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實行佑文政策，改革和完善科舉制，確立文官政治，士大夫政治地位大為提高，形成士大夫與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士大夫的主體意識與進取精神不斷強化。宋代內憂外患的嚴峻現(xiàn)實，使士大夫在進取意識之外又多了沉重的憂患意識，激勵了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歷史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塑造了宋代士大夫勤政愛民、重義輕利、清正廉明的從政精神，對宋代的社會發(fā)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關鍵詞】宋代 士大夫 從政精神 政治倫理 【中圖分類號】D691 【文獻標識碼】A

宋王朝建立于唐末五代長期社會動蕩之后，鑒于前代歷史教訓，宋太祖立國之初即推行佑文政策，陸續(xù)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提高文官地位的措施。后世皇帝均奉行祖宗之法，大都對文人士大夫采取優(yōu)容政策，士大夫的社會地位有了很大提高。這些不同于前代官僚群體的宋代士大夫所具有的“先憂后樂”的憂患意識、“重義輕利”的精神世界、“為民請命”的民本思想凝結而成的從政精神，對宋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發(fā)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先憂后樂”的憂患意識：政治革新，風起浪涌

從北宋初年開始，為保證佑文政策切實貫徹實施，宋王朝對作為文官選拔制度的科舉考試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殿試、別頭試、鎖院、糊名、譽錄等制度的建立，基本實現(xiàn)了公平競爭、擇優(yōu)錄取，保障了文官選拔的公平與公正。國家大力擴大錄取名額，大批飽受儒家經史教育的士人經過嚴格的考試走上仕途，充實到各級政府，形成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宋代官僚群體中有相當大比例的人來自民間，官僚隊伍的構成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文人士大夫的政治和社會地位空前提高，能夠自覺地把自身命運同國家命運緊密聯(lián)系，部分杰出者更是胸懷天下，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對國家大事盡心竭力，對于冗官、冗兵和冗費所導致的社會政治問題充滿憂患意識，并致力于積極推動變法圖強。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對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家國情懷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與胡（瑗）、范（仲淹）同時前后，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宋朝王室久已渴望著一個文治勢力來助成他的統(tǒng)治，終于有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出來，帶著宗教性的熱忱大展抱負。于是上下呼應，宋朝的變法運動，遂如風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宋仁宗年間，范仲淹系國之安危、時之重望于一身，懷著強烈的憂患意識，推動了“慶歷新政”改革。他在上仁宗《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等十項改革綱領，主要內容包括：嚴明官吏的升降，抑制做官的僥幸途徑，防止任人唯親，避免官員冗濫，均衡官吏職田分配收入，杜絕違法亂紀，以及重視農桑、整治軍備、減輕百姓負擔等措施。其中，廉潔吏治是改革的重點，也是推動改革的焦點，“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幸濫，考核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慶歷三年（1043年）新法正式實施，朝廷派員到各路對地方官的德才政績進行考察，一批庸碌貪財不稱其職的官員被裁撤，一些勤政廉潔賢能務實的官員得到提拔。由于守舊官僚的激烈反對，“慶歷新政”很快就結束了，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政風，并對王安石領導的規(guī)模更為宏大的“熙寧變法”產生了直接影響。

南宋時期，面對內外交困的政治局勢，文人士大夫依然延續(xù)著對國家民族利益和廣大民眾憂樂的深切關懷。紹興八年（1138年），在宋高宗準備同金人議和時，以剛直敢言聞名的監(jiān)察御史方庭實上疏堅決反對：“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并勸勉高宗要以“中國”為重、以天下民心為重，不能屈服于外敵，而棄天下百姓于不顧。如此堂堂正正、理直氣壯為百姓請命、為國家計長遠，讓我們看到當時士大夫對天下、國家所具有的強烈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在政治風云變幻之中，更有一些士大夫即便仕途失意，依然能夠堅持匡世濟民的治國理念，這種百折不回的精神尤為難能可貴。例如：范仲淹曾經三次被貶官，始終“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王安石兩次罷相，仍然“以文章節(jié)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歐陽修因支持改革新政而屢遭貶官并被誣為朋黨，他作《朋黨論》明示自己憂國憂民之心，“（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jié)。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據歐陽修晚年自述：他在貶官夷陵（今湖北宜昌）時，查看以前的司法檔案，“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此后三十余年，歐陽修逢人所談主要就是以前的士大夫所不屑的包括司法審判和行政管理等“吏事”，在當時及南宋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種身處逆境仍不改憂國憂民之志的精神值得后世傳承。

