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中心論或西方中心主義是一種強調西方文化優(yōu)越性的觀念，這種觀念本來是西方人的歷史錯覺。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優(yōu)勢地位，進一步強化了西方人的這種錯覺。超越西方中心主義不是簡單地推翻現(xiàn)有的學科基礎，也不是回歸傳統(tǒng)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的唯一可靠的理由只能是現(xiàn)代化。當代中國處于現(xiàn)代化的歷史進程中，超越西方中心主義是一項規(guī)模宏大的系統(tǒng)工程，我們應該有現(xiàn)代的眼光和國際的視野，而加強基礎理論與方法的研究，是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西方中心主義 話語體系 現(xiàn)代化

【中圖分類號】 D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2.007

【作者簡介】孫曉春，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中國政治學會理事。研究方向為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主要著作有《中國政治思想史論》《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史論》等。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的推進，在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之時，“推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成為擺在我們面前十分迫切的任務。于是，超越西方中心論或者西方中心主義便成為學界討論的話題。討論中，在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這一點上，人們已經(jīng)達成了基本共識。但是，怎樣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仍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本文試圖就以下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讀者。

西方中心主義：一種歷史的錯覺

西方中心論或西方中心主義是一種強調西方文化優(yōu)越性的觀念，在西方人那里，這一詞語表達的是一種自我優(yōu)越感，這種優(yōu)越感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形成的。所以，認識西方中心論或者西方中心主義，首先要有歷史的眼光。

現(xiàn)代考古學與歷史學的研究成果表明，人類文明是多元的。文明的多元特征是在人類文明最初發(fā)生的那一刻就決定下來的。對于生活在現(xiàn)時代的我們來說，人類文明產(chǎn)生之初的許多細節(jié)以及人們的生活狀況，我們無法得知詳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人類文明是在許多地方發(fā)生的，在亞洲、非洲、歐洲這幾片大陸上都能找到遠古文明的痕跡。文明源頭的多元性，決定了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一些民族在文化上的自我優(yōu)越意識，也是在文明多元的環(huán)境下形成的。

許多民族都曾有過文化上的自我優(yōu)越感，這與一定歷史時期相對封閉的地理環(huán)境有關。在遠古時代，文明是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huán)境下各自發(fā)展的，這在客觀上導致了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1]，敘述的就是這個事實。

封閉的地理環(huán)境與文化的差異，在客觀上影響了以往時代的人們對于人的理解。按照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人類文明的發(fā)展過程，也是生活在不同歷史環(huán)境下的人們理解人的過程，這一過程最先是從認識自我開始的。德國學者米夏埃爾·蘭德曼說，早期的人們自我解釋的特征之一，就是根據(jù)一個人是不是自己民族的成員來判斷其是不是人，“他們還遠遠沒有非常全面地辨認他們自己的類，甚至像埃及那樣發(fā)達的文化中，也只有埃及人才保留著做一個人的特權。所有的異鄉(xiāng)人都不是‘人’，這種現(xiàn)象叫做民族中心主義”[2]。蘭德曼所說的“民族中心主義”，與文化中心主義或者文化中心論是相近的概念，民族中心主義或文化中心主義產(chǎn)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對人的全面理解。

當生活在不同地理區(qū)域的人們形成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以后，是否與自己共享一種文化，往往被當作判斷一個人或者一個族群是否為人的依據(jù)。這種情形在東西方的歷史上都曾有過。據(jù)米夏埃爾·蘭德曼的說法，幾個世紀之前，歐洲人還在討論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是否為人的問題。在他們看來，“只有‘基督教的人’（這是自馬丁·路德以來仍為人熟知的一種表達）才真正是一個人。”[3]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以及近代史上販賣黑奴的貿(mào)易，其真實原因就是西方人并沒有把基督教世界以外的人當作人來對待。歷史地看，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排異性，每一個民族在文化方面都有自我優(yōu)越感，中國古代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中原地區(qū)的華夏族稱周邊少數(shù)民族為蠻、夷、戎、狄。秦漢以后，華夷之別一直為歷代中國人所重視，到了明清時期，來到中國的西方殖民者也被稱為“紅毛夷”“西夷”。正是文化的排異特征和自我優(yōu)越感，才使得一個民族的文化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得以保持下來。

