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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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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新政府上任后的中德關系新動向

【摘要】2021年德國大選并沒有改變德國政黨政治的基本格局,新一任總理朔爾茨上任,維持德國政治的穩(wěn)定和延續(xù)性依然是德國政治精英和民眾的普遍期待。新政府執(zhí)政之后,以歐洲一體化和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為支柱的德國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場不會發(fā)生根本變化,但是,德國和歐盟顯然希望能夠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推行更加獨立的外交政策并謀求更加平等的伙伴關系。德國不會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盟友,但同時,德國新政府對華態(tài)度也極有可能更加強硬,推動中德關系和中歐關系的穩(wěn)步發(fā)展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和外交努力。

【關鍵詞】中德關系 中歐關系 后默克爾時代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當?shù)貢r間2021年12月8日,連續(xù)執(zhí)政16年的德國前總理默克爾與新任總理朔爾茨在總理府前正式完成交接儀式。默克爾在執(zhí)政的16年中,以務實、穩(wěn)健的風格,領導德國和歐盟渡過了多個危機,為自己在世界范圍內贏得了威望,被認為是當之無愧的歐洲領袖,因此,新任總理朔爾茨是否能夠繼承默克爾的穩(wěn)健風格,繼續(xù)延續(xù)默克爾執(zhí)政期間確立的各種內政外交方針?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

德國是一個大國,還是歐盟的核心國家,德國未來政策的走向將直接影響歐洲未來的發(fā)展,并會對未來世界格局的走向產生深遠影響。在一個缺乏穩(wěn)定性的時代,后默克爾時代的德國會繼續(xù)成為一個積極的穩(wěn)定因素嗎?聚焦到中德關系和中歐關系,默克爾任職期間,面對巨大的內外壓力,尤其是在美國不斷升級對華的遏制政策和經濟方面的各種對抗和限制措施的情況下,仍然積極推動中德、中歐關系的發(fā)展,鼎力支持簽訂《中歐全面投資協(xié)定》,為中歐關系和中德關系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受到習近平主席的高度評價。在德國新任總理上臺后,中德關系是否能夠繼續(xù)維持穩(wěn)定并向前發(fā)展?這些都是各方關注的問題。

兩大主流政黨支持率下降,但德國政黨政治的基本格局沒有發(fā)生根本變化,保持政治穩(wěn)定與政策的延續(xù)性是普遍期待

執(zhí)政16年的默克爾被視為德國的“穩(wěn)定器”。盡管默克爾所在的聯(lián)盟黨(基民盟/基社盟)在此次選舉中失利,但是,從此次德國大選的結果來看,傳統(tǒng)的兩大主流政黨——社民黨和聯(lián)盟黨的得票仍然遠超其他黨派。選舉結果也體現(xiàn)出,德國民眾希望能夠保持德國政策的連續(xù)性,不要因為政府的更替而影響德國政治的穩(wěn)定性,德國“共識政治”的基礎仍然牢固。新一任總理朔爾茨,被認為是最像默克爾的一位候選人。在德國大選選戰(zhàn)正酣時,朔爾茨擺出默克爾經典的“菱形手勢”為《南德意志報》拍攝封面照,含蓄地表達了將繼承默克爾政治遺產的姿態(tài)。大選之前的民調顯示,德國民眾認為朔爾茨與聯(lián)盟黨候選人拉舍特和綠黨候選人貝爾鮑克(Baerbock)相比,更有領導能力、有更開放的姿態(tài)進行對話且更加博聞多識,顯然,民眾認為朔爾茨在接替默克爾之后,更有能力繼續(xù)塑造和維護德國的政治共識。與以往德國政府不同,本屆政府不僅首次由紅綠黃三黨組成,且其成員也凸顯年輕化、個性化、性別平等化、弱宗教信仰化特征,部委設置既重視延續(xù)性,也直面德國最新發(fā)展挑戰(zhàn)而進行微調。

作為一位深謀遠慮的政治家,默克爾在卸任之際,也把保持德國政治的穩(wěn)定和內政外交政策的連續(xù)性作為頭等大事,并為此從大局出發(fā),超越了黨派之爭。尤其是在目睹了美國特朗普和拜登之間的權力交接的亂局之后,默克爾與繼任者之間權力平穩(wěn)交接,不僅是德國各界的普遍期望,對德國在歐洲和世界范圍內的合作伙伴來說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在2021年10月舉行的羅馬G20峰會上,朔爾茨身為德國財政部長,與默克爾一道赴羅馬參會。默克爾借機為朔爾茨創(chuàng)造了和與會各國首腦對話和交流的機會。這被認為是一項“不同尋常”的舉措,旨在向國際社會展示“德國將持續(xù)堅持多邊主義外交的政策立場。不僅在與北約有關的議題上,在貿易、氣候變化和發(fā)展領域德國都將繼續(xù)是堅持多邊主義的可靠的合作伙伴。”

