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漢時期是大一統(tǒng)政治格局形成和鞏固的重要歷史階段。國家行政權力在基層與宗族構成、社的作用、巫的影響相結合，保障了社會結構的大致穩(wěn)定，經(jīng)濟生產(chǎn)的大致正常，教育形式的大致合理。國家政治在民間社會得以落實。在這樣的歷史文化形勢中，吏的作用是積極的。秦漢基層的吏，其人選、職任、社會關系和文化作用，都值得考察和說明。吏在基層社會的多種表現(xiàn)，有益于穩(wěn)定秩序的維護。

【關鍵詞】秦漢  吏  基層政權  民間社會  秩序    【中圖分類號】K232    【文獻標識碼】A

秦漢時期，大一統(tǒng)政治權力對基層的控制，依靠吏的表現(xiàn)逐步完備。吏必須與民間多種具有影響力的勢力結合，方能提高行政效能。吏代表國家行使權力，對普通民眾的管制、驅使、奴役會激起不滿和反抗。柔性的政治管理，以“教化”為主題，在儒學成為社會意識形態(tài)正統(tǒng)之后，因民本理念的影響，有“循吏”風格出現(xiàn)。秦漢基層社會的吏，對于民間治安的維護、農(nóng)耕的經(jīng)營、民生的滋養(yǎng)，都發(fā)揮了有益的作用。基層的吏或有得到上升機會者，他們多會因曾經(jīng)接近底層的經(jīng)歷，以開明的態(tài)度從事高層政務。

鄉(xiāng)官和里吏

《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說，全國基層行政建置，“鄉(xiāng)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又寫道：“十亭一鄉(xiāng)，鄉(xiāng)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皆秦制也。”大概秦統(tǒng)一后的短暫行政史中，已經(jīng)使得基層管理制度逐漸完備?！独m(xù)漢書·郡國志五》“日南”條引《東觀書》：“永興元年，鄉(xiāng)三千六百八十二，亭萬二千四百四十二。”漢墓壁畫題榜有時會看到“以上皆食太倉粟”文字，或許可以理解為享受官祿的身份炫耀。秦漢基層“鄉(xiāng)”“亭”的行政管理人員是否是國家正式官吏，或許存在疑問?！逗鬂h書》卷二一《任光傳》李賢注引《續(xù)漢志》說，“三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一鄉(xiāng)人”。這樣看來，鄉(xiāng)的“三老”“游徼”是郡級行政機構任命，享受“秩百石”的待遇，雖說“鄉(xiāng)官部吏，職斯祿薄”（《后漢書》卷六一《左雄傳》），卻是可以看作正式的“吏”的。

安作璋、熊鐵基著《秦漢官制史稿》專門列有“鄉(xiāng)里基層官吏”一節(jié)，其中寫道：“從全國范圍說，縣是基層的行政單位，故中央任命官吏至縣而止。但是真正的最基層卻是鄉(xiāng)、亭、里等組織，如柳宗元《封建論》所說：‘有里胥而后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后有諸侯，有諸侯而后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后有天子。’鄉(xiāng)里基層官吏雖不是朝廷的正式命官，但鄉(xiāng)官、里吏之名在秦漢時期已經(jīng)流行了。其地位至為重要，舉凡國家賦稅、徭役、兵役以及地方教化、獄訟、治安等事，無不由鄉(xiāng)官里吏直接承擔。”將“鄉(xiāng)里基層官吏”列入“官制史”研究的對象之中，是正確的。

“里吏”身份見于《史記》卷八九《張耳陳余列傳》，體現(xiàn)秦時制度?！稘h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上》顏師古注引孟康的說法，“里吏”就是“里胥”?！逗鬂h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李賢注解釋“三老”，說就是“鄉(xiāng)官”?！逗鬂h書》卷二《明帝紀》李賢注則說，“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鄉(xiāng)官之名”。

《史記》卷五六《陳丞相世家》記述：“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里中”“父老”對“陳孺子之為宰”的肯定，顯示“社”在基層管理方面的作用。

