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紅利由勞動年齡人口占比所決定。人口紅利消失和人口老齡化導致潛在增長率不斷放緩，是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國家都需要面對的問題。我國新生人口仍呈現(xiàn)逐年遞減趨勢，經濟上加速了人口紅利的消失，甚至逐漸產生了“人口負債”，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潛力帶來了壓力。對此，不僅需要從供給側出發(fā)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擴展改革領域，也需要在需求側從依賴外需轉向內需，進一步釋放消費潛力，解決實體經濟需求不足的問題。

【關鍵詞】人口紅利 人口老齡化 供給側 需求側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自2016年我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以來，總和生育率沒能大幅反彈，新生人口仍呈現(xiàn)逐年遞減趨勢，在經濟上加速了人口紅利的消失，甚至逐漸產生了“人口負債”，進而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潛力帶來了壓力。根據筆者的測算結果，中國“十四五”時期的平均潛在增長率約為5.5%，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開始由正轉負。然而，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雖然我國潛在增速在不斷放緩，但受疫情和外需不確定性影響，中國實際經濟增長速度仍低于潛在增速。因此，政策不僅需要從供給側出發(fā)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擴展改革領域；同時也需要重視需求側，從依賴外需轉向內需，進一步釋放消費潛力，解決實體經濟需求不足的問題，使經濟增長速度能夠達到潛在增長水平。

人口紅利對潛在增長率的影響機制

當人們提到人口紅利概念時通常會有一個誤區(qū)，即：將人口紅利與人口總量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然而人口紅利僅與勞動年齡人口占比有關，具體影響機制如下。

首先，我們可以將潛在就業(yè)規(guī)模視為勞動年齡人口、勞動參與率和自然失業(yè)率的一個函數。這三者的變化會直接影響潛在就業(yè)規(guī)模。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與當期的出生率無關，但是卻影響著15年后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參與率在年齡上的分布是倒U型的，隨著人口老齡化，勞動參與率也會下降。因此，中國的老齡化趨勢會導致勞動力供給逐年減少。根據筆者通過相關數據測算，從2022年開始中國的潛在就業(yè)規(guī)模將不足7億。當然潛在就業(yè)規(guī)模并不會急速下降，直到2046年開始中國的潛在就業(yè)規(guī)模才會低于6億。這一數字在2025年為6.9億，在2035年為6.4億。

其次，資本存量取決于前期的資本存量和當期的新增投資，而投資和儲蓄直接相關。根據生命周期理論，人的一生在儲蓄規(guī)模上是變化的。一般來說，不滿15歲的人口既沒有工作也沒有儲蓄，隨著他們進入勞動年齡階段，工作所取得的收入并不會全部用于消費，儲蓄會逐漸增加，特別是當他們進入45歲年齡段時，儲蓄將達到高峰。而當他們進入退休階段時，儲蓄又開始減少。因此，老齡化對儲蓄的直接影響是負面的，同時也影響了投資和資本存量的積累。當然，一個社會其他制度因素也會影響儲蓄，但顯然年齡是最重要的因素。

再次，人力資本是人口紅利常常被忽視的因素。當一個國家人口轉型開始時，低生育率常常伴隨著“小家庭”的出現(xiàn)。與生育更多的子女相比，父母會在這些生育的更少的子女身上投資，自然人力資本會快速增加。人口紅利出現(xiàn)時常常伴隨著一個國家人力資本的快速積累。中國在過去40年中，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25%，而其中由于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力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6%—7%。按照中國目前的人力資本發(fā)展趨勢，到2030年中國平均受教育年限能夠達到日本2010年的水平。

最后，與上述三個影響機制相比，全要素生產率與人口因素的關系并不直接相關，其主要取決于資源配置效率、制度因素和技術進步。不過隨著中國與世界發(fā)達國家之間的人均收入的差距不斷縮小，由技術趕超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會逐漸減小。同時，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過程中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改進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也逐漸減弱。事實上，我們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結果顯示，1984—2009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平均達到4%以上，從2009年開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開始放緩，2017年已經降低至2.26%。同樣，有學者對資本回報率進行了估算，1978—2008年中國稅前資本回報率均在20%以上，從2009年開始資本回報率開始下降，2019年中國的資本回報率已下降至12.14%。這些測算結果都表明，當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后，資本存量積累達到了一定規(guī)模，資本回報率將放緩。

根據上述機制不難發(fā)現(xiàn)，人口因素或多或少都通過供給側生產要素影響著潛在增長率。因此，當人口轉變發(fā)生時，潛在增速會隨之下降。中國的人口轉變發(fā)生在2010年之后，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達到峰值且人口撫養(yǎng)比達到最低值。此后人口轉變逐漸加快，人口紅利消失后必然帶來潛在增速的放緩。

