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國際話語變遷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包括以斗爭為主；以合作為主、斗爭為輔；以合作為根本，以斗爭和競爭求合作。中國共產黨國際話語權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從零散到系統(tǒng)發(fā)展，背后的原因既與中國的綜合國力提升以及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的歷史使命相關，也與變化多端的國際形勢相關。展望未來，中國共產黨要掌握國際話語主動權，就應該植根于黨的具體實踐和文明轉向，開辟中國特色新型政黨關系新格局，不斷推進國際話語平臺建設。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國際話語權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601    【文獻標識碼】A

話語權是國際社會博弈和競爭的一項重要目標。所謂國際話語權，是世界范圍內國與國之間以及地區(qū)之間爭奪的一種話語權力。從政黨的角度來看，所謂政黨的國際話語權也就是“一個國家的政黨和政黨制度在國際政黨政治事務中設置議題、制定規(guī)則、掌控輿論、裁定是非和判斷價值的能力和權力”①。

長期以來，西方通過媒介帝國主義以及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在國際社會上享有話語霸權，尤其是隨著蘇聯(lián)解體、東歐巨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等話語甚囂塵上，中國及其他發(fā)展中國家長期受制于西方霸權話語。對此，中國共產黨必須構建自己的有影響力的國際話語體系，才能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國際話語權建設問題，強調“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②

中國共產黨的話語權變遷及階段性特征

第一階段：以斗爭方式創(chuàng)立國際話語權。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在話語權問題上就深深打下了斗爭的印記。毛澤東說：“權利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世界上有一個‘爭’字，我們的同志不要忘記了。”③推翻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使命以及面對當時國民黨的圍剿，讓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不得不堅持斗爭的路線，主張“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八年抗戰(zhàn)，取得反法西斯斗爭的巨大勝利，讓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巨大的國際聲望。毛澤東在延安會見美國記者斯特朗時，表達了對帝國主義的藐視和對戰(zhàn)勝國民黨反動派的信心。他指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更是讓世界了解了真實的中國共產黨，看到了中國共產黨艱苦卓絕的奮斗和發(fā)展歷程。

斗爭可以分為國內斗爭和國際斗爭，還可以分為武裝斗爭和輿論斗爭。在早期斗爭中，中國共產黨緊隨國際共運，受到共產國際的指導。早期黨的主要任務是求得生存，奪取政權，解放全國，一心專注于國內斗爭。這一時期，雖然中國共產黨享有越來越大的國際聲譽，但是其國際話語權幾乎為空白，可以說處于失語狀態(tài)。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話語權才逐步形成。在新中國成立的前三十年，國家的國防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巨大成績，為國際話語權打下了堅實的硬實力基礎。這一時期國際話語權主要通過輿論斗爭獲得。為了加強同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中國共產黨確立了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多黨合作方針。為了實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國共產黨將民主集中制作為基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然而對于中國的政黨制度，一些西方國家一直抱著懷疑、抹黑的態(tài)度，認為中國的民主集中制不是真正的民主。反觀西方的民主制，看似實行普選，但是卻很容易受到政商勢力的操控和民粹主義的牽引以及多黨為了爭奪選票和領導權而相互傾軋等問題的困擾。正如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所說：“現(xiàn)在以及不遠的將來，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仍是最佳的選擇。不切實際的民主制會將資源轉變?yōu)檎紊系臒o休止的爭論，從而犧牲中長期的經濟與社會收益。”④因此，多黨合作制、政治協(xié)商制、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對世界黨政理論的重大貢獻。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柏林發(fā)表演講時指出：“我們將從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的大義出發(fā)，貢獻處理當代國際關系的中國智慧，貢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為人類社會應對21世紀的各種挑戰(zhàn)作出自己的貢獻。”2017年中國共產黨與世界200多個政黨和政治組織領導人舉行高層對話，就世界形勢和發(fā)展趨勢達成共識，再一次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在黨政問題上的國際話語影響力。

