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百年大黨強黨的興衰表明，黨魂、黨基、黨力和黨治四大要素的全面科學打造，是一個政黨從小變大，由大而強的體系化發(fā)展路徑。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時代高度，科學把握世界大黨強黨興衰規(guī)律，深刻認識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戰(zhàn)略定位，實現初心使命與基層黨建創(chuàng)新實踐的一體化發(fā)展，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世界最大黨應明之責，也是每位黨員干部鐵肩擔當之義。
【關鍵詞】黨魂 黨基 黨力 黨治 【中圖分類號】D05 【文獻標識碼】A
政黨是人類政治文明發(fā)展的階段性產物，政黨政治是現代國家治理的普遍形式。世界百年大黨強黨的興衰表明：政黨強，則國家興、人民幸福，反之亦然。當前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互聯網民主賦權與代表性斷裂的矛盾、后發(fā)國家快速發(fā)展與守成大國政黨力量式微的對比擠壓，諸多新變化使世界政黨政治進入新的發(fā)展重塑期，人們不禁要問：后政黨政治時代政黨的吸引力和引領力是否還在？一個政黨如何才能永葆先進性和生命力？以史為鑒，方知進退。我們需要從世界政黨興衰史中汲取養(yǎng)分、避免前鑒，才能強黨強國、砥礪前行。
立魂強魂是大黨走向強黨的動力指針
人無靈魂不立，黨無黨魂不存。政黨作為階級利益驅動下建立的有目標、有紀律的特殊政治組織，階級性是其鮮明特點，決定了不同政黨都有其鮮明政治信仰和價值目標。無論是大黨老黨，還是小黨弱黨，要生存發(fā)展就必須立魂強魂，黨魂決定了一個政黨的黨性立場是否堅定，綱領旗幟是否鮮明，堡壘核心是否鞏固。大黨老黨受制于思想利益整合的多元復雜等原因更是如此。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憑借有組織有紀律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凝聚起“服從于粉碎敵人的事業(yè)”的蘇聯力量，奠定了蘇共連續(xù)執(zhí)政74年的基礎。墨西哥革命制度黨憑借革命民族主義指導下獲得的強大意識形態(tài)凝聚力而創(chuàng)造了“墨西哥奇跡”，連續(xù)執(zhí)政71年。遺憾的是，后期蘇共盲目轉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偏離革命民族主義指導思想，最終拱手讓出政權，甚至解體。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蘇東劇變喚醒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對黨魂的重視和再造。古巴共產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何塞·馬蒂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并于2002年以全民公決方式修改憲法，確認古巴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可更改。越南共產黨也將胡志明思想和馬列主義并列為指導思想，采取思想引導、凈化風氣、反腐整風等方式應對西方“和平演變”帶來的信仰危機。而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則是通過恢復調整黨的指導思想、加強組織建設、擴大黨內民主等方式，于落敗12年后重返執(zhí)政地位。
西方一些政黨表面看組織紀律松散，入黨簡單自由，甚至否認黨性，或是胡言非黨性、無黨性和超黨性，但本質上其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黨性十分鮮明。如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在其黨章或規(guī)則中聲稱要成為開放的、自由的、給予所有人平等機會、不偏袒任何人的政黨，特別是其政府國防部和軍工企業(yè)等利益集團構成的龐大軍工復合體不惜擠占大量公共預算，扭曲內政外交，也要滿足軍火商權勢利益的事實，徹底暴露了其資產階級利益本性。以色列工黨為扭轉幾十年始終無法改變的選舉頹勢和政治地位衰落，采取的關鍵舉措也是意識形態(tài)轉向——從勞工猶太復國主義向后勞工猶太復國主義轉變。