德國政治精英普遍認識到德國和歐洲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可以預見,德國會推動歐盟在跨大西洋關系中謀求更加獨立和平等的地位

從整體來看,德國民眾高度關心內政問題。選舉前的民調數(shù)據(jù)顯示,最受選民關注的議題中,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養(yǎng)老金和社會保障體系”“環(huán)境和氣候政策”“經濟和就業(yè)”“內部安全”“經濟數(shù)字化和現(xiàn)代化”“醫(yī)療衛(wèi)生”“教育和研究”“移民”和其他,其中56.3%的受訪者最關心養(yǎng)老金和社會保障議題,46.2%的受訪者最關心環(huán)境和氣候變化議題,39.1%的受訪者最關注經濟和就業(yè)議題。外交政策不是德國民眾的關注焦點,無論跨大西洋關系還是對華關系,甚至連歐洲政策立場,都不是影響選民取向的重要因素。因為民眾的注意力聚焦于內政,為德國的政治精英提供了選擇和塑造對外政策的空間。

通過各主要政黨在競選期間發(fā)布的競選綱領來看,德國的政治精英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相當一致的,普遍認為國際格局正在發(fā)生深刻的變化,德國將要面對更加激烈的競爭。聯(lián)盟黨指出,“我們正處于世界性的、劃時代的變化之中”,21世紀的走向將取決于“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之間的斗爭”;社民黨講到“全球性的競爭”;綠黨和自民黨宣示要“抵制專制國家獲得更多權力的企圖”;選擇黨則認為國際關系正向著多極世界秩序的方向發(fā)展。

為了應對這些外部挑戰(zhàn),主流政黨普遍認為德國和歐盟應該在外交政策領域更有作為,采取更加強硬的姿態(tài)。聯(lián)盟黨將德國視為“一個全球化世界的穩(wěn)定之錨……德國是歐洲最具實力的經濟體,必須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領域扮演領袖的角色。與過去相比,我們必須準備好同我們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一道,在尊重國際法和符合憲法的條件下,使用所有的外交、防務和發(fā)展援助等政策工具,在必要時包括使用武力”。聯(lián)盟黨強調,德國和歐盟應該采取更加獨立的立場,在跨大西洋關系中,應該成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相比之下,社民黨的主張要溫和一些,強調了北約的重要性,但同時強調了應該加強歐盟的行動能力,特別指出建設“歐洲軍隊”的重要意義,它應該成為“歐洲和平力量”的一部分。自民黨希望歐盟能夠成為“真正的全球性的角色”,支持建立歐洲防務聯(lián)盟,并以此為基石建立歐洲軍隊,以加強歐洲獨立行動的能力。顯然,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推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已經成為德國主要黨派的共識。

增強德國和歐洲外交的自主性并不意味著終止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相反,各主要政黨對德美關系和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的評價是一致的,德美關系和跨大西洋伙伴關系是以共同的價值觀為基礎的,美國是德國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歐洲一體化和跨大西洋伙伴關系仍然是德國外交政策的兩根支柱。但是,當前的跨大西洋伙伴關系應該有所改觀。組閣前社民黨和綠黨都公開表達了改革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的愿望。綠黨的表述更加清晰和直接:“跨大西洋伙伴關系是德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但是它需要重新啟動,需要用歐洲的方式規(guī)范它,它應該是多邊的,并明確地指向我們共同的價值和民主的目標。”

為了鞏固跨大西洋伙伴關系,并更多地向美國施加影響,在默克爾任期末期,德國利用雙邊、歐盟、北約和G7等多個合作平臺,在德美、歐盟和美國之間開啟了一些新的合作機制。2021年7月,默克爾訪美期間,與拜登共同發(fā)布了《華盛頓宣言》,該宣言除了重申德美繼續(xù)致力于維持北約同盟關系,維護民主價值觀念和法治,還宣布建立“氣候和能源伙伴關系”,并創(chuàng)設“美-德未來論壇”,論壇由德、美非政府部門的代表組成,共同討論美、歐共同關心的問題,以及一些全球性議題,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在歐盟層面,歐盟和美國開啟了“跨大西洋綠色技術聯(lián)盟”,致力于共同推進環(huán)保技術研發(fā),并設立“歐盟-美國貿易和技術委員會”,目的是為新興技術領域設定技術標準,并在保證全球供應鏈的前提下實現(xiàn)供應鏈的多元化。在北約層面,要加強美歐之間的技術合作,尤其是在關鍵技術領域。在G7層面,美歐就全球稅制改革達成協(xié)議,解決了美歐之間的數(shù)字稅之爭,并將共同努力打擊“避稅天堂”。這些措施不僅解決了一些德美和歐美之間有爭議的議題,而且為雙方未來在關鍵領域的合作創(chuàng)造了條件。