除了政黨理論，中國共產黨作為執(zhí)政黨提出了一系列對外交往主張，大多體現(xiàn)了斗爭的意識。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話語權主要是以政治斗爭為主，爭取第三世界的支持，故而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成為中國國際話語的重要體現(xiàn)。這一時期的話語權大多是為了維護中國的獨立和主權、保衛(wèi)和平、維護第三世界利益以及構建中國政黨制度的正當性、合法性而提出來的。中國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一邊倒”“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求同存異”“三個世界劃分”“一條線、一大片”等外交主張。在面對中蘇關系惡化以及美國的反華政策時，又提出“兩個拳頭打人”戰(zhàn)略，同時強調發(fā)展“兩個中間地帶”的思想。正是通過斗爭，才有了后面的尼克松訪華和中美關系的緩和以及中國進入聯(lián)合國等外交成果，也換來了后三十年的“以合作為主、斗爭為輔”的國際話語權制度模式。從這些國際話語不難看出，中國共產黨主要采取了兩條路線，一是與亞非拉第三世界開展合作，爭取第三世界的支持；二是繼續(xù)與西方展開對抗，以斗爭求得合作，這實際上也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之間對抗的延續(xù)。在這個過程中，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斗爭成為中國共產黨國際話語的主要表達形式。

第二階段：以合作為主、斗爭為輔，爭取國際話語權。這一時期主要是從鄧小平改革直至胡錦濤執(zhí)政時期。中國共產黨不斷推動“南北對話”“南南合作”，顯示大國擔當。隨著蘇聯(lián)解體、東歐巨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西方在冷戰(zhàn)中取得的勝利讓自身的國際話語權得到進一步加強，于是“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霸權穩(wěn)定論”“社會主義失敗論”等論調甚囂塵上。與此同時，西方又在世界各地兜售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觀”。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主要采取了韜光養(yǎng)晦的戰(zhàn)略，著力發(fā)展自身硬實力，尤其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目標。1981年，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香港、澳門的回歸以及“一國兩制”的成功實施讓西方刮目相看。中國共產黨為解決國際爭端和難題提出了自己獨特的方案，這可視作中國共產黨在構建國際話語權中摒棄意識形態(tài)之爭的一種努力。其后，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們要繼續(xù)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發(fā)展同一切國家的友好關系。”⑤中國逐步打破和扭轉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1989年政治風波以后對中國實行制裁、封堵和遏制的嚴重態(tài)勢，全面恢復、改善和發(fā)展了同“東西南北”各種性質、各種類型國家的外交關系，開辟了“后冷戰(zhàn)時代新型的伙伴關系模式”。

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國際話語權的主要特征體現(xiàn)為，以合作為主、斗爭為輔。合作的結果之一是中國建立了全球貿易網絡，實現(xiàn)了經濟的飛速發(fā)展。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增強，這時的話語權背后擁有了更多的硬實力支撐，合作不再只局限于亞非拉美第三世界，而是積極與西方世界開展具有廣度和深度的合作，強調發(fā)展新型伙伴關系。中國經濟的飛速發(fā)展激發(fā)了世界探索中國發(fā)展奧秘的愿望，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中國方案成為世界熱議的主要國際話語。但是，這些話語中也不免激起了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憂慮和恐懼。2011年9月，《中國的和平發(fā)展》白皮書系統(tǒng)論述了中國和平發(fā)展的總體目標、對外方針政策、世界意義等內容。北京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的成功舉辦，更讓世界看到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yōu)勢，也大大提升了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第三階段：以合作為根本，以斗爭與競爭求合作，全面提升國際話語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國際話語權建設問題，提出了由“一帶一路”、文明交流互鑒、總體國家安全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概念組成的中國特色的國際話語體系。與此同時，美國前總統(tǒng)特朗普挑起貿易戰(zhàn)、科技戰(zhàn)等，企圖遏制中國發(fā)展。美國智庫和媒體也紛紛炮制“中國威脅論”“人權高于主權論”“中國病毒論”“新疆種族滅絕論”等話語陷阱，向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發(fā)起輿論總攻。面對西方挑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戰(zhàn)略定力，對種種輿論攻勢作出了有力回應，使中國經濟的巨輪在波濤洶涌的大海行穩(wěn)致遠。

