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著不同方言，在不少典籍里都有記載?！抖Y記·王制》記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說文解字·敘》：“諸侯力政，不統(tǒng)于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并吞六國，統(tǒng)一天下，需要規(guī)范文字，提出“書同文”的政策，否則公文難以理解，政令無法推行。“書同文”消滅了文字異形現(xiàn)象，卻統(tǒng)一不了語音，也就是說漢語方言分歧仍然存在。社會的發(fā)展，國家或民族的統(tǒng)一，必然需要產(chǎn)生一種超越方言之外的共同語。那么，我國古代漢民族的共同語是如何形成的？古代共同語的普及程度如何？古人要走上仕途，是否須掌握共同語？

古代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

雅言。最早的共同語稱作“雅言”，《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zhí)禮，皆雅言也。”也就是說，孔子在日常生活中用魯?shù)胤窖越涣?，在誦讀《詩》《書》和執(zhí)禮時，使用雅言。語言學家楊伯峻在《論語譯注》中注：“‘雅言’指當時中國所通行的語言。”

雅言的產(chǎn)生，是由于各地區(qū)、各諸侯國交際需要自發(fā)形成的。關于雅言的形成時間和基礎方言，文化學者朱正義認為大約形成于西周時期，是以王畿所在的關、洛一帶的方言為基礎，以鎬京音為天下“正音”。①語言學家李新魁認為西周至東周時期，雅言的基礎方言是中原地區(qū)河南一帶的方言，也就是說，周代仍然繼承了商人以殷墟為中心發(fā)展起來的中原共同語。②無論哪一種說法，雅言都是共同語最早的形式，其產(chǎn)生是現(xiàn)實生活客觀交際的需要。在方言各異時代，由于雅言的通行，各諸侯聘使往來，宣達辭令，周游列國，縱橫捭闔才成為可能。也就是說，從西周開始，在正式交際場合就要使用當時通行的共同語。

通語。西漢揚雄作《方言》，在體例上仿《爾雅》，《方言》中有“通語”“凡語”“凡通語”“通名”等名稱，“通語”等指的是通行地域較廣的共同語。東晉郭璞對《方言》作注時也常常使用“通語”名稱，如有“今通語”“北方通語”“四方通語”等。唐代慧琳《一切經(jīng)音義》卷九：“……蛆，知列反，南北通語也。”這里“南北通語”指當時的共同語。“通語”名稱從漢代一直沿用到元代，是對雅言的繼承和發(fā)展。

根據(jù)李新魁的調(diào)查，由漢代發(fā)展到唐代，洛陽一帶的方言一直作為共同語的基礎。宋代以后漢語共同語仍舊是以中原語音為標準，中原雅音一直處于“天下正音”的地位。③如元周德清《中原音韻》：“惟我圣朝，興自北方，五十余年，言語之間，必以中原之音為正。”歷代都城均處于全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中心，都城方言成為權威方言是不言而喻的，元代大都話對共同語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到了明清時期，北京話成為權威方言。

官話?！冻r實錄·成宗實錄》十四年（1483），明廷的使者與朝鮮官員在對話中提及了“官話”。故有學者認為“官話”一詞最早出現(xiàn)的確鑿時間是1483年。但官話的形成，是在第八、九世紀，也就是在中唐時期。④“官話”本來是指官吏所說的話，也就是官場上通行的話。由于方言分歧嚴重，官吏到外省或京城做官，不能說自己的家鄉(xiāng)話，只能說當時官場上通行的話。那么，官話的基礎方言是哪里的方言呢？語言學家王理嘉指出：“所謂官話，大體上就是在書面語的基礎上使家鄉(xiāng)話盡量向以京音為中心的北方話靠攏。”⑤即官話沒有明確統(tǒng)一的語音標準，和都城方言語音接近的都看成官話，今天的官話都屬于北方方言。

1911年，滿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機構通過了“統(tǒng)一國語辦法案”，審音標準以京音為主，于是“官話”名稱被“國語”所取代。1955年10月相繼召開了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問題學術會議，用“普通話”代替“國語”，同時對普通話作了科學的定義：“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xiàn)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guī)范。”這樣，漢語通用語的規(guī)范標準得以確立下來。

共同語在民間的推行和普及

古代各地平民百姓的流動性不大，他們沒有說共同語的客觀需要。語言學家周有光指出，從孔子時代到清朝末年，使用共同語的主要有政府官吏、士大夫階層，以及在異地之間進行貿(mào)易的行商，廣大人民跟共同語沒有關系，他們安土重遷，大都是文盲，沒有在大范圍內(nèi)彼此進行語言交際的條件。⑥

古代漢民族共同語沒有普及的原因，一是平民百姓流動性小，沒有使用共同語的客觀需求，因此各地方言分歧一直嚴重。盡管秦朝為了適應中央封建專制的需要，采取了“書同文”的措施，統(tǒng)一了文字，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漢語走向統(tǒng)一，但由于沒有解決語音相同的問題，不同地域之間，方言仍存在很大差異。如西漢揚雄從實際語言出發(fā)，記錄了豐富的方言材料，編成了一部《輏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北齊文學家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音辭》中指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訛鈍，得其質(zhì)直，其辭多古語。”盡管古代有多次“正字”“正音”運動，但“正字”“正音”也主要在士人中推行。如編纂《洪武正韻》的目的，是因為明太祖朱元璋“以舊韻出江左，多失正音，命與廷臣參考中原雅音正之。”總之，共同語的使用一直限于讀書人。

