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個優(yōu)秀的村干部不僅要有政策解讀和執(zhí)行能力，能夠出色地完成各項任務，還要有豐富的社會閱歷，能夠用地方性規(guī)范服務群眾、治理村莊。村干部的工作細小瑣碎，工資收入不高，加之當前脫貧攻堅和鄉(xiāng)村振興工作任務繁重，在個別地方，村干部儼然成了一個“苦差事”。

【關鍵詞】村干部 脫貧攻堅 鄉(xiāng)村振興 【中圖分類號】D267 【文獻標識碼】A

今年是脫貧攻堅決戰(zhàn)決勝之年。村干部是脫貧攻堅的主力軍，在精準識別、精準幫扶和精準脫貧等工作中，都發(fā)揮著難以替代的作用。然而，這一獨特的地位也恰恰導致一些地方的村干部成了一個“苦差事”。由于脫貧攻堅時間緊、任務重，村干部儼然成為了“全職干部”，一些村干部因為工資收入不足以維持家庭生計，產生了“撂挑子”的想法。因此，不少貧困地區(qū)的脫貧攻堅工作，基本上依靠上級下派的扶貧工作組開展，村干部反而成了副手，發(fā)揮作用并不明顯。那么，在脫貧攻堅和鄉(xiāng)村振興過程中，制約村干部作為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村干部積極作為需要哪些制度條件？

村干部是不是“苦差事”，主要是基層“最后一公里”的性質決定的

當前，全國各地都在探索脫貧攻堅和鄉(xiāng)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問題。村干部是鄉(xiāng)村振興的重要主體。一方面，人才是鄉(xiāng)村振興的關鍵，人才匱乏是農業(yè)農村發(fā)展的一大瓶頸。因此，需要一些能人、返鄉(xiāng)大學生扎根鄉(xiāng)村，讓這些人才既能在產業(yè)興旺中獲得人生價值，又能在鄉(xiāng)村治理中發(fā)揮帶頭作用。另一方面，“給錢給物，不如建個好支部”，加強黨的領導，培養(yǎng)千千萬萬的優(yōu)秀基層黨組織帶頭人，是鄉(xiāng)村振興重要的組織保障。說到底，脫貧攻堅和鄉(xiāng)村振興是黨中央確定的重大戰(zhàn)略，村干部恰恰是重大戰(zhàn)略實施過程中打通基層“最后一公里”的關鍵環(huán)節(jié)?？陀^上說，當前個別村干部之所以成為“苦差事”，主要是基層“最后一公里”的性質決定的。

一直以來，我國對村級組織的定位是，村黨支部是農村基層黨組織，村委會是自治組織，村兩委干部的職業(yè)身份并未因擔任村干部而改變，他們并非專職干部，而是兼職人員。在一些城市化水平比較高的地區(qū)，村干部已經接近于職業(yè)化。比如，在江蘇、上海等地區(qū)，由于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比較強，集體經濟比較發(fā)達，村干部可以專門從事管理服務工作，獲得較好的經濟收入。這些地區(qū)的村干部，雖是自治組織成員，也要經過村民選舉認可。但基層黨委政府通過換屆選舉，并開放出大量集體企業(yè)管理、公益服務等崗位，使得優(yōu)秀村干部有較好的職業(yè)保障。這些地區(qū)的村干部，因為有較好的經濟收入，也有穩(wěn)定的職業(yè)保障，盡管也要承擔諸多細小瑣碎的工作，但擔任村干部并不是一個“苦差事”。

全國絕大多數地區(qū)的村干部仍然是以兼職的身份履職的。在絕大多數地區(qū)，村干部的工資以誤工補貼的形式發(fā)放，收入并不高。村民擔任村干部的動機是多元的，經濟激勵只是一方面。比如，在浙江的廣大農村地區(qū)，雖然民營經濟發(fā)達，但村集體經濟并不算發(fā)達。并且，長期以來，地方黨委政府對村干部誤工補貼的財政支持力度并不算大。但當地的村兩委選舉競爭甚是激烈，地方經濟精英有較強的擔任村干部的動力，以至于形成了“富人治村”現象。富人競選村干部，主要不是為了獲取經濟報酬，而是為了獲得社會地位和市場機會。

在普通的中西部農業(yè)型地區(qū)，人們當選村干部的主要動力也不是經濟待遇。事實上，這些地方的村干部的補貼標準可以比照當地的勞動力市場。一般情況下，當村干部當然不至于“虧”，但也談不上能夠獲得多大的經濟利益。比如，有些地方近些年提高了村干部待遇，如果村干部的工作還是和以前一樣，只是處理簡單的村務，并不影響自己的勞動生產，那么他們的待遇不算差。但如果村干部忙到沒有時間打理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則待遇就不算高了。可見，人們之所以還愿意擔任村干部，前提是基本待遇有保障；更關鍵的是，村干部還是一種身份象征。比如，在有社會競爭的村莊中，擔任村干部不僅是對個人威望和能力的認可，也是家族等社會集團一致行動的結果。

