power hegemony

朱鋒, 南京大學南海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執(zhí)行主任、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特聘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美關系與東亞安全、亞太海上安全、核不擴散問題。主要著作有《人權與國際關系》《導彈防御計劃與國際安全》《中國崛起：理論與政策的視角》《國際關系理論與東亞安全》《21世紀的海權：歷史經驗與中國課題》（主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