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馬克思主義實踐論揚棄了人類中心論和自然中心論關于人與自然“何者處于價值中心”或“何者為貴”的抽象思辨，從實踐論、認識論和本體論等多維視角審視人與自然關系，尤其是強調從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入手來解決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思路很有實踐指導意義。
【關鍵詞】人與自然觀 馬克思主義 實踐論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識碼】A
從邏輯上看，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至少有三種可能的理論立場，并且在人類思想史上也確實存在三種主要立場。其一是“人類中心論”。這是人類在進入文明時代之后，隨著人的主體意識覺醒而產生，并隨著近現代工業(yè)文明的推進而不斷被強化的立場。其二可以稱為“自然中心論”。人類在蒙昧時代產生并在某些人群中一直延續(xù)至今的自然崇拜意識是這種立場樸素的觀念表達。當代自然價值論是在人類遭遇生態(tài)危機后產生的一種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實質上就是一種自然中心論，因為它認為包括人類在內所有生命系統(tǒng)的內在價值都附屬于整個自然系統(tǒng)的內在價值，而整體自然系統(tǒng)的內在價值高于人類的內在價值。其三可以稱為“非中心論”或人與自然相互作用論。這個理論立場的著眼點不在于考慮人與自然的相對地位問題，而著眼于考慮它們之間的實際互動，其典型代表就是馬克思主義實踐論的人與自然觀。馬克思主義實踐論在吸取前兩種立場的合理因素基礎上指出，人與自然的關系主要是一種實踐關系，它們在實踐中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馬克思主義實踐論看待和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視角和思路具有顯著的創(chuàng)造性和實踐意義，這個立場是我們審視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立足點。
人類中心論或許是人類看待事物的一種根深蒂固的“物種”立場
在人類觀念史上，人類中心論有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等不同層面含義。大多數論者所接受的是價值論層面含義，即把人的利益（包括長遠利益或根本利益）置于看待人與自然關系的中心位置，以對人是否有利或是否有價值為根本尺度去看待和評價一切其他事物。正如古希臘著名智者普羅泰戈拉所言，“人是萬物的尺度”。這種觀點認為，人類的價值是最高價值，其他非人類存在物只有在為人類所用時才體現出它們的存在價值，也就是說它們僅僅具有為人類所用的工具性價值或手段性價值，并沒有什么固有價值或內在價值。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觀念。“人為萬物之靈長”“人最為天下貴”等論斷，都含有“人具有主宰萬物之資格”的意思。
近代以來，隨著現代科技的發(fā)展和工業(yè)化的推進，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提高，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主體性”地位進一步高揚，人類中心論觀念進一步被強化。這個觀念固然有助于增強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信心，但也導致一些人滋長了狂妄自大的情緒，把自然界看作是自己支配和統(tǒng)治的對象，大規(guī)模地向自然界索取資源，大規(guī)模地向自然界排放廢物，使自然界不堪重負，從而導致自然資源枯竭、自然環(huán)境破壞和生態(tài)危機，最終又反過來危及人類自身的生存。正是生態(tài)危機促使人們深刻反思人類中心論的過失，這是當代自然價值論興起的重要背景。
當然，應該承認，人類中心論或許是人類看待事物的一種根深蒂固的“物種”立場，很難完全擺脫。一種弱化版本的人類中心論主張善待自然、保護自然，但它認為人類保護自然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人類利益，為了人類的整體利益或長遠利益。
自然價值論的人與自然觀抽象思辨色彩較濃，說服力不夠強
人類早期形成的自然崇拜意識實際上是一種樸素的自然中心論觀念。對于這種意識的形成根源，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一書中揭示道：“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自然界的關系完全像動物同自然界的關系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懾服于自然界，因而，這是對自然界的一種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
當代自然價值論是一種明確的理論形態(tài)的自然中心論。自然價值論者認為，按照廣義的價值概念，自然不僅具有為人所用的工具價值，而且具有其本身所固有的內在價值。按照當代美國生態(tài)倫理學家羅爾斯頓的看法，自然的工具價值有生命支撐價值、經濟價值、科學價值和審美價值等多層次價值。自然的內在價值指的是自然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需求或功利為尺度的價值，就是“不需要以人類作為參照”的價值。在自然系統(tǒng)中，各種植物、動物、微生物與自然環(huán)境，共同編織著生態(tài)平衡的網絡，保持著物質、能量和信息的有序傳遞，從而使這個系統(tǒng)本身呈現出穩(wěn)定與和諧的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是自然系統(tǒng)本身所呈現出來的“優(yōu)異特性”，就是其固有的內在價值。
自然價值論者還認為，不僅自然系統(tǒng)作為整體具有內在價值，其中的萬事萬物也因其作為整個系統(tǒng)的有機組成部分而獲得其各自的內在價值，它們都是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的統(tǒng)一體。既然人類之外所有物種都各有其內在價值，那么人類就不應該僅僅對它們采取利用態(tài)度，而應該尊重它們的內在價值，不能任意處置和支配它們。并且，即使在各物種當中人類具有最高的內在價值，但其內在價值也不可能高于作為創(chuàng)生萬物的整個自然系統(tǒng)的內在價值，因此人類當然應該以維護整個自然系統(tǒng)的內在價值為己任，以維護自然系統(tǒng)的平衡穩(wěn)定和諧美麗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
自然價值論對于培養(yǎng)人們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觀念和行為習慣有積極意義，但它的思想內涵比較模糊，抽象思辨色彩較濃，說服力不夠強。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與自然觀有本體論、實踐論、認識論、價值論等多個維度，其中實踐論最為根本