總體而言，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話語體系呈現(xiàn)出以合作為主，以斗爭和競爭求合作的特征。一方面，中國不怕事也不惹事，面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無理挑釁，敢于正面應對，在不得已時敢于通過斗爭求得合作的機會，或以競爭來實現(xiàn)合作。另一方面又開誠布公謀求合作，以合作為根本。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上的主旨講話中指出，在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中國共產黨要協(xié)同世界其它政黨擔負起為人民謀幸福、為人類謀進步的五大責任，即引領方向、凝聚共識、促進發(fā)展、加強合作、完善治理。他還指出：“中國共產黨將積極推動完善全球治理，為人類社會攜手應對共同挑戰(zhàn)作出新貢獻。”中國共產黨追求合作共贏、公平正義的話語建構和行動指向，贏得了世界各國政黨的熱烈反響。可以說，這一階段中國的國際話語體系是在道義性話語這一最高層次上的集中發(fā)力，不再拘泥于具體的國際事務，而是著眼于全球、全世界、全人類，體現(xiàn)了極大的超越性、道義性。這一階段中國的國際話語體系還體現(xiàn)了整體性、系統(tǒng)性、包容性等特征，其中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最終目標和方向，總體國家安全觀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保駕護航，文明交流互鑒是實現(xiàn)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式路徑，“一帶一路”是對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治理和文明交流互鑒的具體實施。這些國際話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構成了一個有機的系統(tǒng)和整體。

中國共產黨國際話語體系形成的原因

中國共產黨國際話語體系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從散亂到體系，從較低層次的事務性話語到制度性話語再到最高層次的道義性話語的轉變過程。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變化，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

與中國的綜合實力提升和不同時期的歷史使命相關。話語權作為一種軟實力，與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相輔相成。硬實力越強，話語權相應也就越大。過去，中國在積貧積弱的情況下很難形成自己的國際話語權。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與世界的聯(lián)系越來越密切，中國深度參與國際分工與協(xié)作，在各類國際事務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在世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時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話語權也從萌芽階段進入到全面提升階段。隨著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也從最初的尋求國家獨立、人民解放向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乃至維護世界和平轉移。這種目標任務的變化也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構筑與時俱進的國際話語體系。

與國際社會形勢變化和需求相關。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世界形勢也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一方面，西方自身遭遇了危機，經濟上的衰落、種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泛濫，讓人們開始審視和反思西方所謂的優(yōu)越制度、價值觀和話語體系，加之新興國家的挑戰(zhàn)、西方陣營內外民眾對西方話語霸權的不滿與厭倦，導致這時西方的國際話語體系開始出現(xiàn)頹勢。另一方面，由西方國際話語頹勢而造成的價值真空也需要新的、更為公平公正的價值觀來填補。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站在全人類的高度上，摒棄博弈競爭模式排他性的一種合作共贏模式。這一模式主張求同存異、和平發(fā)展、普遍安全、公平正義與國際關系民主化。這樣的國際話語體系對世界大多數(shù)人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未來國際話語權爭奪趨勢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美國妄圖逆勢而動，繼續(xù)維護其霸權地位，遏制中國就自然成為其全球稱霸戰(zhàn)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對國際話語權爭奪方面，美國采取了多管齊下、軟硬兼施的復合型策略，對中國共產黨增強國際話語權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這主要表現(xiàn)在：

