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是當代風險社會的一種客觀存在。什么是風險，簡單地說就是一種不確定性，即某一事物或事件發(fā)展變化的不確定性。但并不是任何不確定性都可以被稱為風險，因為風險是相對于人而言的，更進一步，是相對于人的利益而言的，因此我們通常將基于人的利益相關的某一事物或事件發(fā)展變化的不確定性稱為風險。

從理論上講，與人的利益相關的事物發(fā)展變化，不論是朝著對人的利益增長方向變化，或者是朝著利益損失方向變化，都具有不確定性，均可被稱為風險。但我們對風險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可能對人類利益造成的損害及應對，因此，本文在討論重大風險傳導時更多地關注風險事物或事件朝著利益相反方向變化的態(tài)勢，重點探討作為風險傳導起點的風險源、風險傳導的路徑和方式、以及作為風險傳導加速器的風險放大站，并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提出重大風險治理的基本對策建議。

風險源：風險傳導的起點

所謂風險源，通俗地講，就是引發(fā)風險的源頭。在生態(tài)學中，風險源是指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產生不利影響的一種或多種的化學的、物理的或生物的風險來源，如人為活動、外來物種等；在公共衛(wèi)生研究領域，風險源是指引發(fā)公共衛(wèi)生風險的突發(fā)事件，如2002年冬在廣東發(fā)生的SARS，2019年12月在武漢出現(xiàn)并蔓延的新冠肺炎；在社會學中，風險源是指對社會環(huán)境造成不利影響的一種或多種社會性風險源頭，如敏感性社會群體事件等；在公共管理學中，風險源是指對公共環(huán)境造成不利影響的一種或多種的公共性風險源頭，如敏感性工程引發(fā)的環(huán)境安全問題、公共權力產生的貪腐問題、公共機構及其人員的不當言論等。

我們通常說的重大風險的風險源，一般是指有可能引發(fā)重大公共風險的風險源頭。所謂重大風險，至少要符合以下幾個特征：第一，與這種風險相關的事物或事件，一定是全社會十分關心并與自然生態(tài)、社會經濟發(fā)展、人民生產生活和健康緊密相關的事物或事件，如自然災害、生產安全事故、公共衛(wèi)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等。一般說來，僅是小部分人關心的且僅在小范圍有影響的事物或事件，其風險不構成全社會意義上的重大風險。第二，這種風險具有相當?shù)某潭?，足夠對社會全部或一定區(qū)域的局部造成相當大的影響。重大風險也體現(xiàn)在程度上，當其程度很低、影響非常小的時候，還不能稱為重大風險，但某些初期的低度風險有可能發(fā)展演變?yōu)橹卮箫L險。第三，重大風險一定與重大利益相關，只有可能對社會全部或一定區(qū)域的局部造成重大利益影響的風險，才可能是重大風險。

從以上重大風險的特征看，重大風險源的形成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第一，需要有與重大風險相關的事件作為風險源事件，這應該是一起或多起可能會對眾多人重要利益具有重大影響的公共事件，如果純屬私人事件，而且對公眾重要利益少有影響，或雖對公眾利益造成影響但并非重要利益的影響，一般很難成為重大風險的源頭。第二，作為風險源，其所造成的風險具有快速擴散的趨勢。我們知道，有些事件也存在一定風險，可被認為是一個潛在的風險源，但由于其風險發(fā)展很慢，甚至處于停頓狀態(tài)，這樣的事件很難稱得上是一個現(xiàn)實的重大風險源。第三，公眾對這一風險源具有高敏感度，即公眾高度關心這一風險源的發(fā)展與擴散，如果一直只是少數(shù)人才關心的風險源，也很難成為重大風險源。

重大風險源一旦形成，就成為風險傳導的起點，如同導火線，將直接引起事變爆發(fā)。例如，1914年奧匈帝國皇太子被刺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導火線或導火索。如果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看成是20世紀全球最大的風險事件，那么，奧匈帝國皇太子被刺這一事件也可以看成是當時全球最大的風險源。隨著重大風險源的形成，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控制，重大風險的進一步傳導和擴散就難以避免。

單一性和聚集性：風險傳導的兩種基本模式

風險傳導模式是風險傳導路徑、方式的總稱。路徑在日常生活中指的是道路或路線；在網絡中，路徑指的是從起點到終點的全程路由。這里所說的風險傳導路徑，就是指重大風險傳導的基本路線。重大風險源一旦形成并具有向外擴散趨勢，就必然會沿著一定的路線向周邊傳導。在這個傳導過程中，風險需要找到一個承載風險的實體，這個實體被稱之為載體，風險附著在這個載體上，通過這個載體向周邊的事物傳導。風險傳導載體的形式多種多樣，可以表現(xiàn)為有形載體，如人、動物、病毒、自然物體、勞動產品、貨幣證券、社會組織等；也可以表現(xiàn)為無形載體，如知識、信息、科學技術等。風險源正是通過這些載體以一定的路徑和方式不斷向外傳導和擴散，然后形成更大的風險。