目前,中美關系已經超越了雙邊關系的范疇,持續(xù)地產生外部影響,成為了全球性的話題。曾經,默克爾領導下的德國,保持了與美國的距離,務實而理性地處理中德關系,推動中德和中歐之間的經貿合作。今后,尋求對美獨立和與美國之間平等伙伴關系的德國,是否能夠持續(xù)地與美國對華政策保持距離?

未來需進一步鞏固中德兩國信任,以避免對經貿主導的中德關系和中歐關系產生不利影響

目前來看,拜登執(zhí)政之后,中美關系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拜登政府不僅延續(xù)了特朗普時期在經濟和技術領域同中國的對抗政策,而且將對抗的范圍擴大到人權、勞工標準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等領域,目前,美國精英和民眾一致地將中國視為“頭號敵人”。拜登上臺之后,改變了特朗普時期“ 美國優(yōu)先” 的立場,打出“美國回來了!”的口號,積極修復與歐洲傳統(tǒng)盟友的關系,重啟跨大西洋伙伴關系。而在中美對抗的背景下,對華關系無疑會成為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的中心議題之一。

美國是德國最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而中國則是德國不可或缺的經貿合作伙伴。中國已經連續(xù)5年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德國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體,考慮到中國在世界經濟中不斷增長的份額,德國無法選擇與中國脫鉤的政策。中美之間的對抗不符合德國的利益。德國智庫“德國對外政策協(xié)會”的評估報告顯示,德國深刻認識到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正在經歷深刻的變化,在國際體系轉變的過程中歐盟的國際地位將趨于下降,而中國的力量將不斷上升。因此,在中美對抗之中,德國和歐洲就像夾在兩只纏斗的大象之間。如果中美關系保持目前的現(xiàn)狀,那么到2030年,不僅目前的國際多邊貿易體系將難以為繼,而且決定未來發(fā)展的新技術領域也要受到中美對抗的影響,歐盟將被排除在新的科技創(chuàng)新之外。夾在中美之間的歐盟處境會越來越艱難,在繼續(xù)保持與日漸衰落的美國的同盟關系的同時,還要面對日漸強大的中國帶來的新的壓力。隨著美中對抗的延續(xù),在貿易和技術領域會分別形成以美、中為中心的貿易堡壘和技術堡壘,歐盟不得不在美、中之間抉擇。這種困難的對外關系的局面也會對歐洲內部的團結與穩(wěn)定造成不利影響,可能會導致歐盟的北歐成員選邊美國,南歐成員選邊中國的局面,而這將意味著歐盟內部的分裂。

不容忽視,目前一些德國民眾和精英對中國持有不信任的態(tài)度,在他們的眼里,一個由中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比中美之間的持續(xù)對抗更加不可接受。2021年的一項泛歐民調顯示,與其他主要歐盟成員國相比,德國民眾對中國的疑慮更深,只有2%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與德國擁有共同利益和價值的盟友,28%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德國不可或缺的戰(zhàn)略合作伙伴,而有17%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與德國沖突的敵手,30%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德國的競爭者。而在法國,持有這四種立場的受訪者的比例分別為3%、28%、12%和30%。與歐盟平均水平相比,德國民眾更加支持歐盟對華采取更加強硬的政策。52%的德國受訪者認為歐盟應該強烈地批評中國侵犯人權、民主和法治的行為,23%的德國受訪者認為歐盟應該避免就內政問題與中國發(fā)生沖突而應該加強與中國在經濟和安全領域的合作,歐盟范圍內持有上述兩種姿態(tài)的受訪者比例分別為45%和30%。

