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疫情防控進入常態(tài)化，阻斷病毒傳播的社會疏離和隨疫情蔓延的“網絡病毒”加劇社會焦慮、影響社會穩(wěn)定，使基層治理面臨“心”挑戰(zhàn)，亟需發(fā)揮社會心理服務“從心而治”的功能。由于在心理服務的被動原則與疫情防控的主動要求、社會組織的逐利性與疫情治理的公共性、依賴硬性行政手段與柔性治理需求之間存在矛盾與沖突，社會心理服務需要加強黨建引領、設置心理社工崗位鏈接與整合資源、強化行業(yè)監(jiān)管和督導，從組織、人員和專業(yè)三個方面實現其在基層治理的嵌入，更好助力疫情防控。

【關鍵詞】疫情防控 社會心理服務 基層治理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fā)與蔓延，使經濟發(fā)展和社會心態(tài)受到嚴重沖擊。特別是疫情防控進入常態(tài)化后，生產生活的活動受限、病毒感染的潛在風險等特殊誘因，加劇了社會焦慮、不安等負面情緒。社會心理上的不穩(wěn)定反映到作為各種社會關系交匯點的基層社會，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難度，也使基層治理面臨著“心”挑戰(zhàn)。社會心理服務作為綜合運用心理學、社會工作等方法積極預防和解決現實問題的支持系統，可發(fā)揮其治理功能，助力國家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下基層治理面臨的“心”挑戰(zhàn)

阻斷病毒的社會疏離加劇基層社會焦慮。新冠病毒具有傳播快、變異強、易感染、防控難等巨大的不確定性和危害性，在我國普通人群中抑郁、焦慮、失眠以及急性應激反應的發(fā)生率高達30%的境況下，新冠肺炎疫情極易引發(fā)社會性緊張和焦慮情緒。疫情防控常態(tài)化意味著需要將拉開社會成員的社會隔離措施經常性使用，居家辦公、線上工作、社區(qū)封控等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軌跡，也改變著人們已經適應的空間習慣。疫情防控需要的適應性改變不是人們的主動選擇，隨著個體、社區(qū)在突然或意外被隔離開后產生的社會疏離感越來越強，群眾和防疫人員的壓力都在加大，焦慮、抑郁等消極心態(tài)加劇，考驗著人們的心理健康水平，也影響著社會互動與社會關系。

隨疫情蔓延的“網絡病毒”影響基層社會心態(tài)。社會隔離限制了人流、物流，使人們保持聯系與互動的是信息。網絡時代，手機不離手已成現代社會常態(tài)。即使在隔離狀態(tài)下，手機連接起人與人和心與心。但各種信息，包括謠言和虛假信息，在病毒、疫情、封控等帶來的不確定性和產生的恐慌中，隨時通過任意一部手機以語音、視頻等形式通過微信、抖音等方式傳播出去，迅速形成消極負面的網絡輿情。社會謾罵、抱怨、恐慌等消極情緒和心態(tài)在降低社會信任、增加社會疏離與失序的同時，使疫情防控面臨產生次生災害的風險?？梢姡W絡謠言與虛假信息成為與新冠病毒一樣的“網絡病毒”蠶食著社會心態(tài)，影響著疫情防控的效果，不容忽視。

社會心理服務的意義和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在病毒持續(xù)變異蔓延、疫情防控成為常態(tài)的社會背景下，彌漫在整個社會中的心理氛圍形成的社會心理影響著社會心態(tài)，引導著社會輿論，也波及社會治理的基礎。因此，社會心理服務不僅僅只是一種關乎人們心理健康和幸福的公共服務，也成為維護社會穩(wěn)定與秩序的重要治理手段。