表1

中國長期的潛在增速和動力分解

根據上述影響機制可以看出，不斷降低的總和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趨勢都將對供給側生產要素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最終會導致潛在增速放緩。根據相關人口預測數據和2015年人口小普查數據，筆者估算了未來中國潛在增長率的變化。在這一估算方法中，供給側生產要素——勞動力供給、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水平僅與人口和人口結構相關。在此基礎上預測得出的潛在增長率見表1?？梢钥闯?，“十四五”時期我國的潛在增速會降低至平均5.5%的水平。2021年中國的潛在增速約為5.7%，到“十四五”時期末，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將降至5.3%。

人口紅利消失導致潛在增速放緩是一個普遍的現(xiàn)象。即使在“十四五”時期，我國潛在增速不再保持6%以上，但是按照這一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會不斷提高，甚至在“十四五”期間大概率能夠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標準下的“高收入”國家行列。

通過對潛在增長率的各要素進行分解，我們發(fā)現(xiàn)勞動力數量對潛在增長率的貢獻在逐漸減少。從2017年開始勞動力數量對潛在增速的貢獻開始由“正”轉“負”，主要原因在于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減少。從2008年開始，資本存量對潛在增長率的貢獻超過了50%，而2008年之后全要素生產率對潛在增速的貢獻有所下降。

筆者進一步將2021—2050年中國潛在增長率按照要素貢獻進行分解。由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的減少，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勞動力供給潛力對潛在增速的貢獻不僅為負，且負面影響程度還在持續(xù)擴大。表1顯示，“十四五”時期勞動力數量對中國潛在增速的貢獻為-4.36%，到2050年這一負面影響將擴大到-20.35%。相反，全要素生產率對潛在增速的影響將逐漸擴大。在“十四五”時期，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為53.71%，到2050年貢獻達到60%。同樣值得關注的是，人力資本對潛在增速的影響也會逐漸增加，特別是在2035年之后，人力資本對潛在增速的貢獻從“十四五”時期的4.88%上升至2050年末的10.08%。

中國人口紅利的貢獻和變化趨勢

上述分解中給出了各生產要素對潛在增長率的貢獻，但是很多要素積累在過程中與人口因素無關，因此我們需要知道中國的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到底有多大的貢獻？筆者認為人口紅利包含三個因素，分別是勞動力數量、質量（人力資本）和由于撫養(yǎng)比降低導致的物質資本積累。我們將潛在增長率中各生產要素的貢獻進行分解，可以發(fā)現(xiàn)1980—2010年資本、勞動力、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對潛在增長率的貢獻分別為：46.7%、10.2%、5.5%、37.6%。其中，勞動力數量和質量的提升（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本）對潛在增長率的貢獻為15.7%。如果考慮到撫養(yǎng)比變化的儲蓄效應所帶動的經濟增長，那么真正的人口紅利對潛在增長率貢獻達到20%。2010年之后，從勞動年齡人口和撫養(yǎng)比兩項指標來看，中國的人口結構開始發(fā)生轉變，從而使各生產要素對潛在增長率的貢獻也隨之變化。具體來看，2011—2015年資本、勞動力、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對潛在增長率的貢獻分別變?yōu)椋?0%、3.3%、4.5%、32%。在此期間，人口紅利對潛在增長率的貢獻為8.8%。2016—2020年上述四個要素對潛在增長率的影響分別為61%、-1.12%、3.84%、35.83%。變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勞動力供給，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3年達到峰值，從充分就業(yè)的角度來看，潛在就業(yè)增量開始為負。在“十三五”期間（2016—2020年），人口紅利對潛在增長率的貢獻已經降為2%。

從需求側分解實際經濟增長率時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1978—2010年，中國的資本存量增長對實際GDP增長的貢獻最大，約占1/2，當然這里并沒有分離撫養(yǎng)比的貢獻。此外，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約占1/3。勞動力數量和質量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占1/6。其中，勞動力數量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為10%—12%，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為6%—7%。進一步，我們將撫養(yǎng)比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從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中分離出來。此時，撫養(yǎng)比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達到5%—6%。如果將這一因素排除，單純的資本存量積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從50%左右下降為不足45%。我們將人口數量和質量的提高，以及人口撫養(yǎng)比的減少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加總，得到了這三項因素產生的人口紅利。1978—2010年，在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中，人口紅利對實際經濟增長的貢獻可以達到1/5至1/4。

圖1

圖1結果顯示，從“十四五”時期開始中國的潛在增速將不再依賴人口紅利，我們的主要挑戰(zhàn)是，如何從依賴人口紅利轉向改革紅利，特別是如何通過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而將其作為提升潛在增速的主要途徑。

通過需求側改革使實際增長率達到經濟增長潛力的政策建議

人口紅利消失和人口老齡化導致潛在增長率不斷放緩，這是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國家都需要面對的問題。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外部沖擊很可能導致實際需求不足，從而導致實際GDP增速可能難以達到潛在增速。估算潛在增長率的主要目的在于設定經濟增長長期目標，如果實際增速遠高于潛在增速，會導致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甚至是經濟泡沫。典型的案例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日本。但是，我們也需要注意，當實際經濟增速反而低于潛在增速時會導致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因此，我們需要防止實際經濟增速低于潛在增速。這里判斷實際GDP增長率是高于潛在增速還是低于潛在增速顯得尤為重要，這關系到我們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