民族文化的自我優(yōu)越感，也與歷史上各民族之間文化發(fā)展的不均衡有關。歷史上，由于錯綜復雜的原因，在一定的地理區(qū)域內，往往是某一個民族的文化率先發(fā)展起來，從而在特定的地理空間內具有了優(yōu)勢地位，發(fā)源于黃河流域的中國文化和發(fā)源于希臘羅馬的西方文化都屬于這種情形。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都在它們所能影響的區(qū)域內推動著人類文明的進步，這是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然而，也正是這一事實使人們產(chǎn)生了某種錯覺，他們并不知道，在他們感覺到的地理邊界以外，存在著許多類型的文明和文化，每一種文明和文化都有其價值和意義。

戰(zhàn)國思想家孟子在談到華夷問題時曾經(jīng)說過：“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4]從積極的方面來說，孟子道出了黃河流域中心地帶的華夏族文化較之周邊地區(qū)的文化更為先進這一事實，但在另一方面，這句話也體現(xiàn)了某種文化優(yōu)越感，在孟子看來，夷狄是需要由華夏文化來改變的，在孟子身后，這種文化優(yōu)越感是被不斷放大的。直到18世紀末葉，英國公使馬嘎爾尼來到中國的時候，清王朝的統(tǒng)治者還以為大清王朝是世界的中心，“天朝所管地方至為廣遠”，“外藩使臣到京”無非是“傾心向化”[5]。古代中國人的文化優(yōu)越感更多地是由于對外部世界缺少了解。

鴉片戰(zhàn)爭以后，當中國人對世界有了更多了解的時候，便逐漸從自我優(yōu)越的錯覺中走了出來。相反，由于近代以來整個世界的歷史進程，西方人卻在自我優(yōu)越的錯覺中越走越遠。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暫時領先，客觀上強化了西方人固有的自我優(yōu)越感。他們以為，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以西方文明為中心展開的，西方文明就是人類文明的標桿，他們的責任就是拯救西方文明以外的所有人類。近代史上，歐洲人在世界各地瘋狂的殖民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觀念在作祟。不過，很多西方人不太愿意提起的是，在把他們的文化向整個世界推銷的同時，西方人也在歐洲以外的地方犯下了種種罪惡。

總之，西方中心論或西方中心主義是一種歷史錯覺，如果說這種錯覺根源于西方人自古就有的自我優(yōu)越感，那么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率先走上現(xiàn)代化道路的歷史事實，又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這種錯覺。

現(xiàn)代化：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理由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學術界曾有過一次關于“政治發(fā)展”的討論，這場討論的核心議題是發(fā)展中國家的政治發(fā)展問題，最初討論這一問題的主要是政治學者，后來，社會學、經(jīng)濟學、歷史學以及人類學等學科的學者也參與了進來。根據(jù)二戰(zhàn)以后許多非西方國家都走上了工業(yè)化的道路的情形，一些持有西方中心論觀念的學者，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政治前景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在他們看來，西方國家的政治現(xiàn)狀就是非西方國家的未來，這些國家政治發(fā)展的目標就是建立與當代西方國家相同的政治結構。不過，這種觀點也受到了歷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研究者的質疑：非西方國家的政治發(fā)展，并不必然重復歐洲的歷史經(jīng)驗，西方國家也不是所有非西方國家政治發(fā)展的理想模型。問題的關鍵是要弄清什么是西方的，什么是現(xiàn)代的。對于西方中心論者來說，這一觀點不啻是一味清醒劑。其實，這一觀點對著意超越西方中心論的我們來說，也有一定的參考意義。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立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和學術體系，也同樣要分清什么是西方的，什么是現(xiàn)代的。所以，討論超越西方中心主義這一問題，應具備現(xiàn)代的視角。

按照社會學的理解，現(xiàn)代化是涉及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全球性的、迅速的社會變遷過程，其中主要包括以工業(yè)化為核心的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以民主和效率為標志的政治現(xiàn)代化、人們的生活從以農(nóng)村為中心轉向以城市為中心的城市化以及以科層制為起點的組織管理的現(xiàn)代化。[6]這一歷史過程的起點是近代英國革命，后來漸次擴展到整個世界。