從本體論角度看，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有兩個基本觀點。一是從人在自然界中所處的位置看，人與自然的關系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二是從自然演化過程看，“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自然是人類之母，人類是大自然長期演化的產物，是自然之子。對人類而言，外部自然界的“優(yōu)先地位”不僅表現為自然作為人類之母時間上的“優(yōu)先”，還表現為大自然對人類的“養(yǎng)育”，人類的生存和發(fā)展一刻也離不開大自然的給養(yǎng)。
確實，就整個自然界的構成看，人類僅僅是某個時段的自然界的一部分，甚至從規(guī)模上看僅僅是大自然極其微小的一部分；從自然界的演化或創(chuàng)生過程看，人類僅僅是這個過程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乃至非常短暫的環(huán)節(jié)，僅僅是自然界的一個“過客”，終究要成為“過去式”。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言，“一切產生出來的東西，都注定要滅亡”，在遙遠的未來，隨著太陽的逐漸冷卻，地球上所有有機生命的痕跡將逐漸消失，人類“思維著的精神”作為地球上最美麗花朵，也終將凋零。從小至沙粒到大至太陽，一切東西都處于永恒的產生和消逝中，都處于不斷的流變中。既然地球上包括人類在內所有生命的痕跡都終將被大自然抹去，那么面對這樣一個生生不已的大自然，即便是自封為“天下最貴”的人類也沒有任何理由狂妄自大。因此，就本體論角度看，不是人支配自然，而是自然支配人，不是人定勝天，而是天定勝人，相對于自然之偉力，人是渺小的、羸弱的。既然人類附屬于自然，依附于自然，當然應該對大自然保持呵護態(tài)度，善待大自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種本體論維度的人與自然關系觀對自然中心論的合理因素有所吸收，主張尊重、保護自然，他們不主張膜拜自然、畏懼并屈服于自然。盡管他們一再認可自然在本體論上的優(yōu)先地位，但不承認自然在價值上的優(yōu)先地位，不主張整個自然的內在價值高于人類的內在價值。
更為重要的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人在本體論上微不足道的地位不是讓我們悲觀失望或無所作為的理由，因為從實踐論和認識論角度看，人確實在與自然的關系中處于主動地位、主體地位，從而能夠在人類社會中構建起自身的價值與尊嚴。在他們看來，人本質上是實踐著的動物，實踐是人根本的存在方式，人類必須通過生產實踐與大自然進行物質交換，從而獲得生存和發(fā)展所必需的物質裝備。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實踐的觀點是首要的基本觀點。對人而言，從實踐的觀點看人與自然的聯系要比從本體論觀點看人與自然的關系更有現實意義。同時，由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中，實踐論和認識論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因此我們把他們的實踐論和認識論視角下的人與自然關系觀一并論述。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承認“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指出“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創(chuàng)造”，但馬克思更多地是強調人的實踐特性，強調人通過創(chuàng)造性的生產實踐對自然界的能動性改造，指出“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過程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現實”。馬克思身處資本主義工業(yè)化蓬勃發(fā)展的時代，他特別強調工業(yè)在改造自然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工業(yè)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展示。
馬克思關于人對自然的能動性改造的思想集中體現在他所提出的“人化自然”概念上。所謂“人化自然”，實際上就是經過人的生產勞動實踐改造過的自然，是“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這種通過人類實踐改造的自然界尤其是通過工業(yè)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學的自然界”。在馬克思看來，“人化自然”是人的本質力量外化、物質化和客體化的產物，是人類改造自然之成就的體現。
另外，在馬克思看來，人類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同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活動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人與自然的關系還存在認識與被認識的關系。人類的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之間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關系。人在改造自然的實踐過程中探索和認識自然界的運行規(guī)律，其成果就是自然科學，而自然科學又“通過工業(yè)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也就是說人的認識成果反過來又引導和改進人的實踐活動，從而也作用和服務于人對自然界的改造。
當然，人對自然的認識和改造有確定性和成效的一面，也有不確定性和負效應的一面。如果說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側重強調人對自然的認識和改造的確定性及成就方面，那么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基調則是更側重于強調人對自然的改造和認識的不確定性及問題方面。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簡單地通過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變化；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終的本質的差別，而造成這一差別的又是勞動。”但是，恩格斯又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他接著指出：“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fā)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但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積聚中心和貯藏庫。”由于人的認識能力的局限性以及人在改造自然過程中所結成的人與人之間關系扭曲等原因，人們往往認識不到自己行為的長期后果和所有后果，這就是人類認識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困境。
