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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治@文化解碼】塑造“家國合力”推進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

【中國之治@文化解碼】

【中國之治@文化解碼】專題

【中國之治@文化解碼】專題

作者:孔新峰 山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了《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這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中央對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作出的戰(zhàn)略謀劃和全面部署。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綿延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愛國主義始終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終是激勵我國各族人民自強不息的強大力量。

歌曲《國家》的歌詞涉及“家國同構”:“都說國很大,其實一個家”,“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談到對“家富”和“國強”孰先孰后的認識:“國強”才能“家富”,所謂“有了強的國,才有富的家”;還隱約透露出中國人理解的理想國家治理體系,不僅僅是一種制度之理的“物理”體系,同時還強調人心之理與人倫之理的“心理”“倫理”體系,那便是:“國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國以和矗立”,如此,才能使“國和家連在一起,將創(chuàng)造地球的奇跡”,才能讓我們自豪且自信地高歌:“我愛我的國,我愛我的家,我愛我國家。”

“國家”與“家國”,兩個漢字顛倒位置,意趣大有不同

在傳統(tǒng)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中,“家”與“國”這兩個詞,構成了一個新詞“國家”。無論是強調自然與人文風物的“國土”(country),強調法律與政治制度的“國制”(state),抑或強調血脈、文化及政治共同體的“國族”(nation),上述種種意象盡收“國家”這個新詞之中。但是,中國人傳統(tǒng)中理解的“國家”,其機理實際上是“家國”,兩個漢字顛倒位置,意趣大有不同。

從古典政治觀之,古希臘城邦與周天子封邦,分別奠定了深刻影響中西政治文明走向的“城國”(City-State)與“家國”(Family-State)想象。前者假定,“人是城邦(‘政治’)動物”;后者主張,“人是家的(‘倫理’)生靈”。周初封建,周天子富有“天下”(“四海為家”)而建“國”,諸侯有其“國”(“以國為家”)而立“家”,卿大夫有其“家”而為次級卿大夫置“側室”,如是者層層“封建”,實則構成了基于宗法血緣的一層層的“大家”與“小家”。《大學》首章,被朱晦庵尊奉為“經(jīng)”,被王船山稱為“圣經(jīng)”,明確說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唯有“修己”方可漸次“安人”和“安百姓”?!睹献?middot;離婁上》則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朱蘇力教授曾指出,農(nóng)耕社會的“齊家”是歷史中國制度形成的一個重要維度。“家”是儒家學說的邏輯起點,也是傳統(tǒng)中國人“修身”的物理與心理的棲息所,人性、倫理和德行的養(yǎng)育場。愛有差等,施自親始,從“親親”親子利他、親緣利他,到“尊尊”“賢賢”超越親緣之愛的衍生處,也在“家”。“家”與“國”并非截然兩分,小“家”是大“國”的縮影,“國政”是“家政”的擴大化,“家”是“國”的根本,“家國”秩序的維系以“家”為圓心。此乃中國古代憲制“家國同構”的基本模式。“齊家”進而“治國”“平天下”,體現(xiàn)出傳統(tǒng)中國國家治理打通“心理”“倫理”與“治理”的鮮明特質。

秦漢帝國以郡縣天下取代封建天下,但宗法制下的“家國天下”想象沒有實質改變。中國的國家制度構建運動是“早慧”而“早滯”的。就“早慧”而言,東周列國軍事爭斗與諸子思想爭鳴塑造的儒法帝國,蘊含了西歐在約18個世紀之后才逐漸發(fā)育出的現(xiàn)代“國民國家”(Nation-State)的諸多理性化成分,如強調基于官僚制的行政理性,皇權之下較為廣泛的代表性與包容性,較為鮮明的禮法治理品格,及重視觀念濡化等;然而,就“早滯”而言,較之西歐現(xiàn)代“國民國家”所具備的若干功能特征(如公共性)及結構特征(如分殊性與自主性),特別是較之“高揚國家主權與個人主權、直接建立二者勾連而打消中間層”的自由主義國家建構學說,傳統(tǒng)中國“家國天下”重“家國一體”而忽“家國之別”的理論缺憾日漸彰顯。要知道,德國公法學家吉爾克曾將現(xiàn)代西方自由主義建國邏輯,精辟地概括為“國家主權”(Sovereignty of the State)與“個人主權”(Sovereignty of the Individual)這兩大核心原理。近現(xiàn)代發(fā)生的家庭革命、國民塑造等運動,便或多或少受到上述理論邏輯的激發(fā),更受到“三千年未有之變”的國勢困局激蕩,一度試圖以極其激進的方式消滅“家國”以拯救“國家”,但“家國”迄今仍然頑強地存活著。雖然傳統(tǒng)家族主義和家國模式的憲制秩序似乎難以為繼,但普通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家庭觀念”和“家國情懷”依然濃厚。

“國”與“家”在當代中國的“破鏡重圓”有很多體現(xiàn)

然而,當此“鄉(xiāng)關何處”之時、“家國焉在”之際,中國乃至世界的有識之士卻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個人”乃是理性主體進而是權利主體,而儒家之“身”更強調關系性的德性主體,在“權利話語”(rights talk)盛行之余,價值虛無主義甚囂塵上;現(xiàn)代“國家”在“上帝已死”的情境下,成為人造的神祇“利維坦”,但也因為對“家”的滌蕩和對“天下”的桀驁,使“國家理性”屢有畸變?yōu)?ldquo;國家主義”的危險。“家”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生活意義的喪失、治理成本的高企乃至認同政治的挑戰(zhàn)。對于當代人類面臨著的許多突出難題,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中曾例舉為,貧富差距持續(xù)擴大,物欲追求奢華無度,個人主義惡性膨脹,社會誠信不斷消減,倫理道德每況愈下,人與自然關系日趨緊張,等等。

因此,推進具有中國品格、中國氣象乃至世界擔當?shù)漠敶袊鴩抑卫憩F(xiàn)代化,亟待將化解“家國矛盾”、塑造“家國合力”作為當務之急。“國”與“家”在當代中國的“破鏡重圓”有很多的體現(xiàn),特別集中在生育政策、喪葬政策、教育投資、美德養(yǎng)成、基層治理乃至打造“擬家庭化”的“命運共同體”等方面。近年來黨和國家頒布的諸多方針政策,對“家庭”作用的重視可謂空前彰顯。例如,2019年10月印發(fā)的《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指出,要把社會公德、職業(yè)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作為著力點,要求“完善家庭、學校、政府、社會相結合的思想道德教育體系”,突出家庭在公民道德培養(yǎng)中的重要性;又如,2019年11月印發(fā)的《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多次提及“家國情懷”,并提出“豐富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的實踐載體”,“注重運用儀式禮儀……鼓勵居民家庭在家門前適當位置懸掛國旗”等;再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也強調“注重發(fā)揮家庭家教家風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等等。

有人曾問王陽明:“大人之學,何以在于明明德乎?”王陽明的回答是:“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大人”如是,“大黨”與“大國”的“大的樣子”亦應如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三個“共同體”,一定程度上與上述“家”的想象若合符契:“人與自然共同體”——“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國猶一人”;“人類命運共同體”——“天下猶一家”。除了天道追求與天下?lián)敚瑢靡驯晃勖偷凸赖?ldquo;家”的價值,應予以更加審慎公允地看待。在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實踐中,甚至在基于中國經(jīng)驗、富有中國氣象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構建中,均宜念茲在茲、久久為功。

[責任編輯:王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