“重義輕利”的精神世界：清廉自重，反腐懲貪

兩宋之世經由科舉從政的士大夫往往具有很高的知識水平和道德修養(yǎng)，他們長年浸潤“性理之學”“心性之學”，十分注重自覺地作圣賢工夫、作道德實踐以完善自身德行。這種集人生哲學與道德修為于一體的政治倫理，深刻塑造了士大夫廉潔自重的從政精神。南宋大儒朱熹說：“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把傳統(tǒng)士大夫倡導的“仁”闡釋為做人應遵守的基本道義，為官者只有堅守道義，才能戒掉貪欲，做到清廉從政。宋末名士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品評兩宋政治人物和史事時精辟概括“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可以說是許多士大夫的從政信條。

如聞名于世的清官包拯曾在宋代有名的貢品——端硯的產地端州擔任知州，以前的端州長官往往利用進貢的機會多取數十倍的端硯以結交權貴，而包拯只讓制造足夠進貢的數量即止，直至離任時也未帶走一塊端硯。他不僅嚴于律己，而且告誡子孫后代日后為官也必須清正廉潔，他立下的《家訓》說：“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像范仲淹、包拯這樣秉持廉潔自重氣節(jié)的士大夫比比皆是，并影響和帶動了一批官員廉潔從政。北宋蔡襄說仁宗時的士大夫，“粗有節(jié)行者，皆以營利為恥。雖有逐錐刀之資者，莫不避人而為之，猶知恥也”。南宋真德秀說孝宗乾道、淳熙年間的士大夫，“有位于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為羞”。“苞苴”指賄賂。宋代一些士大夫清廉自重的政治品格，對國家廉政建設和政治文化發(fā)展發(fā)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一批士大夫以古今圣賢為榜樣，不僅自己清廉自重，而且勇于與危害國家和平民利益的貪腐行為作堅決的斗爭。仁宗在位時，包拯曾七次上書彈劾擔任過知州和轉運使的貪官王逵，終于使王逵受到懲治。至今可見的《包孝肅公奏議》中，大都是要求懲治貪污腐敗等犯罪行為的奏折。天圣二年（1024年），梓州路提點刑獄王繼明按劾知梓州王世昌“昏耄不治”，王世昌被罷免。至和年間（1054—1056年），淮西地區(qū)發(fā)生蝗災，山陽縣尉李宗因殘害請求治蝗的百姓，被提點刑獄孫錫奏劾而罷職。孝宗時期，朱熹任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曾六次上書彈劾貪贓枉法的知臺州唐仲友，唐仲友終被免職。士大夫對貪腐行為的斗爭無所畏懼，甚至連皇帝本人如有“違于禮而妄作”的情形，也會被士大夫們抵制。張堯佐是宋仁宗寵妃張貴妃的伯父，因貴妃之力而被越級升遷，殿中侍御史唐介等士大夫得知后極力反對，仁宗最后也只得取消這一任命。由此可見，在宋代士大夫的制約之下，皇帝也不能憑一己喜怒而賞賜任免，士大夫跟種種貪腐行為的強烈斗爭對吏治清明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為民請命”的民本思想：關注民生，政平訟理

宋代有大量長期飽受儒家義理思想熏陶的士大夫進入官場，他們不僅自覺提高克己戒貪、清正廉潔的個人操守，而且還懷著強烈的關心民生疾苦、維護社會公正的社會責任感。很多士大夫在為官從政時特別注意體察民情，范仲淹所說的“求民疾于一方，分國憂于千里”，鮮明地體現(xiàn)了這種以民為本的時代精神，并為許多士大夫所踐行。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進士陳希亮在地方和中央先后任官三十余年，為人剛直寡欲，大公無私，王公貴人也很忌憚他。嘉祐二年（1057年），陳希亮擔任開封府判官。朝廷因三司事務冗繁，簿書留滯，又命他兼理開拆司。地方三司簿書滯留成百上千件，他日夜考核屬吏督促審理，九個月時間完成了三分之二，并嚴厲懲罰了不稱職的官吏。當時榮州十八口鹽井，由于年份較長幾近枯竭，但地方官仍然課稅如初，導致三百余家鹽戶破產抵稅。陳希亮得知后為鹽戶著想，退還了鹽戶被沒收的財務，減免賦稅三十余萬斤。史家認為他“見義勇發(fā)，不計禍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于仁恕，故嚴而不殘”，因而得到世人的尊敬。