德國的經濟和政治精英也在重新審視德國的對華政策。在過去的幾年中,德國經濟界的認知發(fā)生了重要變化,目前,幾乎不再有人相信“貿易促變革”的觀點。民眾和經濟界對中國的態(tài)度反映到各個主流政黨的政策主張之中。在大選中,雖然側重點不同,但是主流政黨普遍認為,中國既是競爭對手,也是合作伙伴。聯(lián)盟黨認為,中國是目前德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最大的挑戰(zhàn),“它(中國)是競爭者,是合作伙伴,但同時也是制度對手 ”;社會民主黨認為,德中之間的利益和價值觀念的沖突正在增多。“ 歐洲需要以一種協(xié)同的、具有建設性同時也富有批判精神的方式與中國就合作與競爭開展對話”;自民黨強調,盡管中歐之間存在著制度競爭關系,仍然應該更有針對性地發(fā)展中歐關系,并加強經濟和公民社會的交流。但是,“與中國更緊密的交流只能以尊重國際法為基礎”。在組閣談判中處于關鍵地位的綠黨開誠布公地表達了對華的強硬姿態(tài),強烈要求將經貿議題與可持續(xù)發(fā)展和人權議題掛鉤。隨著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成功組閣,可以預見,“紅綠黃政府”會在對華政策上采取比默克爾政府更加強硬的姿態(tài),目前在中德雙方共同關注的投資審查機制問題、華為問題和《中歐全面投資協(xié)定》等議題上,可能出現(xiàn)不利于中國的傾向。

顯然,在如何處理中美對抗的問題上,德國政界存在著共識,選邊站不符合德國和歐洲的長遠利益。德國和歐洲不希望成為美國反華的盟友,但同時,中國也不可能寄希望于聯(lián)合歐洲以抗衡美國的壓力。對于德國和歐洲來說,中德之間和中歐之間的關系是合作、競爭甚至敵對并存的關系,至于是合作還是競爭主導未來的雙邊關系,將取決于雙方未來互動的情況。

求同存異,加強合作,推動中德和中歐關系的平穩(wěn)發(fā)展,為中國的持續(xù)發(fā)展創(chuàng)造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

如何推動中德關系和中歐關系發(fā)展,積極主動地創(chuàng)造有利于中國穩(wěn)定和發(fā)展的外部環(huán)境,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和雙方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交流。德國選舉反映出,德國民眾對中國的不信任的主要根由在于雙方不同的價值觀念體系、不同的制度模式和不同的發(fā)展道路。綜觀幾十年來中德關系和中歐關系發(fā)展的歷程可以看出,這些差異并不必然成為構筑良好雙邊關系的障礙。近些年來,由于中德雙方實力對比變化以及美國的影響等原因,價值觀差異日漸突出。這些差異需要得到管控,否則,其負面影響將溢出到其他領域,不利于雙方開展多方面、多層次的合作。因此,堅持求同存異的原則,通過積極有為的外交,加強多層次、多領域的對話與合作,對于增進理解、管控分歧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德國和歐盟的政治家對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有十分清楚的認識。德國和歐盟的實力已經不足以支持其在全球層面發(fā)揮全方位的領導作用,因此,歐洲人希望就“特定的議題”發(fā)揮領導作用,在歐盟具有優(yōu)勢的關鍵領域塑造全球規(guī)則,進而維護歐盟的整體利益。德國和歐盟尤其擔心被排除在關鍵的技術領域之外,并無法獲得支持新技術和新經濟的必要資源。因此,歐美之間已經加強了在技術領域的合作,并試圖合力塑造新技術領域的技術標準以保障歐洲產品在新興經濟領域的市場份額。由此,中國有必要加強中德之間和中歐之間在關鍵領域的技術合作,以及探索分享關鍵資源和能源的方式,這將有助于鞏固和深化中德之間和中歐之間的經貿關系,進一步夯實雙邊關系的基礎。

綜上所述,對于中國來說,德國和歐洲是中國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無論是對抗美國的霸權行徑,還是維持世界和區(qū)域的安全與和平,或者是解決全球性問題、促進全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德國和歐洲整體上看,仍然是一支積極的力量。德國是歐盟的核心國家,推動中德關系的發(fā)展,進而推動中歐關系的發(fā)展,有助于維持有利中國持續(xù)穩(wěn)定與發(fā)展的外部環(huán)境。盡管德國和歐洲內部存在著不利于雙邊關系發(fā)展的負面因素,但是,通過持續(xù)努力盡量改善和消除這些負面因素,仍然值得嘗試并充滿希望。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Ulrike Franke,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in the German Election”, ECFR report, Sep. 16, 2021

②Roderick Parkes, Anna-Lena Kirch & Serafine Dinkel, “Geo-Economics in 2030”, DGAP Report, July 01, 2021

③Janka Oertel, “The China Factor in the German Election”, ECFR report, Sep. 09, 2021

責編/谷漩 美編/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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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一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