西漢“循吏”朱邑“少時為舒桐鄉(xiāng)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nóng)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nóng)”。他病危時囑其子：“我故為桐鄉(xiāng)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xiāng)。后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xiāng)民。”后來果然得到桐鄉(xiāng)民的敬愛，“起冢立祠，歲時祠祭”（《漢書》卷八九《循吏傳·朱邑》）?；鶎臃盏慕?jīng)歷，對于朱邑高端政治權位的“循吏”表現(xiàn)有重要意義。

“三老”的民間威望

“三老”是上古社會尊稱。以“三老”為標志的道德榜樣型人物，也參與地方管理?！豆茏?middot;度地》：“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為率也。”陳勝起義占領陳后，“號令召三老、豪杰與皆來會計事”（《史記》卷四八《陳涉世家》）。體現(xiàn)出對其實力和影響力的尊重。

《曹全碑》可見“鄉(xiāng)三老”“縣三老”，《后漢書》卷七六《循吏傳·王景》說到“郡三老”。先秦時期的趙國就有“國三老”，漢代亦有“國三老”。然“郡三老”“國三老”，不在我們對于基層社會秩序的考察對象之內(nèi)。

新莽末年劉詡與爰曾起兵于盧，“寇掠河、濟間，眾至二十余萬”，自稱“校三老”（《后漢書》卷二一《任光傳》），一時名聲響亮。可知“三老”的社會影響?！逗鬂h書》卷一一《劉盆子傳》記載，赤眉軍領袖樊崇發(fā)起暴動，“自號三老”。隊伍形成規(guī)模之后，指揮軍官層次中“最尊者號三老”。又分萬人為一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立盆子為帝”的儀式，“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逗鬂h書》卷二二《馬武傳》也說到“王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于郡界”情形。看來，“三老之制，實為當時一種社會教育制度”，然而三老“其職能都在推行教化，實質上就是教導人民安分守己，老老實實地服從統(tǒng)治者的剝削和壓迫”的說法，還可以商榷。《后漢書》卷四一《寒朗傳》記述漢章帝“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事，“三老”位列于“吏人”之前。“鄉(xiāng)三老”“縣三老”在很多情況下，是地方實際上的民眾領袖。對于政府長官行政，也往往發(fā)揮咨詢和支持的作用。

關于“里佐”

陳勝、吳廣發(fā)起反秦暴動時，身份是戍卒隊伍中的“屯長”。雖然陳勝有為人“傭耕”的經(jīng)歷，但能夠入伍即為“屯長”，且有政治識見，在“徒屬”中有一定影響，又能夠接近“尉”，原先可能并非一般農(nóng)人。而通過“二世元年七月，發(fā)閭左適戍漁陽”，“陳勝、吳廣皆次當行”（《史記》卷四八《陳涉世家》）的明確記述，可知他們就是“閭左”。對“閭左”稱謂的理解歷來存在爭議。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相繼有幾位學者提出“閭左”為“里佐”的推想（如，王子今：《“閭左”為“里佐”說》，《西北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這一認識似乎并沒有在圍繞“閭左”身份的討論中得到多數(shù)學者的贊同。里耶秦簡出土之后，一些整理收獲和研究成果發(fā)表。安作璋、熊鐵基在《秦漢官制史稿》中寫道：“據(jù)近年出土的里耶秦簡，里正之下，還有里佐，是里正的副職。”里耶秦簡的整理和研究，應當有利于澄清相關認識，推進相關研究。但是就現(xiàn)在已經(jīng)發(fā)表的簡文內(nèi)容看，被理解為“里佐”的“佐”可能還是“鄉(xiāng)佐”，似乎尚未可判定存在“里佐”的確證。“閭左”為“里佐”之說，還有待于新的考古文物資料的證明。然而，里耶秦簡“鄉(xiāng)佐”的社會作用，也是我們在討論“吏與秦漢基層社會秩序”這一主題時應當注意的。

漢代人總結秦亡的原因，多強調(diào)“發(fā)閭左之戌”的意義。《漢書》卷四九《晁錯傳》載晁錯語：秦發(fā)“謫戍”，“后入閭，取其左。發(fā)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如果“閭左”就是“里佐”，“是里正的副職”，那么從這一視角總結秦短促而亡的原因，確實可以認識到深刻的教訓。