新冠肺炎疫情這一公共衛(wèi)生事件，是影響了全球公共安全的重大風險，且其最早的風險源至今仍無法確定。但從這一疫情6月中旬在北京地區(qū)的傳導路徑看，首先這一風險有一個原初載體，這就是新冠病毒，但僅憑這個原初載體還不能實現(xiàn)傳導，還需要另一個載體，即人體。當這一病毒附著某人身上時，即從這個人傳導給另一個人。如果我們把0號病人稱之為A，由0號病人傳染給1號病人，我們將1號病人稱為B，1號病人又會傳染給2號病人C，……也就是說A把風險傳給了B，B又把風險傳給C，C還會把風險傳給D……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風險傳導鏈條。從A到B到C再到D……，就是我們所說的風險傳導路徑，A、B、C、D分別是傳導的直接載體。這種傳導模式順序依次為A→B→C→D→……，所依據(jù)的傳導方式是一種一對一的方式。我們可以把這樣一種風險傳導的路徑和方式統(tǒng)稱為單一性傳導模式。

但在很多情況下風險傳導并不是這樣通過一個載體向另一個載體依次傳導，而是以一種更快捷的路徑和方式進行傳導或傳播。例如，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引發(fā)的公共衛(wèi)生風險的傳導過程中，某個或某幾個新冠肺炎患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家人聚餐或與更多人聚集，一次性地造成多位甚至數(shù)十位新的患者，以致引發(fā)大規(guī)模的傳播。類似這樣的風險傳導路徑和方式，可以稱之為聚集性風險傳導模式，其基本的傳導路徑是由A或B或A與B在同一時間和空間，將風險傳導給C、D、E、F、G或更多人，其傳導方式非一對一的傳導，而是一對多或多對更多的傳導，這就會很快地形成局部的重大公共衛(wèi)生風險。

單一性和聚集性是兩種最基本的風險傳導模式，兩者有著不同的特點和后果。從傳導路徑看，單一性傳導是循著A→B→C→D→……這一直線路徑傳導的，而聚集性傳導則是一種以風險載體攜帶者（一個或多個）為中心向著周邊多路徑傳導的；從傳導方式看，單一性傳導是一對一的傳導，如A向B、B向C的傳導；而聚集性傳導是一對多或多對更多的傳導，即一種“中心開花式”傳導，如A同時空向B、C、D等傳導，或A、B同時空向C、D、F、G、H等的傳導；從傳導的后果看，單一性傳導的速度較慢，規(guī)模較小，并且易于事后追溯，危害較輕；而聚集性傳導的速度快，規(guī)模大，并且事后追溯的難度大，危害更嚴重。

放大站：重大風險傳導的加速器

最初提出的風險放大主要是指發(fā)生在風險信息的社會傳播過程之中，信息或信息源經過傳播者傳播，并到達接收者的過程中會加強風險信號，也就是說這個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風險信號的傳遞過程，而是一個信息的加工、建構、交流的過程，以致風險信息不斷得到加強而放大其效應。通過放大，就像把一塊石頭丟入池溏，漣漪向外擴散，將風險源載體原有的風險擴散成更大的風險。在社會風險放大的過程中存在著兩個風險放大站：一個是社會站；一個是個體站。社會站的主要影響因素有意見領袖、文化與社會群體、政府機構、志愿組織和新聞媒體等；個體站的主要影響因素有個人的注意力過濾器、解碼、直覺啟示、評估與解讀、社會環(huán)境中的認知等。風險放大站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加速了風險的傳導或傳播，起到了一個風險傳導加速器的作用。

其實，不僅社會風險存在著放大站，自然風險也同樣存在著放大站。還是以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為例，在6月中旬北京新發(fā)地的公共衛(wèi)生風險事件中，因為患者中的多數(shù)人或多或少都與這一地點有所關聯(lián)，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豐臺新發(fā)地批發(fā)市場就起到了風險放大站的作用。對于公共衛(wèi)生風險的傳導或傳播來說，醫(yī)院、餐館、大型商場和旅游景點等人群密集的地方，都有可能成為此類風險放大站，因此在日常風險防控中，尤其需要對此類地點高度關注。

針對重大風險形成與傳導的應對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個結論并提出相應建議：

第一，重大風險傳導是一個過程，隨著風險源的形成，逐漸開始向周邊傳導和擴散，如同星星之火，一旦具備條件，就會產生燎原之勢。因此，要防范重大風險，必須在早期就進行風險識別，盡可能精準找出潛在的風險源，并對這個潛在的風險源進行嚴加防范，謹防現(xiàn)實風險源的形成。從源頭控制，這是防范和控制重大風險的最佳辦法。

第二，重大風險傳導具有兩種最基本的模式，即單一性傳導模式和聚集性傳導模式，當然還可以派生出其它多種模式。從傳導的后果看，聚集性傳導模式的傳導速度更快，規(guī)模更大，更難追溯，后果更嚴重。因此，從傳導模式看，我們在防范和控制重大風險時，應重點注意聚集性傳導，重點堵住聚集性傳導路徑，謹防重大風險聚集性傳導和擴散現(xiàn)象的發(fā)生。

第三，風險放大站在重大風險的傳導和擴散過程中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一般來說，重大風險的聚集性傳導都要經由風險放大站才能實現(xiàn)。因此，在重大風險防范過程中，應對風險放大站進行必要的評估，弄清楚哪些地方和事件可能會成為潛在的風險放大站，并對這些地方和事件采取必要的防控措施，阻止其成為現(xiàn)實的風險放大站，以緩減重大風險的傳導速度和傳播規(guī)模，盡可能防止重大風險變?yōu)橹卮笪C或現(xiàn)實災難。

【本文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安全應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參考文獻

[1]胡象明、張麗穎：《公共信任風險視角下的塔西佗效應及其后果》，《學術界》，2019年第12期。

責編：李 懿 / 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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