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夏天，吳越大旱。越州（今浙江紹興）知州趙抃在饑荒到來之前預做準備，調查摸底，了解下屬各縣有多少鄉(xiāng)受災，有多少戶百姓能夠養(yǎng)活自己，需要官府救濟的有多少人，官府可以用于救災的錢糧有多少。征收富戶、僧人、道士的余糧，得四萬八千多石用來賑災。他在城鄉(xiāng)路口設置了五十七處發(fā)糧之所，方便百姓就近領取，以減少饑民流亡。又調出官糧五萬二千余石，按平價賣給百姓，設置賣糧點十八處，給買糧人提供方便。第二年春天，瘟疫流行，趙抃命令官府設置診所，安置患疾無家可歸的人。當時朝廷規(guī)定，災年給窮人發(fā)放救濟糧到三月底即止，但這一年發(fā)放到五月才結束。有不符合公文規(guī)定的事，趙抃一概自己擔當責任，而對救災有益的事就立即施行。趙抃早晚操勞賑災撫民沒有絲毫懈怠，事無大小都一定親自處理，大大減輕了災害和瘟疫造成的損害。

司法公正與社會生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司法腐敗給百姓生活帶來極大的災難和痛苦。鑒于唐末以來綱紀不立、法制不振的歷史教訓，宋代十分注重加強法制建設，兩宋立法活動的頻率與規(guī)模是前代無法比擬的。宋初制定的《宋刑統(tǒng)》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法典，并與后世陸續(xù)制定的敕、令、格、式、例等多種法律形式，共同構成了相當完備的法律體系。宋太宗曾告誡大臣說：“法律之書，甚資政理，人臣若不知法，舉動是過，茍能讀之，益人知識。”宋仁宗說：“法制立，然后萬事有經，而治道可必。”將法制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條件。宋神宗時的士大夫彭汝礪說：“異時士人未嘗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進之，而無不言法令。”在這一背景下，宋代士大夫整體的法律知識大為提高。

儒家倡導的禮法并用、寬猛相濟、以民為本等法律思想觀念，很大程度上主導著宋代士大夫的司法實踐。他們在審判案件時，重視把法令的貫徹落實到民間疾苦之中，能夠較好地保障司法公正。例如，包拯任開封知府時，取消訴訟當事人所遞訴狀須先交“門牌司”，由門牌司收轉的舊制，讓百姓有冤者可以直接到庭前申訴，屬下胥吏因此失去勒索錢財的機會。當時京師流傳“關節(jié)不到，有閻羅包老”的民諺，包拯成為公正執(zhí)法的象征而受到人們的景仰。再如唐介擔任岳州（今湖南岳陽）沅江令，秉公執(zhí)法，嚴肅法紀，在不長的時間內便處理完了沅江的歷年積案，糾正了許多冤案，由此得到“善治”之名。

南宋寧宗嘉定十五年（1222年），南宋理學家真德秀任潭州知州。他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等理學大家的思想勉勵士人，以“廉、仁、公、勤”四字勉勵僚屬，要求下屬要為民去“十害”。這“十害”之中，有六項涉及司法腐敗，包括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系、慘酷用刑、泛濫追呼、招引告訐等，對司法公正給予了高度重視。

從宋人留下的《名公書判清明集》所記載的四百余篇司法判詞來看，宋代士大夫在司法審判中重視證據收集和判別真?zhèn)危踔恋教镩g地頭實地調查，注重依法判決，他們著眼于國運興衰、民生疾苦，自覺運用法制思維探索治國理政的途徑，深刻影響了國家的法制思想和社會政治秩序，并對維護司法公正、保障百姓權益具有積極作用。

宋代立國三百余年，雖然面臨來自內部與周邊的諸多新問題與新挑戰(zhàn)，但是仍然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文化發(fā)展的又一個高峰。它在物質文明、人文精神方面的突出成就，在政治文明、制度建設方面的獨到建樹，使其無愧為歷史上文明昌盛的輝煌階段。這些成就的取得，與宋代士大夫勤政愛民、反腐倡廉、清明公正的從政精神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這種精神作為中國古代優(yōu)良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對于復興中華文明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中國政法大學科研創(chuàng)新項目“宋代地方治理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081842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②[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責編/韓拓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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