村干部是不是“苦差事”，取決于基層黨委政府對村級組織和村干部的定位

只要村級組織是一個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和自我監(jiān)督的自治組織，村干部的主要工作便是村務和少量配合政務的工作。村務工作的一個主要特點是細小瑣碎，且無規(guī)律性。這就意味著，村干部必須在日常生產生活中去完成這些事務。比如，鄰里糾紛的調解、農業(yè)生產中的合作用水、為村民辦理各種證明等，幾乎都要“有求必應”。而“有求必應”的前提是，村干部必須在村，熟悉村莊生活的規(guī)律。村干部只有長期居住在村莊，才能讓群眾隨時找得到，群眾的訴求也能及時得到回應。只有熟悉村莊生活規(guī)律，村干部才能找到最為簡約有效的辦法去滿足群眾的訴求。比如，鄰里糾紛的調解，不僅僅是要讓矛盾分出個是非曲直，更重要的是在調解過程中修復群眾之間的關系。因此，村干部的理想狀態(tài)是，在生活中完成工作，融工作于生活中。一個優(yōu)秀的村干部不僅要有政策解讀和執(zhí)行能力，能夠出色地完成黨和政府交辦的各項任務，還要有豐富的社會閱歷，能夠用地方性規(guī)范服務群眾、治理村莊。

在這個意義上，對于那些合格的村干部而言，當干部并不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也就是順便完成而已。因此，村干部并不是一件“差事”，更談不上是“苦差事”，甚至還是一件極有面子的事情。

某種意義上，一些地方的村干部之所以不好做，并不在于差事苦不苦，而在于他們普遍面臨角色沖突的困境。如果村干部將自己定位為基層政權的代理人，盡心盡力為基層黨委政府辦事，當然會得到基層政府強有力的支持。但是，如果村干部在執(zhí)行國家政策的過程中，總是和基層黨委政府講條件，甚至于很多村干部不惜和黨委政府對著干。這類村干部可以獲得一些群眾的認可，做工作也比較簡單，但在碰到一些剛性政策時，他們就很容易被基層政權替換。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發(fā)現，兩種類型的村干部都很容易因為角色沖突而被迫辭職。畢竟，對于當時的村干部而言，他們獲得的經濟利益僅僅是誤工補貼而已。即便可以從中獲得一些灰色利益，也是小好處，并不足以讓其不惜付出聲譽代價。

當前，人們之所以認為一些村干部是個“苦差事”，主要還是村級組織行政化和村干部職業(yè)化改革所致。村級組織行政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從治理事務上看，政務急劇增加。一方面，基層黨委政府通過治理重心下沉或服務下沉，將行政事務下沉到村（社區(qū)）一級。比如，低保、養(yǎng)老、殘疾人、流動人口管理、合作醫(yī)療、計劃生育等，均在村一級設置了專干。很多村莊由于行政資源有限，村干部需要兼職處理這些政務。近些年來，隨著脫貧攻堅、污染防治和掃黑除惡三大攻堅戰(zhàn)的開展，以及一直在開展的美麗鄉(xiāng)村建設，村級組織需要配合的臨時政務工作也越來越多。另一方面，一些傳統(tǒng)的村務工作也有行政化的趨勢。比如，黨建工作的規(guī)范化程度越來越高，基層黨組織要完成的陣地建設、活動和臺賬等工作急劇增加。另外移風易俗等工作，也因為地方黨委政府加大了工作力度，而變得更加繁重。

從治理方式上看，內務工作急劇增加。村級治理向來是面對面開展群眾工作的，其工作方式主要是通過做思想工作，在農民家中、田間地頭開展工作。因此，村莊治理基本上是一件外務工作，而不可能單純依靠辦公室事務來實現。但是，近些年在基層治理現代化的驅動下，村莊治理的規(guī)范化、制度化和標準化程度不斷提高，辦事留痕的原則已經滲透到了村級治理全過程。結果是，村干部除了要做大量的群眾工作，還要承擔工作負荷一點也不亞于外務工作的內務工作。事實上，內務工作不僅增加了村干部的工作量，也壓縮了村干部的自主性。

從治理要求上看，標準越來越高。近些年來，目標考核制被廣泛引入鄉(xiāng)村治理中。基層黨委政府通過千分制、百分制等評價體系，對村級組織和村干部進行考核。這雖然強化了基層黨委政府對村級組織的管理，但也在客觀上導致村干部工作取向的變化。如果說，過去村干部還在代理人和當家人之間存在角色沖突的話，那么，在嚴格的考核制下，村干部基本上按照基層黨委政府的指揮棒在開展工作。上級檢查考核的泛濫，增加了村干部負擔，村干部還普遍面臨追責風險，其差事之苦，不僅在于工作量的增加，還在于自由裁量權的壓縮和問責風險的壓力。

