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乒乓外交”不僅推動了冷戰(zhàn)時期中美關系逐步發(fā)生轉化，而且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中國鞏固國家安全、走向對外開放起到了積極作用。“乒乓外交”是以人民之間友好交往帶動國家之間交流與和解的成功模式，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民外交”的理念。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民外交”理念仍然具有時代價值，可以為在多領域交往中展示中國的發(fā)展和變化發(fā)揮更大的影響力。

【關鍵詞】乒乓外交 人民外交 中美關系

【中圖分類號】D822 【文獻標識碼】A

50年前的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中美之間利用此次比賽契機，開展了一場“乒乓外交”，打開了中美兩國隔絕22年之久的冰河，推動了冷戰(zhàn)時期中美關系逐步發(fā)生轉化，成為中國外交史上的經典之作。“乒乓外交”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民外交”理念，對新時代中國特色外交的構建具有借鑒意義。

小球轉動大球：偶然中的必然

1971年3月28日，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屋舉行，中國乒乓球隊時隔多年后再次參加國際比賽。在名古屋比賽期間，一名美國乒乓球隊成員偶然登上載著中國乒乓球隊成員的大巴，開啟了兩國乒乓球隊員的交流互動，中國乒乓球隊與美國隊產生接觸，遂邀請美國隊訪華。1971年4月10日，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批獲準進入中國境內的美國體育代表團。1972年4月11日，中國乒乓球隊回訪美國。中美兩國乒乓球隊互訪標志中美關系取得了重大突破。

“乒乓外交”不僅是中美之間的互動，還包括中日之間的互動。時任日本乒協(xié)主席的后藤鉀二先生及日本友好人士，極力促成中國乒乓球隊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并親赴北京，與中國乒協(xié)簽署會談紀要，表示根據中日關系政治三原則發(fā)展中日兩國乒乓界的友好交流。中日乒協(xié)簽署會談紀要和中國隊應邀參加第31屆世乒賽的消息，引起了日本各界巨大反響。“乒乓外交”不僅推動了中美關系的松動，而且美國的“越頂外交”徹底消除了戰(zhàn)后中日關系長期存在的一大障礙。隨后，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順應時代潮流，積極推動中日關系正?；?，于1972年9月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

看似偶然的“乒乓外交”，實則有其必然。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fā)生變化，國際局勢緩和。二戰(zhàn)后，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25年經濟恢復并高速發(fā)展的黃金時期，這有賴于戰(zhàn)后維持國際經濟秩序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但隨著西歐經濟的恢復和實力的增強，美國實力相對削弱，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弊端逐漸暴露，20世紀70年代初這一體系已陷入困境，西方國家經濟也遭受滯脹危害。這一時期，東西方關系也開始緩和。時任法國總統(tǒng)戴高樂于1964年1月27日同中國建交；時任聯(lián)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倡導“新東方政策”，為東西方關系的緩和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二戰(zhàn)后隨著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誕生了一批新興獨立國家，開始進行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斗爭。國際局勢里中美蘇戰(zhàn)略三角關系形成，世界開始多極化的趨勢。

美國內政外交困境導致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由于美國國內經濟滯脹危機，尼克松政府應對不利；同時，20世紀60年代，美國深陷越戰(zhàn)泥潭，國內反戰(zhàn)呼聲高漲?；粮裨f，“向中國開門可能幫助我們結束那場戰(zhàn)爭的苦難”。時任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說，“就長期觀點而言，我們根本不能將中國永久排除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七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tài)之中”。1969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羅杰斯在尼克松許可下宣布：“美國將歡迎共產黨中國在亞洲、太平洋事務上，扮演重大角色……提醒中國大陸人民，我們對他們之歷史性友誼關系。”1971年，在參賽的美國乒乓球隊抵達日本之前，美國國務院頒布決定，取消了對美國人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限制。