中美意識形態(tài)交鋒激烈。美國維護霸權地位必然重視其對外的文化與價值觀規(guī)制。美式全球化以民族國家為工具，以民主自由為名，以維護美元和美軍在全球的硬實力霸權為實，以互聯(lián)網為基礎，打造了運用全媒體對全球施加影響和支配的軟霸權。美式全球化要求美國將民主自由價值觀念推銷到全球，從意識形態(tài)上維護其文化霸權，從而永久地實現(xiàn)“美利堅治下的和平”。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言，美國始終認為自身有義務向世界的每個角落傳播其價值觀。⑥因此，美式全球化的重要表現(xiàn)即為“文化帝國主義”。過去多年來美國在全球范圍內大肆推行“普世價值”，大搞“顏色革命”，實施“和平演變”。尤其是在遏制中國議題上，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共識多、分歧少，較易通過相關遏制中國法案。在美國軍工集團、華爾街金融食利者主導下，美國國會、政府、智庫、媒體積極維護全球化大資本集團利益，極限打壓中國及中國共產黨。中美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激烈交鋒從未斷絕，美國對中國展開的價值觀外交成為其炮制“中國威脅論”的重要支撐。

現(xiàn)實制度性話語權面臨挑戰(zhàn)。從地緣政治看，以美國為代表的七國集團針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帶頭組建以價值為驅動、密切協(xié)作、市場主導、高標準、多邊金融機構支持的“重建更美好世界”（簡稱：B3W）伙伴關系。在以往“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基礎上，美國拋出所謂印太戰(zhàn)略，拉攏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在該地區(qū)從軍事安全、經濟發(fā)展以及地區(qū)影響力等方面對中國進行圍堵。目前為止，拜登政府企圖帶頭成立的“世界民主同盟”還徒有虛名、華而不實，延續(xù)舊時冷戰(zhàn)思維，大肆鼓吹維護“以規(guī)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借以消解中國倡導的多邊合作秩序。長遠來看，未來在全球治理領域，極有可能發(fā)生以美國為首的海權國家與以中俄為代表的陸權國家在相關國際組織、議程設置領域的制度性、規(guī)則性話語權博弈與較量，美國咄咄逼人的戰(zhàn)略進攻態(tài)勢成為中國共產黨增強國際話語權的現(xiàn)實制度性挑戰(zhàn)。但是，這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展現(xiàn)建構全球政黨命運共同體誠意和召喚力的契機。

輿論式抹黑策略造成威脅。美國右派比如蓬佩奧之流妖魔化中國共產黨，企圖削弱中國共產黨的全球影響力，將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割裂對立，挑撥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進而顛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內的合法性與領導權。美國在國際社會中煽動國際輿論抹黑中國共產黨的著力點在于，利用或捏造一些容易吸引世界公眾眼球的焦點性事件與中國內政問題。

美國在全球推行輿論戰(zhàn)，將上述問題話語“武器化”，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中共威脅論”，刻畫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好斗、中國發(fā)展威脅的“銳實力”形象。西方利益集團，比如“人權觀察”組織等國際反華組織、國際主流媒體集團和智庫等積極跟進，在新疆、西藏、香港、臺灣地方議題，以及人權議題、新冠肺炎疫情溯源問題上積極制造噱頭，吸引世界公眾目光，甚至制造連環(huán)議題造謠抹黑中國國際形象。因此，在全球輿論場，一場輿論惡戰(zhàn)剛剛開始，未來將會持續(xù)較長時期。這場輿論惡戰(zhàn)表現(xiàn)為美國領銜的西方政黨與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世界進步政黨之間的話語權斗爭，這種斗爭不僅是道義上的交鋒，更是戰(zhàn)略上的博弈，也是相關具體政策、措施和人才等方面的競爭。能否打好這場國際話語權斗爭，進而贏得世界人民的認同、信任和支持，對于中國共產黨維護和提升國際話語權至關重要。