二是在清朝雍正之前，朝廷沒有大力倡導和推廣，沒有專門的地方學。清代雍正年間，朝廷意識到不懂官話會影響到政令的推行，于是雍正才下詔，在不懂官話的地區(qū)推行官話。《清末文字改革文集》記載：“我大清國統(tǒng)一天下，豈容各省言語互異，不相聞問，不相交接？”清政府的《學堂章程》規(guī)定：“各國語言，全國皆歸一致……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內(nèi)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多捍格。茲以官音統(tǒng)一天下之語言，故自師范以及高等小學堂，均于國文一科內(nèi)，附入官話一門。”這些規(guī)定大大推動了共同語在民間的推行和普及。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交流的頻繁，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共同語的重要性。如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9條規(guī)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古人入仕是否必須掌握共同語

歷朝歷代在官吏的選拔標準上都有明確的規(guī)定，但到清朝雍正之前，朝廷沒有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規(guī)定官吏必須掌握共同語。那么，古代官吏入仕是否必須掌握當時的共同語呢？我們從學校教育、科舉考試、入仕后的客觀需要三個階段來考察。

一是學校教育，是士人學習共同語的主要途徑。從夏朝起有了學校，國家通過學校教育方式培養(yǎng)入仕人才?！睹献?middot;滕文公上》記載：“設為庠序?qū)W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教育學家栗洪武指出上古時期學校教育具有這樣一些特征：學校既是儲才之所，又是育人之地。⑦無論是卿大夫以上世襲官員還是從士中選拔的官吏，都需要通過學校進行培養(yǎng)，即官學教育。除了官學教育，孔子、老子、墨子等人都創(chuàng)辦了私學教育。不管是哪種形式的教育，學校都是培養(yǎng)治國人才的重要場所。

學校教育很注意語言的規(guī)范訓練，先秦還有專門負責整理語言文字工作的官員，然后由他們自上而下逐步推行規(guī)范語言。由于學生來自不同地域，學校采用當時的共同語進行授課，如孔子講課就用雅言。方言和共同語各有一定的使用范圍，“雅言者，正言也。謂造次談論，或用方言，至于諷誦《詩》《書》，臚傳典禮，則其言必一出于雅正……田夫野老，或用方言，而士大夫則無有不知雅言者。”⑧可見，古代士人經(jīng)過學校教育，基本掌握了當時的共同語。

二是科舉考試，要求士人必須學會共同語。戰(zhàn)國以前，官吏多為世襲貴族，國家政權被嚴格限定在貴族范圍之內(nèi)，官職高下是根據(jù)血緣關系的親疏來確定。從戰(zhàn)國起，官吏開始采用薦舉制，漢代被舉薦的吏民經(jīng)過皇帝“策問”后按等第高下授予官職，這就要求被舉薦之人必須熟練掌握當時的共同語。

隋以后以科舉取士為主，科舉取士以后，要想入朝為官就要參加科舉考試。唐代的科舉考試，必須遵守禮部規(guī)定的音韻標準，宋代的《廣韻》《集韻》、明代的《洪武正韻》等韻書，為官方修訂，是當時規(guī)范的讀書音，考官要根據(jù)韻書來出題做詩，如明代科舉考試的用字讀音均以《洪武正韻》為準。韻書是士人們確定讀音標準的依據(jù)，士人要參加科舉考試，就需要認真學習韻書，這大大促進了士人對共同語的學習?？婆e考試中有筆試和口試。“口試時，考生要求以文讀即官方規(guī)范的讀書音來與考官交流。通過考試的合格者，被委任官職后，都要求口說規(guī)范話，手寫規(guī)范字，為社會的語言規(guī)范化起表率作用。”⑨到了殿試，由皇帝親自篩選，士人能用標準的口語進行交流就變得非常重要了?？梢?，通常考取功名的學子在入仕前都差不多掌握了當時的共同語。

三是入仕后，政令的發(fā)布等都要用共同語，共同語是他們必須精通的語言?！抖Y記·哀公問》記載：“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漢代經(jīng)學家鄭玄注曰：“直猶正也。”“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義全。”即發(fā)布政令須使用大家都能聽懂的“正言”，“正言其音”就是說用規(guī)范的共同語去誦讀先王典法。古人入仕不得不接受這種正言的訓練，共同語是他們必須精通的語言。清代考據(jù)學家顧炎武曾在《日知錄》中指出：“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xiāng)之音，亦君子所不取也。”

從“官話”名稱看，古代官吏要到京城或外地任職，都不能說自己的家鄉(xiāng)話，必須說官場通行的官話。凡是進京做官的官員必定要挑選官話講得好的，否則沒發(fā)展機會。宋《青箱雜記》記載了劉昌言是泉州人，因不會共同語而影響到了升遷。乾隆十四年，福建按察使陶士向乾隆皇帝請求在郡縣生員、童生的歲試中將“通曉官話者拔為前茅”。

到了清代雍正年間，雍正皇帝下詔，在不懂官話的地區(qū)推行官話，并規(guī)定八年內(nèi)還學不會官話的人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并責令閩廣兩省設立正音書院，專門教授官話。其起因在典籍里有記載，乾隆《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首《圣謨》的諭書記載：“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系鄉(xiāng)音，不可通曉……上下之情捍格不通，其為不便實甚。”⑩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也有記載：“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jiān)、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可見，在古代要想入仕為官，不會共同語是不行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共同語的學習和推廣。

（作者為西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重慶市社會科學規(guī)劃“成渝地區(qū)雙城經(jīng)濟圈”重大項目（項目編號：2020ZDSC09）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è)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編號：SWU1909022）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