一些資本主義政黨不講政黨核心，以“派閥”特色為榮，但派系爭斗在制衡黨內權力的同時，也帶來嚴重“內傷”，日本自民黨就是如此，這也成為其在上世紀90年代丟掉執(zhí)掌多年政權的重要原因。而后來日本自民黨安倍政權之所以能開啟“黃金期”，安倍成為日本歷史上執(zhí)政時間最長的首相，就在于其通過修改憲法延長任期、實施安倍經濟學贏得民心、將首相官邸權力空前集中等方式牢牢樹立其領導和政黨權威，保證了政治穩(wěn)定發(fā)展。
可見，無論政黨性質如何，黨魂都是政黨賴以生存發(fā)展的精神支柱，越是發(fā)展關鍵期，越彰顯定海神針作用，越是大黨老黨，越需要固魂強魂。強魂就必須適應政黨自身和社會變化，堅定黨性、明確綱領、維護核心。“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鮮明特質，中國共產黨始終要求全體黨員干部用黨性立身、立業(yè)、立言、立德；始終強調符合國情民意的最高和最低目標相統一，以黨章為黨的根本大法引領發(fā)展、保證先進，始終強調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深化全面從嚴治黨，落實全面從嚴治黨，這些正是強魂強黨的必然舉措。
強基壯骨是大黨走向強黨的活力源泉
政黨作為階級的政治組織，其興衰成敗當然與階級基礎、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密切相關。從世界政黨興衰更替與現代化發(fā)展內在規(guī)律看，政治穩(wěn)定的先決條件在于政黨能夠同化現代化過程所產生出來的新興社會勢力。誰的吸收同化能力強，誰就能煥發(fā)青春活力，否則就將衰敗甚至滅亡。
二戰(zhàn)后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西歐社會民主黨之所以能在當時歐盟15個成員國中成為13個國家的執(zhí)政黨，演變成當今世界政黨格局中力量較強的政治勢力之一，就是因為從20世紀50年代起，西歐部分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順應產業(yè)結構變化帶來的中間階層增加，第一、二產業(yè)就業(yè)人口和藍領工人減少等新形勢，將自己改為“代表中間利益的黨”，得到了廣大白領階層和工會的支持。不僅是社會民主黨，德國基民盟也開始從“貴族黨”向“中間大眾黨”方向發(fā)展。英國工黨提出超越左和右，摒棄階級政治的第三條道路，將一個創(chuàng)立之初工人階級黨員占98%的“階級黨”或“工會黨”，變成一個包括商人、工程師等廣泛社會群體在內的“人民的黨”。不僅是西歐政黨，日本自民黨也通過“利益還原”誘導選民支持，成功地將自身從一個以農民和自我雇傭者為基礎的政黨轉變成為一個“包容一切的黨”。憑借對新媒體社會青年選民的吸引，一個由毫無政治經驗年輕群體組成的自稱“信息社會網絡黨”的德國海盜黨，僅成立五年就以8.9%的選票進入柏林議會，甚至在2012年底激增至35000人，全國民調支持率高達13%，成為聯邦議院之外的第一大黨。雖然其很快就由于丑聞、分裂等原因在2013年選舉中落敗，但卻再次證明同化吸收新興社會力量的重要性和威力。
相較而言，法共和意共作為歐洲共產黨曾經的第一、第三大黨，面對新變化囿于傳統、跟進不足，導致法共立法選舉得票從1977年的20%—25%，降至1988年的6.78%，黨員也從100多萬降至如今5.7萬左右，而意共自1991年改為左翼民主黨后已不復存在，2016年新意共成立，但影響力也大不如前。不僅西歐兩大共產黨出問題，成立于1876年的共產黨黨齡最長的美國社會主義勞工黨，用時132年也始終無法將種族和宗教差異巨大的移民工人同化為美國強大的工人政黨，最終消失于2008年。數據顯示，在170多年的世界共產主義政黨和組織發(fā)展歷史中，世界上一共存在過1330個共產主義政黨和組織，遍布五大洲148個國家和地區(qū)，除中國外，曾經擁有超百萬黨員的還有蘇聯、越南、柬埔寨等10個國家的共產黨組織，但如今只剩約500個共產黨組織和中、越、柬、朝、印五個超過百萬黨員的共產黨組織，幾乎各洲都減少一半以上，其中西歐減少最多，達到70.2%。
可見，不斷同化吸納新生階級和社會力量，就一定能適應發(fā)展變化，做大做強。我國作為擁有14億多人口的大國，在工業(yè)化、城市化和市場化三股力量推動下，社會階層構成發(fā)生巨大變化，新社會階層和新興群體日益活躍增多。雖然我們已經通過修訂憲法擴大勞動者群體，通過推選優(yōu)秀分子入黨、改革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制等政治決策來吸納保障新生社會力量，但隨著信息化、智能化和老齡化生產方式巨變，社會結構將迎來更大變局。如何吸納同化新空間、新業(yè)態(tài)、新群體中的創(chuàng)新先進力量，以及老年、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的支持，盤活存量、吸納增量、鞏固變量，凝聚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共謀發(fā)展，將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面臨的考驗。