“孝悌”“力田”的作用

鄉(xiāng)里官吏包括“三老”“孝悌”“力田”?！逗鬂h書》卷二《明帝紀》記載，漢明帝即位，頒布詔書，“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李賢注：“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鄉(xiāng)官之名。”又解釋說：“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xiāng)里，助成風化也。文帝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人之師也。其以戶口率置員。’”漢文帝十二年（前168）詔，見《漢書》卷四《文帝紀》。其實，“三老”的存在，早于“高帝”。即使“孝悌、力田，高后置”，漢文帝提升“孝悌”“力田”的地位，強化其功能，體現(xiàn)出一種有關基層建設的創(chuàng)見?；蛟S這也是成就文景之治的原因之一。

所謂“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顏師古解釋說：“計戶口之數(shù)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就是按照人口比例確定“三老孝悌力田”的編制數(shù)額。所謂“道民”，就是“導民”，也就是“廣教化”。這些鄉(xiāng)里“常員”的設置，作用就在于推行道德“教化”，敦促農(nóng)耕生產(chǎn)。漢文帝說：“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質疑“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顏師古注）的成見，實際上打開了鄉(xiāng)里吏員上升的通道。漢文帝后七年（前157）“帝崩于未央宮”。在喪事處理的記錄中可以看到：“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shù)。”可知“孝悌力田”已經(jīng)被歸入體制之內(nèi)，被看作官吏隊伍的成員。晁錯頌揚漢文帝“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nèi)”的“大功”，包括“尊賜孝悌，農(nóng)民不租”（《漢書》卷四九《晁錯傳》），由此可以推知在最后賜“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shù)”之前，還有“尊賜孝悌”的政策。

上文說到，漢明帝即位初賜爵“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他在永平三年（60）立皇后、皇太子時再次賜爵“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永平十一年（68）又有同樣舉措。永平十七年（74）春，因“祥物顯應”，外夷“慕義貢獻”，又賜爵“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后漢書》卷二《明帝紀》）。漢章帝三次沿襲這一賜爵“三級”的做法。元和二年（85）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nóng)功。”明確嘉獎的目的是“勉率農(nóng)功”（《后漢書》卷三《章帝紀》）。此后，漢和帝、漢安帝都兩次賜爵“三級”，漢順帝兩次賜爵“三級”，一次賜爵“二級”，漢獻帝一次賜爵“孝悌、力田二級”，不包括“三老”。大概東漢時期對“三老、孝悌、力田”的“尊賜”，是持續(xù)性的政策?！独m(xù)漢書·禮儀志上》“耕”條劉昭注補引《漢書儀》：“春始東耕于藉田，官祠先農(nóng)。……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可知文化重心地方“尊賜”“三老、孝悌、力田”已成常制。最高執(zhí)政者對最底層行政、教化、生產(chǎn)管理者的重視，是社會安定的保證。

從當時民間社會風習看，政府期望的正面導向有所實現(xiàn)?！逗鬂h書》卷二五《劉寬傳》說：劉寬任南陽太守，行縣視察，“見父老慰以農(nóng)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這就是在施行“力田”“孝悌”的職能。于是，據(jù)說“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東漢時民間儒學教育的普及程度非常之高。一些鄉(xiāng)村教師開門受徒，名籍往往不下萬人。陳留雍丘（今河南杞縣）人樓望，諸生著錄九千余人。汝南南頓（今河南項城西）人蔡玄，門徒常千人，先后注冊的學生多達一萬六千人。“負笈”千里求學，成為社會生活中的習見現(xiàn)象。從《四民月令》提供的信息看，鄉(xiāng)村儒學教育重視《孝經(jīng)》的學習。這不能說與“孝悌”的作用沒有關系。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安作璋、熊鐵基著：《秦漢官制史稿》，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

②邢義田、劉增貴主編：《古代庶民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

③馬新著：《兩漢鄉(xiāng)村社會史》，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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