中國共產黨人對國際局勢的判斷，促成了“乒乓外交”。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一直尋求與美國人民的接觸，早在1957年促成了42名美國青年訪華：在1957年莫斯科舉辦的第六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lián)歡節(jié)上，匯聚了來自131個國家的34000多名代表，中國和美國青年代表團都派團參加。在中國的邀請下，這次聯(lián)歡節(jié)后42名美國青年堅持訪華，年齡介于19到35歲，其中8人是美國共產黨員。美國參議員富布萊特等公開聲援他們。因此，“乒乓外交”之前，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人民外交”就開始了。1969年，毛澤東安排陳毅等老帥研究國際局勢，準確把握了當時國際局勢的發(fā)展變化：美國優(yōu)勢地位下降，要緩解美國內政外交困境，必然調整美國亞洲政策。根據這一變化，尋找時機解封中美關系，有利于打開中國外交局面。在參加日本名古屋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臨行前，周恩來提醒到“這是代表國家和人民走出國門，在比賽中也就要接觸許多國家的代表隊，其中也會包括美國隊，作為一個團體我們總是要和他們接觸的，可以和美國隊比賽，不能來往就不通了”。

在20世紀70年代的全球局勢大動蕩、大分化、大組合的過程中，中美兩國領導人對國際局勢的正確判斷，實現了中美兩國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向世界傳遞了中國人熱愛和平、愿意與世界各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心聲。隨后，中美關系和中國對外關系一次次地實現了突破。1971年10月25日中國恢復在聯(lián)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華，2月28日中美發(fā)表《聯(lián)合公報》標志著中美關系開始向正常化發(fā)展。此后，中國先后與日本、英國、聯(lián)邦德國等20多個國家建立或恢復了外交關系。這一系列事件都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中國鞏固國家安全、走向對外開放起到了積極作用。

“乒乓外交”展現了“人民外交”的理念和內在邏輯

“乒乓外交”是以人民之間友好交往帶動國家之間交流與和解的成功模式，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民外交”的理念。體育項目具有同質性，能夠跨越國界和意識形態(tài)，運動員在運動場上的直接交流能快速拉近彼此距離，增強信任感。以體育項目為載體的體育外交是“人民外交”的重要內容，服務于國家總體外交。“人民外交”通過人民間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的交流展示國家文化吸引力，改善國際輿論環(huán)境，塑造本國形象，實現國家利益。美國國務院對“乒乓外交”的評估報告中也提到，“‘人民外交’這一試探之舉旨在提升北京在美國的形象。北京以為，這將導致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上最終發(fā)生改變”。正如周恩來所說，“各國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正如在經濟上的合作一樣，也是促使各國之間的和平、友誼和合作得到鞏固的一個重要的條件”，這正是開展“人民外交”的目的。

“人民外交”具有靈活性、廣泛性、多樣性、包容性和穩(wěn)定性，是國家總體外交的組成部分，開展“人民外交”是提升一國軟實力的一種方式，國際社會通過“人民外交”了解和認識中國，中國國際形象也要依靠人民交往來鞏固。“人民外交”在特定時期發(fā)揮了巨大優(yōu)勢，對國家總體外交具有重要的促進和推動作用。由于意識形態(tài)不同，西方國家對中國始終抱有偏見和敵意，在危機時期和力量平衡被打破時，往往會對中國對外交往設置更多障礙，而導致國家外交難以正常開展，需要民間外交發(fā)揮作用來推動國家間關系的發(fā)展，“民間先行、以民促官”。新中國成立之初，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封鎖，妄圖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里。中國共產黨積極開展“人民外交”，逐步打開封鎖，為新中國贏得國際支持。1957年美國青年訪華期間，所見所聞與他們在美國獲得的信息有巨大的反差，因此代表團的絕大部分成員回國后都不顧美國政府的阻撓、拉攏和迫害，堅持宣傳新中國，成為主張中美友好的積極分子。“乒乓外交”的成功開展，在美國各界引發(fā)積極反響，改變了公眾過去對中國消極負面的評價，為美國公眾展現了中國積極健康的正面形象，在特定時期為中美關系改善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時任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后來回憶說：“乒乓球雖小，但是力量大，小球推動了中國同世界其他國家友誼的發(fā)展。”