黨力提升是大黨走向強黨的能力保證
國家發(fā)展需要綜合實力，政黨發(fā)展同樣需要黨力保障。不過政黨的力量究竟來自何方，各國理解不同。從目前西方政黨制度看，多黨制是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選擇。既有挪威、瑞典式的多黨競爭、單獨組閣模式，也有意大利、法國這樣多黨聯合組閣模式。即使是兩黨制國家，也是多黨并存，兩黨輪流執(zhí)政而已。在世界上近160個實行政黨政治的發(fā)展中國家里，也普遍采用西方多黨制，連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在21世紀初也出現了1800多個政黨。這是否意味著政黨的力量與數量正相關，多黨一定民主？早在20世紀60年代，西方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就通過世界政黨政治制度比較發(fā)現，“就政治發(fā)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黨的數量而是政黨制度的力量和適應性”。多黨制恰恰是最容易招致軍事政變的不穩(wěn)定政治體制。世界著名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的調查也顯示，近年來世界上最腐敗的10個國家和地區(qū)中有9個實行多黨制。非洲多黨制的后果也是經濟停滯、政治動蕩。因此，雖然不能說政黨力量與數量無關，但發(fā)揮政黨力量的關鍵在于政黨質量，而非數量，卻是明確的。
從世界百年大黨強黨比較發(fā)展來看，無論是哪種政黨制度，只要這個黨能夠適應社會發(fā)展，不斷提高領導力、組織力和戰(zhàn)斗力，就能夠走向強大。
一是領導協調推進經濟政治發(fā)展能力。政黨作為政治組織，促進經濟發(fā)展重在處理戰(zhàn)略關系和頂層布局，因此，如何處理政治與經濟關系，尤其是經濟與軍事、發(fā)展與安全、效率與公平等問題成為關鍵。蘇聯在建國之初通過新經濟政策“首先重建黨的組織”，然后擴大“黨對工業(yè)和文化的控制”，使新生政權經受住了考驗。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也是先“整頓黨的組織”，再將經濟發(fā)展列為“黨的首要目標”。但在從大黨走向強黨過程中，蘇聯卻沒有正確處理好黃油和大炮、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之間的關系，以致解體垮臺。反觀美國在冷戰(zhàn)結束后，率先開啟軍民融合發(fā)展之路，使經濟與軍事、發(fā)展與安全一體化的國家戰(zhàn)略能力快速提高，贏得21世紀發(fā)展的先機。在效率與公平問題上，1996年印度國大黨因為經濟沒有抓好，輸給了人民黨，而8年后，人民黨因為公平沒有抓好，又輸給了國大黨。可見，處理效率與公平問題至關重要，兩者不可偏廢。
二是黨派合作交往能力。西方多黨制為主體的政黨格局，決定了黨派合作交往能力是影響政治穩(wěn)定和政黨發(fā)展的重要因素，特定條件下甚至是決定因素。如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雖然長期存在驢象之爭，但在市場經濟、美國信條、國家安全、科技發(fā)展等強大政治共識下，二戰(zhàn)以來基本保持兩黨輪流執(zhí)政，而美國社會主義勞工黨、共產黨等27個共產主義政黨和組織的存在，也無法形成一個真正代表工人階級、統一的、有競爭力的社會主義政黨，因為相互間宗派主義嚴重，合作意識缺乏。再如，日本自民黨雖是派系林立的本土最大政黨，但自民黨內部更具合作性的派系處理方式決定其能長期保持一黨獨大的政治地位和影響，而國民黨內部對立性派系斗爭導致其丟失政權并逐步衰落。另外，近年來西方貧富分化的全球化加劇和社會力量的民主化發(fā)展所帶來的政治極化現象，也使大多數西方政黨的黨派合作妥協有限，美國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yōu)先”極端外交政策就是鮮明標志，這些都給世界政治安全和穩(wěn)定發(fā)展帶來不利影響。