社會心理服務的治理功能使其有別于個體的心理健康服務，但又與心理密切相關。一方面，它著眼于個體、群體、社會中的社會心理問題，在提供心理健康服務的基礎上，還要提供緩解宏觀層面負性社會心理、培育理性平和社會心態(tài)等方面的內容。另一方面，它不囿于心理健康問題，而是從“心”而治，注重運用心理學方法，通過社會工作的手段，引導、化解社會生活的現實問題。因此，社會心理服務不只是推廣普及心理健康知識、提供普及普惠的心理咨詢、團體輔導等服務，還要常態(tài)化地進行社會心理監(jiān)測與預警、開展社會心理服務知識與技能培訓，實施突發(fā)事件的心理疏導與干預，為社會治理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幫助。社會心理服務需要直面社會治理中的社會心理問題，這是與人們的社會經歷密切相關的問題，不能只依靠專業(yè)的心理咨詢與疏導來解決，更重要的是能夠在服務中關注與服務對象生活情境相關的社會因素。以心理為基礎，社會心理服務還必須依托社會工作的模式與方法，實現在社會治理中的嵌入，才能提供適合治理需要的社會支持與服務。

疫情防控下社會心理服務嵌入基層治理面臨的困境

心理服務被動性原則與疫情防控主動性要求相沖突。作為社會心理服務的基礎性工作，開展心理疏導和干預的前提和關鍵是求助者希望改變現狀的強烈愿意。心理咨詢須遵循“不求不助”的被動服務原則，否則收效甚微，甚至會起反作用。即使針對突發(fā)危機事件后的心理援助，也是在社會道義基礎上有限的主動，專業(yè)工作者需要服從應急救援組織的統一安排，不能擅自行動。盡管疫情防控下基層的社會心理服務需求快速攀升，但自上而下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未能很好地結合基層社會的實際與需求，服務站點的專業(yè)力量缺乏參與治理的意識，僅從專業(yè)心理服務出發(fā)，受制于被動服務原則，并不能主動提供心理疏導和干預服務。同時，承接政府購買服務的專業(yè)社會組織受行政化取向影響，偏重于以完成項目要評估的業(yè)績指標來結束項目運行，最終偏離了社會心理服務“主動預防、減輕疫情造成的心理傷害與社會影響，促進社會穩(wěn)定”的治理功能。

專業(yè)社會組織的逐利性與疫情治理的公共性相沖突。專業(yè)社會組織作為社會心理服務專業(yè)機構，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形式，為大眾提供專業(yè)化、規(guī)范化的服務。專業(yè)社會組織是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力量，協同基層政府承建和運營社會心理服務中心。但專業(yè)社會組織具有逐利性特征。社會組織可以通過經營方式獲取合理利潤。但在目前募集社會資源能力較弱、政府購買是獲取資金的主要途徑的情況下，生存和逐利成為一些社會心理服務組織的自然選擇。一些社會心理服務組織僅在形式上完成團體輔導、對基層社工的心理測評等工作，對助力社區(qū)增強疫情防控的凝聚力、幫助社區(qū)轉化疫情防控壓力等需要社會心理服務助力基層治理的工作重視不夠，在現實中也未很好開展。

依賴硬性行政手段與柔性治理需求相沖突。疫情防控中，在政治任務的壓力傳導下，基層管控容易偏向嚴格、嚴厲，而體現人文關懷和柔性治理的社會心理服務容易被忽視。一方面，基層治理主體對社會心理服務及其“從心而治”的功能定位了解有限，同時習慣于事后處理的行政慣性方式使其缺乏對事前預警的重視，其要么把社會心理服務看作是心理健康服務，要么抱有僥幸心理，認為心理工作無用。另一方面，基層習慣于聽命于行政指令，為應對下沉到基層、頭緒繁多的防疫事務，身兼信息員、排查員、聯絡員、應急員等多項職責，本身就已相當疲憊且力不從心。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出現的“一刀切”式簡單粗暴的管理方式，仍依賴于硬性行政手段的溝通問題模式，不僅會加重原有矛盾，也將傷害基層治理的信任基礎，甚至可能造成社會沖突，增加疫情防控的難度。