中國共產黨國際話語權未來走向與突破

努力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新型政黨關系新局面。建立新型政黨關系是習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國共產黨對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政黨外交是國家總體外交的基礎，對于增強國際話語權、建立新型政黨關系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首先，應該展現(xiàn)更為包容的新型政黨外交價值理念。要深刻而全面地闡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時代要義和價值內涵，建立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的新型政黨關系。其次，創(chuàng)新完善政黨外交交流體制機制。與歷史上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西方極化政黨政治不同，中國共產黨推行的政黨外交超越現(xiàn)有對立的意識形態(tài)格局，更為包容，更加以人為本。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與世界所有政黨對話，海納百川、互學互鑒，履行大國大黨責任，積極完善全球治理。

因此，中國共產黨通過政黨外交推動的新型政黨關系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作用更為持重。此外，還應充分發(fā)揮政黨外交的信息交流作用，擴大聯(lián)絡渠道。積極建構政黨交流對話關系網絡，超越以往國際共運的意識形態(tài)差異邏輯，積極分享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密碼。架起政黨、政府、公眾之間溝通的橋梁，以政黨外交推動政府外交、民間外交，推動中國新型政黨外交關系與其他外交合作機制的戰(zhàn)略性對焦與對接，充分發(fā)揮政黨外交影響公眾意見機制，構建全球新型政黨關系機制，召喚世界其他國家政黨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重要關切。

深刻把握與積極推進中國共產黨的實踐與文明轉向。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善于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善于總結經驗教訓，善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改造外部客觀世界。在百年波瀾壯闊的輝煌建黨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實現(xiàn)了自身的實踐與文明轉向，具有強烈的實踐性、進取性、開放性、文明性。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也是實踐的理論。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f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積極運用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方法，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帶領中國人民創(chuàng)造性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打破了“西方中心論”，為增強中國共產黨國際話語權奠定了堅實基礎。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yè)而奮斗的政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創(chuàng)性地提出并積極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并將其作為制度化平臺，堅持建設“五通”“五路”，實實在在地為推進新型全球化、解決日益突出的全球問題貢獻切實可行且更為可持續(xù)、普惠包容的中國方案，積極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同西方現(xiàn)代文明有益因素相結合。積極建設文明型政黨，在復雜多變的國際格局與國際秩序變局中追尋和開創(chuàng)世界文明演進方向，引領人類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數(shù)百年來，西方政黨發(fā)展實踐昭示西方政黨被西方價值觀所禁錮，比如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植根于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很難提出真正能夠超越政黨競爭范疇的普惠全球大眾、關照全人類福祉的政治理念，更遑論與之相關的具體實踐。一般情況下，世界多數(shù)國家多數(shù)政黨都公開代表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但是，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積極吸納人類文明一切進步因素，創(chuàng)造性地實現(xiàn)自身文明進化轉型，進而成為引領世界政黨進步發(fā)展方向的文明型政黨。這種文明型政黨深入挖掘和繼承創(chuàng)新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內涵，比如“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就深受傳統(tǒng)文化中“親民、富民、樂民、安民”思想浸潤。同時在互學互鑒中積極吸納西方現(xiàn)代科技文明、商業(yè)文明等合理因素，注重中國與世界共生，致力于整體文明復興，堅持通過溝通與對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共產黨超越了西方意義上的政黨內涵，不是為少數(shù)利益群體謀利益，而是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同時史無前例地對外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共同自由、共同富裕，為全人類進步事業(yè)謀發(fā)展。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實踐與文明轉向必將有力召喚世界各國進步政黨共同為人類進步事業(yè)、為人類文明創(chuàng)新發(fā)展作出獨特貢獻。