當然，恩格斯也看到，人比其他一切生物都強，人具有不斷學習和改進的能力，能夠越來越正確地認識和運用自然規(guī)律。“我們一天天學會更正確地理解自然規(guī)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習常過程干預所造成的較近或較遠的后果……我們越來越有可能學會認識并從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們最常見的生產行為所造成的較遠的自然后果。”但是，人類學會估計我們的生產行為在自然方面的較遠的影響，是一個漫長的艱難過程，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多少學會，而我們想學會預見我們改造自然的生產行為“在社會方面的較遠影響則更加困難”，要“經過長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經驗”，才能逐漸認清這個方面的間接的、較遠的影響，從而有可能去控制和調節(jié)這類影響。并且，恩格斯還指出實現對生產行為的長遠的自然影響和社會影響的調節(jié)途徑，認為僅僅有認識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對我們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恩格斯指出以往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僅僅以取得勞動的最近、最直接的效益為目的”，都是忽視長遠后果的短視的生產方式，特別是在他那個時代在西歐占統(tǒng)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邏輯占統(tǒng)治地位，資本家所關心的是“最直接的效益”，是“可獲得的利潤”，而不關心這種生產方式對于自然界和社會所帶來的較遠的后果。因此，要消除人的生產行為對自然和社會的負面效應，關鍵還在于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變革，在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和變革。
從總體上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實踐論維度的人與自然關系觀對人類中心論的合理因素有所吸收，主張在實踐中人處于“主體地位”，強調人對自然的認識、改造和調控，但他們不主張人對自然采取征服或主宰態(tài)度，而是主張人對自然采取協(xié)調共生態(tài)度，合理調控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系。
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觀對于我們當今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實踐論哲學揚棄了人類中心論和自然中心論關于人與自然“何者處于價值中心”或“何者為貴”的抽象思辨，而創(chuàng)造性地主要從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這樣一個思路來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個理論立場對于我們當今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首先，由于自然界本體論上的“優(yōu)先地位”，以及由于人類對于自然界本身的運行機制和人類實踐行為的后果不可能有完全準確的認知，我們在與大自然打交道過程中必須保持謙遜和審慎的態(tài)度，決不能自以為是，更不能狂妄自大。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已經深刻地揭示了人類在認知生產行為長遠后果方面的局限性。當代科學中的“不確定性原理”也揭示不確定性是世界本身不可避免的基本性質，也是人類認知的不可避免的性質。盡管我們現在還無法斷言人類的認知到底有多大潛能，但相對于無限的宇宙而言，人類的認識畢竟是局限的，我們既不可能完全準確地認知微觀世界，也不能完全準確地認知宏觀世界，因此談“主宰”自然無疑是人類無知與狂妄的表現。對于人類所無法完全把控的大自然的威力，我們要存敬畏之心，只能是小心翼翼地接近自然，不要過度地“驚擾”自然，普通人有時甚至要規(guī)避或遠離一部分自然，特別是對人具有高度危險性的那一部分自然。
其次，盡管人類決不可能“征服”自然、“主宰”自然，但人類畢竟是目前唯一能夠通過主動實踐而改造自然并改變自己的物種，人類能夠改變周圍的部分環(huán)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周遭環(huán)境的主人，從而確立起自己在人化自然中的主體地位，我們仍然要進一步充分發(fā)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竭盡全力推進對自然的認識，合理利用自然、調控自然、改造自然，不斷提升和改善我們的生存境遇。從一定意義上說，一部人類進化史，就是一部人類與自然“斗爭”的歷史。比如，人類與病毒和細菌等致病微生物的斗爭就是一種曠日持久甚至永無寧息的斗爭，盡管人類在這種斗爭中往往步履蹣跚，有時甚至會出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險境，但人類決不繳械投降。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由于對病毒的特性“知之甚少”，人們的防控和治療措施有一個摸索和改進的過程，由于對病毒的危險性認識不足，有些人出現過麻痹大意思想，某些國家甚至出現錯失防控良機的失誤，釀成一些本可避免的悲劇。諸如此類的經驗教訓都告訴我們，必須努力推進對自然的認識，在尊重和遵循自然規(guī)律的前提下實現人與自然的協(xié)調共生。
最后，在認識、利用和改造自然過程中要重點解決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特別是在應對重大自然挑戰(zhàn)時，要高度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團結合作，包括國際協(xié)調合作。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與自然關系觀告訴我們，解決好人與自然關系問題關鍵在于解決好、調整好人際關系、社會關系。在抗擊疫情過程中，中國始終秉承“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大力推進國際抗疫合作。其實，無論是對于應對目前這場全球性公共衛(wèi)生危機，還是對其他國際公共事務而言，拋棄自私和偏見，加強國際團結合作，恐怕都是最明智的選擇。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美]霍爾姆斯·羅爾斯頓著，劉耳、葉平譯：《哲學走向荒野》，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③陳其榮：《自然哲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責編/趙橙涔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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