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人類面臨的最大的“黑天鵝事件”。疫情打亂了人們原有的安排，暫停了人類正常的活動，各國被迫采取停止航班、關閉邊界等極端措施，以阻斷肺炎疫情的蔓延；紐約道瓊斯指數大幅下跌，數次觸發(fā)熔斷機制，全球性的經濟衰退似乎無可避免，全球供應鏈出現斷裂，一些國家甚至禁止某些物資和糧食出口。疫情對全球化及國際格局的未來演變構成嚴重影響。

歐美疫情暴發(fā)不僅折射出全球合作意愿下降，也反映了民粹主義在西方的崛起導致民族利己主義的膨脹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以來，人類社會在應對疫情方面的總體表現是令人遺憾的。如果說在疫情暴發(fā)的早期人類需要在病毒的認識和防控方面耗費時間的話，那么后期世界主要國家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松懈，缺乏應對疫情的國際合作。在整個疫情發(fā)展過程中，政治偏見和民粹主義所激發(fā)的民族利己主義造成人類社會在對抗疫情方面缺乏合作。

首先，西方一些國家?guī)е猩坨R看待疫情，把中國抗擊疫情的努力政治化和污名化。疫情暴發(fā)后，中國得到了世界很多國家的支持和援助，但也有一些西方國家沒有認真對待疫情，反而對中國采取的嚴格措施表示不理解，攻擊中國政府采取封城等措施限制了人身自由，侵犯人權。當中國對一些疫情嚴重的國家積極展開援助的時候，西方一些媒體卻又污蔑中國搞所謂宣傳戰(zhàn)。美國政客一直在努力把疫情政治化和污名化，把新冠病毒故意稱為“中國病毒”，甚至在七國集團外長會議上把新冠病毒稱為“武漢病毒”并試圖寫入聯合聲明。

其次，當疫情在全球暴發(fā)，西方國家內部缺乏團結合作。意大利是西方國家較早進入疫情暴發(fā)階段的國家，當該國呼吁國際社會援助的時候，近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施以援手，一些歐洲國家如法國、德國等國還下達醫(yī)療物資的出口禁令，還有很多國家紛紛關閉邊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徳萊恩無奈地表示：“當歐盟需要展示其不僅僅是晴好天氣的伙伴的時候，太多的國家卻不愿意與其他國家共擔風雨。”在危難之際，只有中國向意大利伸出了援手。美國作為世界超級大國，在疫情暴發(fā)之后卻完全沒有展示出合作擔當精神，美國在采取降低銀行利率、禁止來自歐洲的航班等管制措施的時候也完全沒有和其盟友歐盟商量，3月初美國總統特朗普甚至要高價收購德國一公司研發(fā)的新冠病毒疫苗專有權。而忙于“脫歐”的英國也因為脫歐與歐盟合作不暢。

當今世界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新冠肺炎疫情等傳染病和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網絡安全、環(huán)境污染等非傳統安全因素一樣，已經走進世界政治的舞臺，成為需要各國攜起手來共同應對的全球性問題。而從當前國際關系格局的演變情況來看，國際社會并沒有形成一個解決全球性問題的合作氛圍。

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隨著發(fā)展中國家的快速崛起，國際格局隨著大國和大國集團的力量變化而呈現出加速演變的趨勢。從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西方國家的占比已經有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例如，美國已經從冷戰(zhàn)結束時的30%以上下降到現在的20%左右。相反，發(fā)展中國家的占比則不斷提高，尤其是中國的力量得到了較為迅速的提升。長期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采取了“接觸+遏制”的對華政策，目的是試圖通過與中國發(fā)展關系使中國融入世界體系，最終使中國按照他們的設想發(fā)生變化。當這種改變沒有發(fā)生時，便不可避免地把中國作為假想敵。美國從奧巴馬政府時期就調整對華政策，實施“重返亞太”戰(zhàn)略，矛頭直接針對中國。特朗普政府則提出“印太戰(zhàn)略”，對華掀起貿易摩擦，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現在美國精英階層在對華政策上空前一致，都把中國作為最主要的挑戰(zhàn)。歐盟也認識到中國不可能被改變，其對華政策也進行了較大調整，把中國作為制度性的挑戰(zhàn)者。西方對華合作意愿下降，對抗意識增強，從官方到民間，對華的好感度明顯下降。西方國家對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態(tài)度很好地詮釋了國際關系格局的演變對解決全球問題的影響。