疫情防控下社會心理服務嵌入基層治理的路徑

一是組織嵌入：黨建引領社會心理服務。發(fā)揮黨建對社會心理服務工作的引領作用，實現組織嵌入是將社會心理服務與基層治理聯結的前提。黨建引領社會心理服務應從組織結構上實現專業(yè)社會組織與基層黨組織的互嵌。一方面，依托基層服務站點，將專業(yè)社會組織納入街鎮(zhèn)或社區(qū)黨建的聯系組織，強化其與基層黨組織的聯系和協作，以促進社會心理服務與基層治理、抗疫需求形成常態(tài)化聯動。這也將增加專業(yè)社會組織對基層社會的熟悉度和影響力，提升基層社會對社會心理服務的認可和接納度。另一方面，可采取街鎮(zhèn)或社區(qū)黨組織負責人兼任服務站點名譽站長，而專業(yè)社會組織負責人兼任基層社區(qū)名譽負責人的互嵌方式。通過組織嵌入，將糾正基層治理主體忽視社會心理功能、由專業(yè)機構一包到底的思維方式，逐步提升其運用心理學技術與方法開展治理的能力。對于專業(yè)社會組織而言，這種組織上的互嵌使其可以借助治理的行政力量深入基層社會，有助于與服務對象建立信任，也能逐步強化專業(yè)社會組織參與治理的意識與能力。

二是人員嵌入：心理社工崗位鏈接與整合資源。社會心理服務涉及從心理問題的預防到對已發(fā)生心理問題的干預再到社會心態(tài)的引導，服務對象從全部基層群眾到部分處于心理亞健康狀態(tài)的人群再到老人、婦女、殘疾人等重點人群和社區(qū)矯正人員等特殊人群。心理社工，作為具備初級社會心理服務知識和能力的社會工作者，可以把基層的心理服務與社會工作鏈接起來，實現社會心理服務工作者在基層治理中的嵌入。設立心理社工崗位，一要突出社會心理服務在基層治理中的治理角色。心理社工不需要具備很強的專業(yè)咨詢與干預能力，而是負責基層社會中心理健康知識的普及、社會心理問題的篩查、預警以及運用心理學方法處理與基層治理內容相關的問題。二要結合基層社會心理服務的實際需求，及時鏈接專業(yè)力量，實現專業(yè)資源利用的最大化。三要整合與統籌殘聯、老齡辦等各部門單位分配到基層的社會心理服務資源，形成服務的合力。

三是專業(yè)嵌入：強化行業(yè)監(jiān)管和督導。當前參與基層治理的社會心理服務組織具有較大的模糊性、多樣性和復雜性，應加強行業(yè)監(jiān)管和督導，實現專業(yè)嵌入，充分發(fā)揮社會心理服務組織的專業(yè)優(yōu)勢，弱化其逐利動機，發(fā)揮社會心理服務的治理功能。一方面，通過行業(yè)組織監(jiān)管和督導社會心理服務的項目運行。行業(yè)組織作為社會心理服務的樞紐型組織，在引領、帶動社會組織參與治理中扮演著監(jiān)督規(guī)范的角色。基層政府或社區(qū)根據疫情防控實際需求，向社會組織購買的服務項目，可以通過行業(yè)組織進行全過程評估、督導，強化優(yōu)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促進社會組織不斷提升專業(yè)化水平和參與基層治理的能力，改變一些專業(yè)社會組織通過“人際關系”“政府資源”等獲得生存和發(fā)展的依附地位。另一方面，通過行業(yè)組織建立標準、選拔示范、樹立典范等發(fā)揮優(yōu)秀社會心理服務組織的引領帶動作用，激活社會組織參與基層治理的潛力。行業(yè)組織可制定準入標準、收費標準、職業(yè)道德水準等量化考評指標體系，建立心理服務社區(qū)準入和崗位人員管理制度，建立對社會心理服務組織的質量監(jiān)管和日常監(jiān)管機制。要對社會組織參與建設、運營的社會心理服務站點的工作進行過程監(jiān)管、定期督導、評估。對圓滿完成任務的頒發(fā)“五星級”資質證書，引導幫扶執(zhí)行項目能力弱、與社區(qū)關系不密切的社會組織開闊工作思路，同時可開展經驗交流，搭建資源共享平臺。要促進社會心理服務組織能夠在疫情防控等重要任務中取得成就，從而增強其公共責任意識和能力。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嵌入基層精細化治理研究”（項目編號：20BZZ069）及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健全城鄉(xiāng)基層治理體系研究”（項目編號：20ZDA080）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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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王清：《項目制與社會組織服務供給困境：對政府購買服務項目化運作的分析》，《中國行政管理》，2017年第4期。

責編/于洪清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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