開拓傳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新路徑。依靠軍事力量進行殖民掠奪的霸權主義行徑不得人心，這個世界并不應該是少數(shù)金融食利者宰制他人的樂園，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世界，而是全人類共同的家園，是涵蓋廣大中產階級、普通大眾的世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集古今中外文明之大成，從道義上講，對人類未來、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引領作用。我們理應堅持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向全球傳播。一是將《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系列著作進行對外傳播。當前《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三卷本已陸續(xù)翻譯出版多語種版本，并面向海內外發(fā)行，外界反饋好，受眾接受度高。二是做好專題化對外傳播工作。深入宣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習近平生態(tài)文明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創(chuàng)新國際傳播路徑，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強化新媒體運用能力，將新媒體的數(shù)字化和交互性特征融入國際受眾需求環(huán)境，提升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宣介的吸引力、影響力，提高傳播實效。三是做好引領式解讀工作。國內雖然陸續(xù)成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院等專業(yè)化研究機構，但在國外，還欠缺類似的研究機構。少有的西方中國研究機構中有學者在跟蹤研究中國領導人的思想，但有的出發(fā)點似乎帶有抹黑和打壓中國的動機。因此，可嘗試在廣大發(fā)展中國家或跨國非營利性組織中成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機構。創(chuàng)新話語表達方式，用國際社會聽得懂的語言在學術論壇、學術研究對話等公共空間中進行傳播，幫助國際社會精準、全面、深入地解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完善制度性話語權平臺。2017年啟動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可看做中國共產黨積極主動構建新型政黨關系和制度性話語權的一種嘗試。這種嘗試繼承和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政黨交往的國際主義原則，團結了最廣泛的政治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識，建構了國際政黨交流合作網絡，打造了以對話與溝通為基本范式的政黨協(xié)商機制，并將其制度化、常態(tài)化。未來中國共產黨掌握國際話語權，應進一步完善這種溝通協(xié)商機制，加強政黨外交與政府外交、民間外交等其他合作機制建設，通過與世界政黨一起積極謀劃推動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治理和加強文明交流互鑒策略方針政策的制定，加大同世界各國政黨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更加美好世界的力度和可能性。應借助制度化建設平臺，強化議題設置，積極建構定位明確、特色鮮明、功能互補、覆蓋廣泛的制度化議程設置格局，以對沖西方輿論鼓動策略。全天候研判國際社會涉及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態(tài)勢，針對不同地區(qū)輿論態(tài)勢，有的放矢地實施精準傳播策略，通過制度化平臺凝聚或培育最廣泛國際共識。比如在傳播習近平生態(tài)文明思想時，可以在生態(tài)文明國際論壇框架中探尋國際民眾參與渠道，以及探索建設涵蓋智庫、科技、經濟發(fā)展等諸多領域的關于生態(tài)文明治理的全球交流平臺，不斷加強習近平生態(tài)文明思想全球傳播的制度化建設。

總之，面對國際社會尤其西方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不解、誤解或曲解，面對西方資本主義模式正把西方自身和人類帶入窮途末路的現(xiàn)實，向世界生動展示“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的“營銷工作”迫在眉睫。通過新型政黨關系平臺，構筑國際社會學習理解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歷史、執(zhí)政經驗和執(zhí)政理念的廣泛合力，增強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話語權，應該提到中國共產黨的議事日程上。只有這樣，才能順應世界政黨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把握人類進步的大趨勢，與世界政黨和世界人民一起構建人類新型文明！

（作者為山東大學（威海）文化與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山東大學（威海）全球勝任力研究院創(chuàng)院院長；衡陽師范學院副教授趙立敏、重慶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后江灝鋒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①華正學：《構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國際話語權的歷史邏輯與現(xiàn)實路徑》，《統(tǒng)一戰(zhàn)線學研究》，2021年第2期。

②習近平：《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著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人民日報》，2014年1月1日。

③《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6頁。

④[美]羅伯特·勞倫斯·庫恩著，呂鵬、李榮山等譯：《中國三十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26頁。

⑤《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651頁。

⑥[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林華等譯：《論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6頁。

責編/張忠華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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