“人民外交”是中國共產黨的外交理念。外交也被認為是內政的延續(xù)，中國共產黨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這是開展“人民外交”的理論依據。“人民外交”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人民主體”思想。中國共產黨立足于人民需求制定了符合當時國情的外交政策，其目標指向是人民的現實利益。1952年，周恩來在一次我國駐外使節(jié)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外交是通過國家和國家的關系這個形式來進行的，但落腳點還是在影響和爭取人民，這是辯證的”。毛澤東也提出要將美國政府和人民區(qū)別開來。1965年11月，毛澤東談道：“我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只是限于反對帝國主義分子，一定要把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同美國人民劃分清楚。……所以，現在美國人民起來反對他們政府的侵略政策，我們表示高興，表示歡迎。”“人民外交”能夠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友誼，消除誤解和隔閡，進而增進國家之間的關系。

“人民外交”源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現實結合。首先，馬克思主義強調人民群眾在社會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作為構建在實踐觀點上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將人民群眾當作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堅持人民的主體性地位。中國共產黨充分肯定人民在外交實踐中的能動性，在“以民促官”的整體外交思維下，以民間外交易于開展的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展示我國的吸引力，從國際輿論上抵制西方媒體對于中國國家形象莫須有的詆毀與抹黑，改善國外民眾對中國的負面臉譜化認知，從而保證國家利益——根本上也是人民的利益。“人民外交”還是充分承認人民能動性基礎上對于人民主體性的培養(yǎng)，人民不僅是現實物質生活的創(chuàng)造者，在充分的外交實踐中，人民還能從對于國際事務的感性認知上升到理性系統(tǒng)的外交思維，培養(yǎng)主人翁意識，在民間外交領域自覺配合在根本利益上一致的政府外交。其次，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經歷長期發(fā)展而沉淀下來的“和合”“以人為本”“和為貴”等思想，在對外交往中形成了“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等外交理念，為“人民外交”的開展提供了指導。正是由于貫徹了這些源于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外交理念，拋開國與國之間沖突甚至敵對、最終促成國家間關系的發(fā)展才成為可能。

“乒乓外交”這一“人民外交”的形式也體現了維護國家利益這一外交的根本前提和出發(fā)點。國家利益是一國對外交往的中心問題。從歷史上看，任何國家間都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利益需求。“乒乓外交”的發(fā)生，符合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訴求。1957年，周恩來在與訪華的美國青年交談中說：“任何一個國家在建設中，任何一個國家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閉關自給，總是要互相需求，首先是貿易的來往，技術的合作。這對我們中美兩國也不除外。當然，這種友好來往，經濟來往，也是要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這正是亞非會議二十九個國家所通過的原則。”西方外交中也常說“沒有永遠的朋友或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共同的利益訴求的存在，成為“人民外交”能夠開展的前提。

“人民外交”理念對新時代中國特色外交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和平外交政策也不斷發(fā)展完善，形成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體系，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雖然國際國內形勢已經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但“乒乓外交”體現的“人民外交”理念對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第一，“人民外交”仍然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民外交”對于消除人民之間隔閡和誤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從古至今，不同國家之間的人民交往始終存在，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和科技交流具有穩(wěn)定性。尤其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友好交往中，由于文化和生活習俗相近，“人民外交”更能發(fā)揮其優(yōu)勢。正如毛澤東所說：“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我是從大局考慮的。這是中美兩國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是勢不可擋的。你看莊則棟與科恩的接觸極其自然。他們之間沒有往事的糾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問題。即使有某種顧慮和猜疑也是長期以來人為的。”各國人民之間的“民心相通”使得“人民外交”能夠開展并發(fā)揮作用。