黨派合作交往不只局限于國內，還體現在跨國交往能力上。如德國社民黨、法國社會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等都設有政治基金會進行國際學術研討、人員交流和政策磋商，但法國社會黨由于對話更具實效性和平等靈活，比其他政黨具有更深入超前的國際傳播交往能力。相對而言，一些社會主義小黨弱黨對國際交往傳播，更多的是警惕“顏色革命”風險，抵制多黨制或“一黨多派”制思潮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而被動管控有余，主動展示融入不足。
三是社會動員組織能力。動員和組織“是增強政黨力量之路”，動員解決的是政治參與水平，而組織則關系到政治參與的制度化和有序化建設，兩者合力才能保證政黨的穩(wěn)定和強大。從現代政黨實踐來看，如何在動員與組織間保持平衡匹配發(fā)展是難題，更是關鍵。缺乏有效制度支撐的政治動員不利于政治穩(wěn)定發(fā)展。所以“能一身而二任的政黨和政黨體系”才“可使政治現代化和政治發(fā)展”并行不悖，而只有贏得民眾最大信任的政黨才可能一身兼二任。因此，越來越多的西方政黨創(chuàng)新聯結群眾方式。英國工黨順應加強公共服務，緩解治安狀況的群眾之需發(fā)起養(yǎng)老儲蓄、防止手機被盜等運動。越共開展“修建情義屋”和“100%認養(yǎng)英雄母親”運動解決烈士遺屬生活困難問題。古巴共產黨、老撾人民革命黨都規(guī)定領導干部必須深入基層定期視察。西班牙人民黨的議員也定期與選民見面答疑。英國前首相卡梅倫還將個人主頁命名為“網絡卡梅倫”，利用現代網絡技術加強與選民互動交流。新加坡國會2010年3月通過法律廢止對互聯網的政治審查，允許政黨和參選人在互聯網進行政治宣傳。
四是危機管控應對能力。如美國以整體治理能力為基礎，通過法治手段，建立了包括應對計劃、協調機構、檢驗網絡和社會應對能力在內的完備而高效的危機管理體系，并根據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完善。越南共產黨為應對西方和平演變帶來的信仰危機，用嚴懲腐敗高級官員，頒布《海外反腐敗法》，開通“反腐數據庫”等方式開展了自建黨以來范圍最廣、時間最長的反腐整風運動。為應對新媒體時代日益頻發(fā)的輿情危機，朝鮮勞動黨通過媒體詮釋宣揚其“先軍政治”思想路線，老撾人民革命黨成立 “國家因特網管理委員會”，出臺《因特網使用七不準》等規(guī)范性文件嚴控網絡不利影響。英國工黨專門建立負責民意調查的機構以分析輿情、化解危機。德國社會民主黨建立“網絡黨”，實現信息化工作方式和組織方式的新變革。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則專門成立國家意識局來培育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民族認同。諸多措施表明各國政黨對危機管控的高度重視和能力提高。
創(chuàng)新治理是大黨走向強黨的必由之路
20世紀90年代后蘇聯共產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等世界五大黨先后由盛轉衰、喪失政權的慘痛事實，表明大黨未必恒強，加強政黨治理才能持續(xù)發(fā)展。而21世紀以來共產黨執(zhí)政國家社會主義再造輝煌，印度、南美、南非和俄羅斯“三南一北”成為發(fā)展中國家社會主義蓬勃發(fā)展的四大亮點，沉寂己久的發(fā)達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也開始奮力推進，特別是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社會主義“中國之治”和資本主義“西方之亂”進一步說明，創(chuàng)新治理是現代政黨由大而強的必由之路。
創(chuàng)新是現代國家發(fā)展的核心驅動力，政黨作為主導或影響一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政治組織，越來越傾向于打破傳統政黨組織邊界，而以制度、科技、文化、人才等強黨要素為支點進行全面創(chuàng)新治理。
一是創(chuàng)新制度治理。權力監(jiān)督無疑是制度治理重點。日本自民黨不僅頒發(fā)了《道德章程》《政治獻金限制法》，還設立了政治道德聽證委員會、黨紀委員會，用獨立調查和質詢程序依規(guī)查處違法黨員。德國社民黨通過監(jiān)察委員會和仲裁委員會兩個監(jiān)督機構的設立，黨內官員輪換制、親屬回避制、誠信檔案制和退出機制的建立完善，建構起嚴密的監(jiān)督體系。特別是通過黨員誠信檔案來考察和提拔黨員，專門針對有政治地位和影響的精英黨員設立退出機制，避免其影響黨的形象是亮點。此外，法國共產黨也通過民主運行機制改革來強調集體領導，用自下而上的決策方式代替了傳統的自上而下決策。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在2000年形成了黨、政、議會領導人每周開例會共同決策的制度。