當前，國際政治舞臺上另一個突出的現象是民粹主義崛起，國家間合作意愿下降。由于全球化的發(fā)展便利了資本的全球擴張，但全球化的紅利并沒有惠及普通大眾，導致西方社會國內貧富差距在冷戰(zhàn)結束之后持續(xù)擴大，普通民眾把生活境況的惡化歸咎于全球化，于是反精英、反建制、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思潮迅速崛起。民粹主義的一大特征就是自我優(yōu)先，特朗普“美國優(yōu)先”的口號淋漓盡致地體現了民粹主義的精髓，而民粹主義在歐洲則體現為以英國脫歐為代表的疑歐主義思潮。堅持“美國優(yōu)先”的特朗普政府在對外政策上執(zhí)行單邊主義，“除地緣政治競爭外，美國對遏制氣候變暖、國際減排等推動全球性問題解決的參與和承諾明顯不足，對國際多邊機制的熱情明顯下降。”民粹主義在歐洲的發(fā)展則消解了歐洲的團結，英國脫歐便是典型的例子。民粹主義在西方的崛起，不僅導致了世界合作氛圍的惡化，也破壞了西方內部的團結，阻礙了西方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合作與團結。

總之，在中國能夠迅速、果敢地采取措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zhàn)略成果的情況下，疫情在歐美卻呈現大暴發(fā)的趨勢。這種情況的出現除了各國的國情不同、文化差異巨大等因素外，也和當今國際關系格局的演變導致國家間合作意愿下降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在中國不斷崛起的背景下，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防范和敵意導致了政治上的偏見和傲慢，對中國的防疫措施采取無視、敵視甚至無端指責，當自己面臨同樣嚴峻的情形需要采取類似措施的時候必然猶豫難決；民粹主義在西方的崛起導致民族利己主義的膨脹，不利于西方在抗擊疫情中團結協作，也最終導致了疫情難以遏制。

疫情并未阻滯全球化進程，以互聯網為媒介的全球化新路徑成為對傳統進路遇到障礙的補償

日趨嚴重的疫情已經導致航班中斷、物質供應鏈斷裂、人員交流的人為阻斷等情況發(fā)生，出現了一些國家封鎖邊境國界、禁止醫(yī)療物資甚至糧食等戰(zhàn)略物資出口等行為，而西方國家的一些右翼政客也公開呼吁趁機讓“供應鏈回國”。這讓很多人擔心全球化因疫情而出現倒退，從而惡化國際關系。實際上，這只是全球化遭遇挫折的暫時現象，這種情況因疫情暴發(fā)而起，也必將因疫情消失而退。全球化不會因為疫情而倒退，這是全球化的本質所決定的。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國家人為創(chuàng)造出來的。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和過程。從廣義上講，整個人類發(fā)展歷史就是一部全球化的歷史，而學術界的一般意見是，全球化是一種近代現象，開始于地理大發(fā)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擴張以及西方世界的崛起，而為人們所關注的，是冷戰(zhàn)結束之后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主要表現為：資本和人員的跨國流動，產業(yè)的全球轉移，生產要素的全球合理配置，財富的空前增長。

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是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在其迅猛擴張的同時也遭遇了強烈的反抗，主要表現為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其主要原因在于這一輪全球化代表的是跨國資本的利益，這種全球化便利了資本的跨國流動和產業(yè)的跨國轉移，這種轉移的基本路徑是，資本向勞動力成本低、稅收水平低的國家轉移。資本的這種轉移在西方國家造成了兩方面的結果：一是產業(yè)的空心化，工人失業(yè)，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擴大；二是西方國家稅源的流失，導致西方國家治理能力的下降，不得不削減公共福利，債臺高筑，但為了增強企業(yè)的國際競爭力，又大幅降低針對企業(yè)的稅收，實際上是通過損害普通百姓的利益來完成資本增值。也就是說，在跨國資本賺得缽滿盆盈的同時，普通民眾并沒有分享經濟全球化發(fā)展的紅利。這種情況激起了下層民眾對全球化的反感，于是反全球化運動隨之而起。而西方政客為了選票則利用公眾的情緒進行炒作，導致民粹主義思潮在西方的泛濫。歐美國家社會思潮越來越右傾化，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情緒日益高漲，這也成為西方政客進行各種逆全球化操作的背景。現在，民族主義情緒催生了全球范圍內的貿易摩擦加劇，經濟全球化面臨嚴峻的局面，表明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已經遇到了強大的阻力。

但是，這次疫情也充分表明，世界已經成為一個密切聯系的整體，中美之間很難“脫鉤”，孤立主義行不通。中國現在已經和整個世界密切聯系在一起，2018年，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其貿易量占到了全球的12%，和全世界2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有貿易聯系，是65個國家的最大進口商品來源國，是33個國家的最大商品出口國，是全球12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在全球產業(yè)鏈條中，中國成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以各種制造業(yè)為主的國家，疫情中發(fā)現，美國使用的青霉素有45%為中國制造，而布洛芬則接近100%由中國制造，生產口罩的必需原料熔噴布中國供應的占全世界的80%，在疫情暴發(fā)之后占比則更多。改革開放以來，中美兩個大國的聯系日益密切，雙方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已經呈現深層次、結構化局面，同時，雙方都是現有國際經濟機制的深度參與者，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國際經濟機制不瓦解，中美兩國就會通過國際經濟機制產生事實上的聯系，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脫鉤。另外，歐洲、日本等主要經濟體仍然堅持多邊主義，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世界上多數國家并不反對現在的國際體系，只不過都想使國際機制朝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改革，而不希望推倒重來。因此，疫情導致的全球各種聯系的斷裂只是暫時的，一旦疫情過去，很快就可以恢復，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末期的“西班牙流感”沒有阻礙全球化的發(fā)展一樣，這次疫情同樣不會阻礙全球化的進一步發(fā)展。