實際上，根據菲利普斯曲線，周期性因素和通貨膨脹之間會存在短期的反向替代關系。如果GDP實際增速高于GDP潛在增速，會出現(xiàn)通貨膨脹；反之會出現(xiàn)通貨緊縮。然而，通貨膨脹指標的選取會影響我們的結論和判斷。是CPI還是PPI才能更好的作為反向觀測指標呢？筆者認為采用工業(yè)品價格指數PPI作為通貨膨脹的代理指標來反映菲利普斯曲線的短期替代關系更為準確。如果PPI增長率為負值，就有明顯的通貨緊縮跡象。這里的通貨緊縮并不是指與居民消費直接相關的物價通貨緊縮，而是工業(yè)品價格通貨緊縮。因此筆者更傾向認為，中國目前的實際經濟增速并沒有達到潛在增速水平，說明宏觀經濟總需求不足，使得實際增長率并沒能完全發(fā)揮出潛在水平，即使這個潛在水平也在不斷降低。

這個結論我們也可以通過失業(yè)率的數據來輔助判斷，根據筆者計算，中國的自然失業(yè)率約為4%。國家統(tǒng)計局每月公布的實際調查失業(yè)率是5%—6%。實際失業(yè)率略高于自然失業(yè)率，說明有一部分失業(yè)并非勞動力市場正常工作轉換過程中存在的失業(yè)，而是出現(xiàn)了一部分周期性特征的失業(yè)問題，或者說與需求不足相關的失業(yè)。

基于上述判斷，提高“十四五”時期的經濟增速需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從供給側入手，即如何通過改革提高潛在增速。主要的問題是“如何改變要素配置效率”。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工廠有兩臺設備并雇傭了兩個工人，如果兩個工人共同使用一臺設備，而另外一臺設備閑置，則不是最優(yōu)的資源配置方式。如果打破這種限制，每個工人分別使用一臺設備，在沒有增加額外要素投入的情況下也能增加產出。宏觀經濟亦是如此，如果打破了限制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壁壘，即使勞動力和資本要素沒有額外的增加，我們也能獲得更高的潛在增長速度。圍繞這一思路，筆者認為應該減少行業(yè)進出壁壘，使企業(yè)能夠更自由地進入和退出。這是增加效率的一個重要途徑。

根據我們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2011年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已降低到1.68%，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17.73%，此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繼續(xù)出現(xiàn)快速下降趨勢，同時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也隨之降低。2015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降低至0.59%，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8.56%。特別是近年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幾乎不足0.5%，而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僅有5%左右。我們發(fā)現(xiàn)，在人口紅利減弱的同時，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也有所放緩，這主要是因為勞動力轉移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降低。在過去40年，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資源配置效率，促進了農村地區(qū)的全要素生產率，并提高了工業(yè)部門的勞動力供給和生產效率。然而，中國目前農村地區(qū)的人口老齡化嚴重，使得農業(yè)生產效率并沒有完全釋放出來。如果通過適當的改革，增加農村土地流轉，充分利用要素資源，不僅可以從供給側方面提高農業(yè)全要素生產率，進而提高總體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潛力；同時也可以創(chuàng)造出新的經濟增長點，帶動農村地區(qū)的實際投資，從需求側拉動實際經濟增長率。通過這項改革，還可以進一步解決目前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較低的問題，以及由于投資回報問題導致的資本外流壓力。這一改革措施對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產生影響，甚至有可能再次帶動經濟騰飛。

另一方面，從需求側入手，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增加和擴大實際經濟總需求以提高實際經濟增速。實際增速由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共同決定。除了上述農業(yè)領域改革之外，未來我們還應該逐漸從依賴出口需求轉變?yōu)橐蕾噰鴥认M需求，從而帶動實際經濟增長。增加消費需求的主要改革措施是降稅，包括減少企業(yè)稅和個人所得稅。筆者認為可以通過“中性”稅收結構調整，即在降低企業(yè)和個人所得稅的同時增加污染稅，從而實現(xiàn)兩個政策效果——增加產出和就業(yè)并減少污染排放，最終達到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和改善環(huán)境污染的雙重效果。對政府部門來說，總的稅收并沒有改變，但能夠同時實現(xiàn)促進經濟增長和綠色發(fā)展的轉變。這種改革方式在歐洲國家得到過充分的驗證。與“一刀切”式的環(huán)保政策相比，中性稅收結構調整可以帶來溫和的經濟結構調整，同時也能創(chuàng)造出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帶動環(huán)保產業(yè)發(fā)展并增加綠色就業(yè)機會。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韓拓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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