客觀上，由于村級事務急劇增加，工作標準也急劇提高，很多地區(qū)的村干部事實上已經職業(yè)化了。有些地方并未要求村干部職業(yè)化，但不斷增加的工作量，迫使他們主動放棄自己的家庭事務，全心投入到村干部工作中去。有些地方開展了半職業(yè)化探索，要求村級組織每天有人值班，村干部實行輪班制。相當大一部分地區(qū)則實行了全職化，所有村干部都要坐班，村干部的作風也納入了基層紀委的監(jiān)督范疇。

顯然，村級組織的行政化和村干部的職業(yè)化與村級組織的自治性質并不匹配。其顯著表現是，村干部的工作方式、報酬和待遇有顯著差異。甚至于，很多人在擔任村干部后，因為無法兼顧家庭生計，家庭收入大大降低。

村干部是不是“苦差事”，還和農村社會分化和村干部群體轉變密切相關

在村莊事務不多，壓力不大，村干部可以兼顧家庭生計的情況下，村干部看中的不僅僅是誤工補貼，而是村干部的身份價值。這一身份價值，包括社會認可、市場機會和政治賦權等多個方面。在這個意義上，村干部是不是“苦差事”，還和農村社會分化和村干部群體轉變密切相關。

在社會分化比較嚴重的地區(qū)，擔任村干部具有極強的象征意義。前已述及，一些地方曾一度出現富人治村現象，村莊的富裕階層參與選舉的熱情比較高。主要原因是，很多富人在經濟上獲得成功后，需要通過當選村干部來獲得社會認可。這一認可，不僅包括在村莊掙得面子，也是以此獲得基層黨委政府的承認，反過來為其經濟活動創(chuàng)造更多的機會。在這個意義上，哪怕富人們愿意為村莊事務投入全部精力，也并不意味著村干部是一個“苦差事”，他們獲得的社會價值遠大于經濟報酬。甚至于，一些富人為了增加獲選機會，承諾不拿工資，自己出錢為村莊做公益事業(yè)。長此以往，競選村干部就成為村莊社會階層分化的特定的社會機制。是否有能力參與競選，并擔任村干部，往往成為經濟精英獲得社會地位的重要條件。而對于普通群眾而言，因為無法承諾不拿誤工補貼，更不可能自掏腰包包攬村莊的公益事業(yè)，也就自覺地退出了村莊政治舞臺。

而在社會分化不太嚴重的農村地區(qū)，擔任村干部除了社會榮譽等原因外，最重要的是，這是一份穩(wěn)定而有保障的兼業(yè)。在大多數農村地區(qū)，農民家庭生計呈現出“半工半耕”的特征。絕大多數家庭的年輕人外出務工，老年人和小孩留守農村。隨著少子化時代的到來，有相當部分已經當上了爺爺奶奶的中年人留守農村。這一部分農民，無論是在村莊人口結構上，還是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均是中堅力量。比如，他們雖然留守農村從事農業(yè)生產，但多少還可以兼營副食店、代銷農藥化肥、充當農副產品的經紀人等。村莊中的紅白喜事，這群人也是主持操辦者。因此，他們堪稱“中堅農民”。中堅農民擔任村干部，有天然優(yōu)勢：他們在村，熟悉村莊，本身就是村莊社會事務的操辦者。對于他們自身而言，一年幾萬元的村干部誤工補貼，也相當于多了一份兼職。在這個意義上，只要不影響農業(yè)生產，中堅農民對擔任村干部是有積極性的。

然而，隨著村級組織行政化和村干部職業(yè)化的推進，村干部已經越來越接近于“事務官”。村干部雖然是通過村民選舉上臺的，但其自主性已經大大降低，亦不太可能通過村干部這個職位提高其社會和經濟地位。因此，村干部群體從之前的在村莊政治生活中享有社會威望、政治權威和經濟地位的精英，變成“拿錢的辦事員”，事實上，越來越多的村干部認同這一定位。這一轉變無論是對富人還是對中堅農民，都是一大沖擊，在他們看來，擔任村干部和其家庭生計之間存在沖突。

當前，不少地方希望進一步提高村干部待遇，并加強職業(yè)化導向，為村干部提供更多的職業(yè)前景來吸引年輕人擔任村干部。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如何提升待遇，村干部的收入都難以支撐年輕人結婚生子買房等家庭再生產的需要。同樣，在經濟發(fā)展水平一般的地區(qū)，無論如何拓寬職業(yè)前景，既有的政策工具也很難讓村干部變成一個穩(wěn)定而有前景的職業(yè)。要讓村干部不再是一個“苦差事”，讓更多的年輕人投身其中，要重新明確村委會的自治性質和村干部的兼業(yè)特征。簡單而言，要讓那些本來就有決心在農村創(chuàng)造一番天地的年輕人，在不影響其事業(yè)的前提下參與到村干部工作中去。

（作者為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員）

責編/趙橙涔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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