隨著現(xiàn)代化歷史進程在全球范圍內的展開，西方人把他們的科學技術、知識、思想文化甚至生活方式也帶到了世界各地，于是，一些原本是西方的東西，變成了現(xiàn)代的。以至于在當今國際社會，許多通行的規(guī)則和標準都是由西方人建立起來的?，F(xiàn)代化在改變著每一個國家的社會生活的同時，也把這些標準和規(guī)則推給了每一個走上現(xiàn)代化道路的國家。事實證明，現(xiàn)代化是不可以也無法另起爐灶的，一個國家想要成為現(xiàn)代國家，它就必須接受西方所認同、推行的現(xiàn)代的知識和國際通行規(guī)則、標準。例如計量單位，目前國際上通行的克、千克（噸）、米、千米（公里）、公升以及在石油交易中所使用的“桶”，這些最初都是西方人使用的計量單位，但是，當這些計量單位為整個世界所接受以后，便成了國際標準。在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接受這些計量單位，就無法參與國際社會的經(jīng)濟活動。再如競技體育，除太極拳、圍棋、中國象棋之類的項目以外，大多數(shù)運動項目都源自西方，競賽規(guī)則也是依據(jù)西方國家的標準建立起來的。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接受這些規(guī)則，就無法成為當今國際體育大家庭的一員。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改革開放政策指引下，中國駛入了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快車道。短短幾十年里，我們建立了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迅速縮小了與發(fā)達國家在科學技術領域的差距。改革開放政策不僅激發(fā)了經(jīng)濟活力，而且也促進了我們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發(fā)展。在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方面，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斷完善的同時，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zhàn)略目標，1999年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將依法治國的原則寫入憲法，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又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7]。黨的十九大報告又指出：“發(fā)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創(chuàng)建、精神文化產(chǎn)品創(chuàng)作生產(chǎn)傳播的引領作用，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fā)展各方面，轉化為人們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8]與此同時，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也進入了當代中國政治建設的議程。現(xiàn)代化建設在根本上提高了我們國家社會生活的質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歷史證明，“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9]，是唯一正確的選擇，我們國家在經(jīng)濟與社會發(fā)展方面的成就，都是通過這條道路獲得的。筆者認為，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同樣要有完整、準確的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立足中國國情、迅速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道路。這意味著，一方面，我們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國家的經(jīng)驗，簡單地模仿西方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另一方面，以現(xiàn)代化為目標，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有別于傳統(tǒng)、僵硬的以計劃體制為內核的社會主義。當我們堅定不移地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的時候，我們不應拒絕現(xiàn)代國家所應具備的基本要素。因此，我們才要弄清什么是西方的，什么是現(xiàn)代的。

按筆者理解，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也應該基于現(xiàn)代化視角來理解。我們之所以著力于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主要理由就是通過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建設，進一步推進我們國家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歷史進程。

為什么要把超越西方中心主義與現(xiàn)代化聯(lián)系起來，說到這里，有必要提及近年來關于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討論。有學者認為，現(xiàn)代化的范式不僅無助于中國社會科學的發(fā)展，反而是我國社會科學發(fā)展的障礙。例如，鄧正來在論及中國法學應該向何處去時便說：“中國法學之所以無力引領中國法制發(fā)展，實是因為它們都受一種‘現(xiàn)代化范式’的支配，而這種‘范式’不僅間接地為中國法制發(fā)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圖景’，而且還使中國法學論者意識不到他們所提供的不是中國自己的‘法律理想圖景’;同時，這種占支配地位的‘現(xiàn)代化范式’因無力解釋和解決因其自身的作用而產(chǎn)生的各種問題，最終導致了所謂的‘范式’危機。”因此，他認為，中國法學的出路就是結束這個受“西方現(xiàn)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學舊時代，開啟一個自覺研究“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法學新時代。[10]筆者并不同意這一說法。

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本土化，肯定是正確的發(fā)展方向。然而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實現(xiàn)本土化，如何建構屬于我們國家、我們時代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確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在改革開放以后的幾十年間，我們經(jīng)歷了一個大量引入西方現(xiàn)代社會科學的階段。必須承認，在許多研究領域，這些年來被引入的基礎性知識和研究方法是被我們接受了的。這構成了當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現(xiàn)實基礎。我們國家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之所以能在短短幾十年里拉近與國際學界的距離，具備參與國際社會的學術對話的能力，成為國際學術共同體的一員，完全仰賴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政策。如今，我們國家仍然處于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過程之中，當我們明確了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立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這一目標時，現(xiàn)有的學術基礎恰恰是我們實現(xiàn)超越的起點。

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與我們國家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方向是一致的。這在客觀上決定了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發(fā)展方向不可能是回歸傳統(tǒng)。在前些年曾經(jīng)一度流行的國學熱和重建儒學的思潮中，曾有人主張放棄現(xiàn)有的學科分類方法，回歸傳統(tǒng)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學科分類，也有人主張用“王道”之類的傳統(tǒng)術語替換現(xiàn)有的學術話語，從而重建傳統(tǒng)的知識體系。[11]這些想法其實是不可行的。