隨著人類科學技術的進步，世界已經通過另一種途徑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那就是互聯網。疫情發(fā)生之后，互聯網課程、網絡會議方便快捷地把人們聯系在一起，疫情事實上在促進全球化以另一種形式展開，那就是數據的全球化。當前的世界正處于第四次革命前期，而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的核心是數字經濟，數據生產和數字跨境流動成為全球化的新特征。根據國際數據公司（IDC）的預測，全球數據生產將從2016年的16.1ZB增加到2025年的163ZB，增加10倍以上。據統計，跨境寬帶使用量從2005年到2016年增長了90倍，而到2023年將還要比2016年增加13倍。數據的跨境流動的增速要遠遠超過貨物、貨幣以及人員的跨境流動的增速。數字全球化“大大豐富了全球化的內容，也推動了全球化以一種新的形式發(fā)展。”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fā)必然導致全球貨物貿易、人員流動的大幅下降，但同時也毫無疑問推動了數據跨境流動的爆炸式增長，全球化將以另一種方式得到補償。

當前國際格局處于加速演變的時期，經濟全球化遇到了動蕩不居的新形勢，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fā)則加速了國際格局的變動。逆全球化在全世界的發(fā)展表明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已經陷入了危機，需要另一種包容性、讓不同人群共享紅利、互利共贏、共商共建的全球化取而代之。

站在全球化的“十字路口”，疫情彰顯了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建構新型國際關系特別是新型大國關系的必要性

近年來，國際關系格局的劇烈變動使人們認識到全球化處于“十字路口”，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fā)再次警告我們，病毒不用護照，也不會受到意識形態(tài)和國界的限制，全體人類屬于一個命運共同體。我們必須超越傳統的國際關系思維，推動新型國際關系的發(fā)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西方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認為，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國家為了生存而在國際上進行殘酷的斗爭，一個國家之得便是另一個國家之失，一個國家力量的增長是對另一個國家的威脅，大國之間尤其如此，于是有了所謂“大國政治的悲劇”這種說法，認為大國之間最終必然會走向沖突，而正在崛起的國家尤其可能對守成國家發(fā)起挑戰(zhàn)，最終走向沖突，這就是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中國的發(fā)展壯大因而使西方國家感到擔心。與西方文化具有強烈的外向性、競爭性和排他性不同，中國的傳統文化突出的是包容、內斂和中庸等特征，因而形成了對國家之間關系的不同認識。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其崛起不能通過掠奪和殖民，不能給世界帶來戰(zhàn)爭和災難，而要走一條國與國交往的新路。這條新路就是發(fā)展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主席2013年6月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晤時提出了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理念，指出中美之間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此后，習近平主席在訪問俄羅斯、印度等一些國家的時候進一步提出發(fā)展新型國際關系的理念。中國在外交實踐中則大力發(fā)展全球伙伴關系，不謀求勢力范圍，不搞排他主義的、碎片化的小圈子。中國希望各國“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zhàn)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的新路”。發(fā)展新型國際關系的最終目標則是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世界面臨的不穩(wěn)定性和不確定性突出，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地區(qū)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xù)蔓延，人類面臨許多共同的挑戰(zhàn)。”“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zhàn)，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世界需要共同體精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充分彰顯了中國文化中“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價值。

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期間，中國迅速公開各種信息，與國際社會展開合作，體現出卓越的合作精神。中國科學家在疫情發(fā)生后很快完成對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組測序并在第一時間將其發(fā)布到世界各地，使全球大規(guī)模的科學研究得以展開；中國政府早在1月3日就開始向美國通報情況，展示了坦誠的合作態(tài)度。在疫情暴發(fā)初期，中國得到了多個國家的熱情援助，而中國也在開展國內疫情防控的同時積極支援世界各國抗擊疫情，分享中國的抗擊疫情的經驗，體現了人類互幫互助的美德和人性的光輝。習近平主席3月26日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就展開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提出了中國方案。習近平主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發(fā)生再次表明，人類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這樣的重大突發(fā)事件不會是最后一次，各種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還會不斷帶來新的考驗。國際社會必須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守望相助，攜手應對風險挑戰(zhàn)，共建美好地球家園。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歐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退歐背景下英國與歐盟關系及其對中國的影響”（項目編號：17JJDGJW013）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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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韓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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