當前，世界政治經濟不平衡加劇，新的國際秩序尚未建立，國際關系中不確定性突出。這一時期，中美關系作為兩國最重要的對外關系，也是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國際關系，矛盾與沖突加劇。隨著經濟實力提升和綜合國力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但是由于意識形態(tài)不同，西方一些國家始終把中國視為威脅。反觀西方發(fā)達國家，近年來經濟發(fā)展疲軟，政治與社會危機升溫，各種社會沖突不斷并時有加劇。近年來，西方民粹主義盛行，新保守主義在外交領域得到強化，遏制共產主義、反對文化多元主義，阻礙了人民之間的交往。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fā)展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戰(zhàn)略機遇期。在這一時期，通過開展以文化體育活動、科技交流以及經濟貿易往來為載體的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能夠不斷擴大我國的“朋友圈”，深化同各國的廣泛合作，形成各國互利共贏新局面，進而化解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人民外交”能夠在推動建立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發(fā)揮作用。

第二，拓展“人民外交”的內涵外延，更好服務于新時代總體外交。首先，注重以人為本、民心相通，是新時代“人民外交”的著力點。習近平主席重視“人民外交”，指出“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體現了“和而不同”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思想，并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得以實踐。習近平主席強調：“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要理性處理本國文明與其他文明的差異，認識到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獨特的，堅持求同存異、取長補短，不攻擊、不貶損其他文明。”“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人民外交”的體現，是改善全球經濟治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不僅是經濟貿易交往，也是科學、教育、文化、衛(wèi)生等各領域分享與交流，更是促進沿線國家政策溝通、設施聯(lián)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這其中，所有的相通都基于民心相通。

其次，積極且科學地運用新媒體技術，拓寬“人民外交”渠道。當前，全球化和信息化有效促進了各國人民之間的交流，各國公民參與國際交流的意識也進一步提升，互聯(lián)網的普及使國民參與國際交流更加便捷。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是能動的宣傳主體，尤其是青年參與廣泛，各種信息傳播迅速。不僅政府機關、外交部門可以應用新媒體的力量對外建構自己的國家形象，作為“人民外交”主體的人民群眾也可以通過自媒體向世界傳達真實的中國文化、中國經濟社會面貌、中國發(fā)展道路，打破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無腦黑”。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主導的新媒體技術被賦予了兩方面含義：一方面，對內要進行外交社會化的工作，這里的社會化不僅指外交主體的多元化，也指在人民通過各種渠道獲得外交知識，塑造一套有邏輯有立場的外交行為準則；另一方面，在對外交往的活動中，積極傳遞我國的和平發(fā)展理念，與政府機關、外交部門一道利用媒體打破西方國家對于我國的輿論封鎖，通過獲得更多的國際社會輿論支持反哺積極的政府間外交。

最后，充分發(fā)揮社會組織在“人民外交”中的作用。社會組織作為承接國家基層行政功能下沉的載體，其自身也是“人民外交”的主體，是新時期“人民外交”主體的拓展。在國外，非政府組織在國際交流中日趨活躍，對于環(huán)境、人權等問題極為關注。通過各類社會組織對外交往可以進行某一領域問題的縱深交流。當然，由于國外非政府組織具有兩面性，對一些問題有極端化的思維，需要謹慎應對。

總的來說，新時代我國綜合國力不斷攀升，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引起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疑慮甚至恐懼，從而采取各種外交活動遏制中國發(fā)展。在新舊國際秩序交接的時代，“乒乓外交”形式的“人民外交”仍然具有時代價值，“人民外交”可以在多領域的交往中挖掘潛藏的深厚歷史文化底蘊，展示中國的發(fā)展和變化，在當前紛繁復雜的國際社會中發(fā)揮更大的影響力。

（作者為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四川大學中國學中心教授）

【參考文獻】

①宋春丹、黃衛(wèi)、蘇潔：《1957美國青年訪華之旅：冰封時期的青年外交》，《中國新聞周刊》，2017年第24期。

②胡新民：《“一邊倒”格局下的人民外交》，《黨史博采》，2018年第1期。

責編/韓拓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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