目前，人們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使用的許多概念、術語都是外來的。例如，經(jīng)濟學界人們常用的GDP（國內生產(chǎn)總值）、CPI（消費者價格指數(shù)）、PPI（生產(chǎn)者價格指數(shù)）、M1（狹義貨幣）、M2（廣義貨幣）等，這些術語及相關的分析方法，對于描述和分析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狀況、貨幣政策是十分有效的工具，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能夠替代它們的術語和分析方法。如果不顧這一社會科學發(fā)展現(xiàn)實，盲目追求本土化或回歸傳統(tǒng)，其后果將是災難性的。

筆者較為熟悉的政治學也是如此。在當下的政治學研究中，我們所使用的許多概念，如民主、專制，等等，雖在中國古典文獻中都可以找得到，但我們對這些概念的理解與古代人卻有很大不同。“民主”，在傳統(tǒng)的中國話語中是“民眾的主人”的意思，而到了近代，作為democracy的意譯，所指的卻是以人民主權為基本原則的政治體制。“專制”，在中國古代文獻中的本意是權臣專斷，禍亂朝政，《韓非子·亡徵》中“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shù)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是其證。但是，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戰(zhàn)爭以后，當鄭觀應、嚴復、康有為等人思考中國之所以貧弱的原因，將中國傳統(tǒng)的君主政體與近代西方國家的君主立憲政體進行比較時，“專制”逐漸成為用于描述中國傳統(tǒng)社會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的概念。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期間給光緒皇帝的上書中便說：“吾國行專制政體，一君與大臣數(shù)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12]有人說，把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稱為專制國家，孟德斯鳩是始作俑者[13]，這種說法有違歷史事實?？涤袨槭褂?ldquo;專制”概念的時候是1898年，而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為中國思想界所了解是晚些年的事情。在傳統(tǒng)話語中諸多概念的內涵已經(jīng)發(fā)生本質改變、學界同仁對這些概念已經(jīng)形成基本共識的今天，回歸傳統(tǒng)話語是不可能的事情。

綜合來講，筆者認為，超越西方中心主義不是簡單地推翻現(xiàn)有的學科基礎，也不是回歸傳統(tǒng)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我們努力的方向應該是建構一個比現(xiàn)有的學術體系更為合理、更有解釋力、對于人類社會生活更有指導意義和規(guī)范意義的知識體系。從這一意義上說，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的唯一可靠的理由只能是現(xiàn)代化。

建設中國特色的知識體系是一項規(guī)模宏大的系統(tǒng)工程

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當我們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時，也必須認識到，這是一項規(guī)模宏大的系統(tǒng)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能否高質量地完成這項任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對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理解，以及我們在怎樣的程度上作出行之有效的努力。

首先，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要有現(xiàn)代的眼光和國際的視野。我們所要建設的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不僅是有中國特色的，更重要的是，它也應該是現(xiàn)代的，相較于前者，后者更為重要。在人類歷史上，思想學術的發(fā)展總是與知識的增長、學理的精進分不開，思想學術演進的總體趨勢是陳舊的知識被先進知識所替代，而區(qū)域、國別的因素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從表面上看，近代以來在整個世界流行的思想文化和知識體系是西方的，但實際上，這些東西之所以能夠在整個世界流行開來，并且為西方以外的許多地方的人們所接受，其根本原因并不僅在于它們是西方的，而是因為西方近代文化較之非西方的文化和知識體系更為先進，其中包含更多現(xiàn)代元素。在整個世界日益成為一個整體、高度信息化的今天，僅靠本土化是不可能實現(xiàn)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超越的。

近年來，在有關社會科學本土化、構建中國話語的討論中，有的學者就政治學的研究現(xiàn)狀發(fā)表議論說：“我們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設、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來自于西方，甚至我們討論的熱門話題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而西方主流政治學則不屑討論我們提出的問題，更不會運用我們發(fā)展的概念、基本假設、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14]，因此，構建政治學中國話語的目的就是改變長期以來中國學者扮演“概念、理論、方法的消費者和進口者”的角色的現(xiàn)狀[15]。這一說法的要義就是中國學者應該用本土概念、本土理論和本土方法來研究和解釋中國問題，或者說，就是“用中國特色話語體系解讀中國道路、中國實踐和中國經(jīng)驗”[16]，這一說法在某種意義上是有道理的，中國特色的政治學首先應該面對中國問題。如果不是這樣，政治學在中國就失去了存在意義。