二是創(chuàng)新科技治理?？萍际菑婞h之器，利用科技手段強魂強基強力已經成為許多政黨治理創(chuàng)新之策。1997—2010年，英國工黨之所以能連組四屆內閣，與其1998年、2000年和2001年連續(xù)發(fā)布三份科技創(chuàng)新白皮書密切相關，以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新的國家科技發(fā)展戰(zhàn)略為工黨贏得了民心。2015年大選中，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正式推出新網站、手機新程序來加強議員、候選人與公眾的聯系，選民只要輸入本地區(qū)郵政編碼就能查詢到所在選區(qū)的人民行動黨議員信息和聯系方式。2020年11月24日，美國共產黨在官方網站刊發(fā)《加入美國共產黨的十個理由》一文，以“資本主義注定要失敗”“人民比利益更重要”“堅持經濟和股票市場的人民觀念”為號召，痛陳美國社會問題和資本主義弊病，以網絡等現代化科技手段分化對手，吸納新生力量。
三是創(chuàng)新文化和人才治理。美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多種宗教信仰并存的移民大國，之所以能長期保持大國地位，得益于深厚持久的包容創(chuàng)新文化治理。在政府主導、商業(yè)化運作下，支持創(chuàng)新的市場環(huán)境，向民間開放的高科技研發(fā)體系，以及“面對不確定性執(zhí)意前行，面對失敗無所畏懼”的企業(yè)家精神，激發(fā)了大批像馬斯克（SpaceX公司CEO）這樣敢想敢做的創(chuàng)新人才成長。新加坡獨立前，種族仇恨極深，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zhí)政后，采用和解寬容的文化政策，以個人能力而不是種族、血緣和膚色為人才選拔標準，關注少數族群的政治地位和參與權等方式，把新加坡建設成了政治一元、文化多元的和諧社會。而蘇聯共產黨激化宗教矛盾、波蘭統一工人黨無視330萬黨員中有約100萬天主教徒的事實，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打擊壓制宗教的做法，使其發(fā)生劇變時已沒有社會文化支持力量。
世界百年大黨走向強黨的興衰表明，黨魂、黨基、黨力和黨治四大要素的全面科學打造，是一個政黨從小變大，由大而強的體系化發(fā)展路徑。展望加速發(fā)展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政黨競爭更替不可避免，并決定著大國競爭走向。社會主義“中國之治”已經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強大的治國理政能力，也雄辯證明不斷加強黨的建設是我們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法寶。站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歷史高度，我們必須以史為鑒，通過立魂強魂、強基固本、提升黨力、創(chuàng)新治理，實現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戰(zhàn)略定位與每一位黨員干部的初心使命一體化融入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再造實踐，才能真正以百年大黨的昂揚姿態(tài)與強大底氣，帶領14億多中華兒女順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目標。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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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賈娜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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