但是，當本土化的概念、理論、方法成為我們的學術愿景的時候，我們也不能忽略問題的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的政治學話語體系，以至于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建設中國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目的，不僅僅是用中國的概念、理論、方法解釋中國問題，更重要的是超越現(xiàn)有的以西方近現(xiàn)代哲學、社會科學為基準的知識體系。這是因為，在全球化進程日益加速的信息時代，僅能解釋一個國家現(xiàn)實問題的學術體系是難以獨立存在的。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純粹的本土性知識無法形成對話，也無法產(chǎn)生認同”[17]，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應該是一個開放的學術體系，避免陷入自話自說的困局，使我們的特色話語能夠為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所理解和接受，使我們想要建設的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成為整個世界能夠理解的知識，才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其次，在建設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過程中，在改變以往食洋不化的狀況的同時，也應該避免盲目復古、崇古的傾向。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學界確實有過一段大量引進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時期。不過，如果追根溯源，這一過程早在19世紀末葉，嚴復、梁啟超那個時代就已經(jīng)開始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傳入中國，固然與西方國家在近代歷史上的強勢地位有關，但在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思想遠遠不能滿足中國近代化的需要。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對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大量引進，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引進現(xiàn)代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實現(xiàn)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進步。不過我們也應看到，在這一過程中，確實出現(xiàn)了一些偏差。一些學者在把西方學界的某些理論與方法，特別是近幾十年較為流行的理論和方法引入國內的時候，往往不審其義，不究所以，囫圇吞棗式地拿來就用，甚至錯用。例如，在西方學術界，博弈論（game theory）本是現(xiàn)代數(shù)學的一個分支，后來，博弈論的觀點和方法被引入經(jīng)濟學界，成為一種有效的分析方法。此后，博弈論又進入了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領域。雖然不同學科對博弈論的理解和運用有所不同，但在最根本的一點上卻是一致的，即參與博弈的雙方或各方是平等的主體，這些主體之間在各自表達意見的基礎上，有可能在某一點上達成契約?？墒?，有些學者卻忽略了這至關重要的一點，用博弈的觀點來解釋我們國家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把人們通常所說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解釋為“博弈”。筆者不止一次在博士論文評審和答辯中遇到這種情形。事實上，用博弈的觀點解釋央地關系，是對我們國家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扭曲認識。

近年來，食洋不化的情形曾在許多學科領域里都不同程度地發(fā)生?？梢哉f，改變這種食洋不化的狀況，也是我們所以要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重要理由。不過，與此同時，筆者也不贊同當下較為流行的復古傾向。如前文所說，一些學者以為，建設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就是回歸傳統(tǒng)，應該到歷史中去尋找現(xiàn)實問題的答案。[18]然而，古代人所生活的社會環(huán)境與我們這個時代存在本質上的差異，以往時代的社會主題也全然不同于我們的時代。在經(jīng)驗性歷史過程中發(fā)生的事情，只是我們認識的對象，并沒有為我們提供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方案。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現(xiàn)實問題，需要現(xiàn)時代的人們憑借自己的理性去認識和解決，建構當代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只能依賴當代中國人的理性而不是歷史傳統(tǒng)。

再次，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基礎理論研究是重中之重。與自然科學一樣，哲學社會科學的發(fā)展，在根本上取決于理論與方法的進步。在社會科學的每一個學科分支，基本概念的定義與內涵都是通過理論研究明晰和確定下來的，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學科的基本規(guī)范也是通過理論研究建立起來的，規(guī)范和引領社會生活的價值也是通過理論研究建構的。如果說一個學科是一座金字塔，理論研究就是金字塔的基石，它決定著一個學科可能達到的高度。同樣，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者，理論修養(yǎng)如何，也在根本上決定著他所從事的研究能夠達到什么境界。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我們只能從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做起，此外再無他途。

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一直有重視應用的傾向，這一傾向在政治學、管理學等應用學科中尤為明顯。不能否認，重視應用的研究導向對于推進和繁榮我們國家的社會科學研究，使我們的學術研究更加貼近現(xiàn)實的社會生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應用研究固然重要，理論研究卻更為重要，因為應用研究的前提是理論，在應用研究中應用的是理論而不是其他。離開了基礎理論研究，應用研究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在更多強調應用研究時，理論研究便有意無意間被忽略了，于是，理論研究日漸薄弱便成為不爭的事實。僅就筆者熟悉的政治學領域而言，近年來，高屋建瓴的理論研究成果雖然也有，但絕不多見，最常見的是大數(shù)據(jù)、績效評估、基層治理之類的成果。筆者并不是貶低這些研究成果的價值，只是認為，離開了基礎理論研究，不可能形成高質量的應用研究。我們常?？吹剑笱鬄兹f字，羅列了一堆數(shù)據(jù)、表格，最后得出了一個簡單至極的結論，證明了一個無需證明的問題。可以斷言，如果基礎理論研究得不到加強，技術主義的路線將是一條不歸路。

最后，為了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應該進一步加強對西方思想文化與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哲學社會科學本土化，是一個富有生命力的老話題，最近三十余年來人們一直在討論這一話題。不過有一個現(xiàn)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在這方面說得最多的是原本不怎么研究西方思想文化的人，從事西方哲學史、西方現(xiàn)代哲學、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學者卻較少參與這個問題的討論。筆者認為，這些學者一定是贊同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實現(xiàn)哲學社會科學本土化的，他們也同樣在努力建構社會科學的中國話語，而之所以較少參與這個問題的討論，是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超越不易。

有一個常識，如果我們想要在公路上超車，我們首先得知道我們要超的車在哪里，前車的駕駛習慣、速度如何。超越西方中心主義也是如此。我們要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超越西方中心主義，我們更應該知道，近代以來的西方思想家究竟說了些什么，他們所倡導的價值觀念在本來意義上是什么，他們的思想學說在什么意義上是合理的。我們也應該知道，當代西方那些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有影響力的學者，他們的學術見解如何，他們是通過怎樣的邏輯展開論證的，他們的分析框架在什么意義上是合理的，他們的研究成果體現(xiàn)了什么樣的價值觀念，對于人類社會政治生活中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他們給出了怎樣的答案，如果他們給出的答案不符合我們的價值觀，我們又應該作出怎樣的應對。

總之，正是因為我們要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我們才需要對西方思想文化、當代西方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更為準確的理解。

注釋

[1]《禮記·王制》，《十三經(jīng)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338頁。

[2][3]［德］米夏埃爾·蘭德曼：《哲學人類學》，張樂天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第16、18頁。

[4]《孟子·滕文公上》，《諸子集成》（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230頁。

[5]引自乾隆寫給英王喬治三世的信，參見：https://www.sohu.com/a/252248438_176673。

[6]關于社會現(xiàn)代化，參見《社會學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278～282頁。

[7]《胡錦濤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6.html，2012年11月8日更新。

[8]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https://www.12371.cn/2017/10/27/ARTI1509103656574313.shtml，2017年10月27日更新。

[9]《鄧小平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中國政府網(wǎng)，http://www.gov.cn/test/2008-06/25/content_1027253.htm，2008年6月25日更新。

[10]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建構“中國法理圖景時代”的論綱》，《河北法學》，2005年第1期。

[11]這些觀點可參見慕朵生：《重建國學教育體系》，儒家網(wǎng)，https://www.rujiazg.com/article/8379，2016年6月13日更新；靳鳳林：《王道政治的轉型升級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道德與文明》，2018年第3期。

[12]康有為：《請定立憲開國會折》，《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38頁。

[13]白彤東：《中國是如何成為專制國家的？》，《文史哲》，2016年第5期。

[14][15]王紹光：《祛魅與超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3、18頁。

[16]吉佐阿牛：《中國特色話語體系建設之必要性分析》，《新經(jīng)濟》（專輯），2016年第14期。

[17]胡?。骸渡鐣茖W本土化與本土知識世界普遍化》，https://www.gmw.cn/xueshu/2021-06/09/content_34911395.htm，2021年6月9日更新。

[18]這些觀點可參見楊光斌、梁韶卿：《歷史政治學與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建設》，《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1月17日，第A10版。

The Modernization Perspective and Knowledge System Construction Beyond Western Centrism

Sun Xiaochun

Abstract: The Western center theory or Western centrism is a concept that emphasizes the superiority of Western culture. This concept is originally a historical illusion of Westerner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Western culture since the modern times has further strengthened this illusion of Westerners. Exceeding Western centrism is not simply overthrowing the existing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nor returning to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The only reliable reason for exceeding Western centrism and building a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only be modernizatio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i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Exceeding Western centrism is a large-scale systematic project. We should have a modern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f basic theories and methods is the only way to exceed Western centrism.

Keywords: Western centrism, discourse system, moder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